0截至此时，关于达达尼尔行动，战时会议和海军部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么一个前提，即陆军将不参与进攻土耳其的战争。基奇纳勋爵在1月2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我们没有军队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陆。……在几个月内我们不准备大干。”在1月3日发给卡登中将的第一封电报中我们问道：“你是否认为单用军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在1月28日作出最后决定的战时会议的晚间会议上，基奇纳勋爵重申：“我们目前腾不出军队。”正是在这个原因，我们采取纯粹使用海军进攻的全部决策。但是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事实与压力，因此逐渐并且不断地改变任务的性质，大大扩大了任务的规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这些事态的影响下，把握不大但是代价与风险较小的海军进攻变成辅助手段，取而代之的是陆军的大规模卷入。海军部失去了对这个新计划负责的控制权。我们的建议不受重视，我们的批评不受欢迎；即便是询问我们也要拐弯抹角、小心谨慎。然而，这次陆军行动我必须承担成败的后果。

毕竟有了陆军了。从最终决定纯粹使用海军进攻的那一时刻起，陆军便从各处冒了出来。从那时起，每人心中逐步产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动用陆军的压力。由于放弃或无限期推迟沿比利时海岸进军的决定，原准备增援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一部分军队解脱了出来；由于土耳其对埃及的进攻软弱无力并且已被击退，集中在那儿的大部分陆军解脱了出来；这支军队中的澳大利亚军和本土军在训练中不断进步，因而日益适合进攻作战；由于镇压了南非的叛乱，其他一些忧虑也随之解除。与此同时，第一与第二新军(总计12个师)训练中质量提高，装备改善，许多本土师装备齐全，状态良好，他们的训练现已大有进步，也可在国内使用。在英国国内有大量有组织的武装士兵，应该消除海外入侵的担心了。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部队实际上已断断续续地获得命令前往达达尼尔海峡：

从英国调遣：第29师；两个一线本土师；皇家海军师；一个义勇骑兵师。

从埃及调遣：两个澳大利亚师；外加一个澳大利亚旅；兰开夏本土师；一个印度旅。

从法国调遣：两个法国师。

所有这些部队此时都已作好出发的准备。由海上运输这些部队的交通工具已准备就绪。随后，这些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全都派了出去。它们一起组成了一支至少15万人的大军。这支大军可以在3月底某个时候前集中在地中海东部，准备在任何选定地点进行干预。假如在1月份的任何时候就精心策划决定使用这支大军，根据妥善计划和坚定目的进行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旨在夺取加利波利半岛，从而为舰队打开通道，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将获得全面的胜利。另一方面，除了第29师之外，所有这些部队都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才招募起来或建立编制的。鉴于它们欠缺训练和弹药供应普遍不足，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新战役实在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决定。这就是主张海军进攻的正当理由。一种合乎逻辑的和前后一致的战争计划就是在此种条件下提出来的。计划是可以辩解的。但是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情却无法辩解，只能归因于人类的弱点。事先没有明确的决策和周密的计划，就一步一步地进入一场新的战役，这本来就让人们嘲笑。可是，在这些问题提出时一些人总是那么躲躲闪闪，而且夹杂的个人因素又如此令人困惑，因此战时会议不知不觉、不可抗拒地被拖入了深渊。

02

基奇纳勋爵在这段时间心里的盘算形成的特色，几乎就像战争问题本身一样令人迷惑。他的声望和权威如日中天，成了陆军部在战时会议中的唯一喉舌。对他的性格人人都钦佩不已，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发生的捉摸不定的可怕事件中，有他的指挥使大家增加勇气。只要是他作出的决定，无一例外都会被当作是最终决定。我相信，在无论巨细的军事问题上，他的主意从来没有被战时会议或内阁驳回过。所有部队的调度不仅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要听从他的意见。会议上几乎无人胆敢与他争论。大家尊重此人，同情他辛勤为公，信任他的专业判断能力，并且相信他的计划比我们深谋远虑。因此，无论在战时会议还是在陆军部都没有人敢表示疑虑和进行争辨。他手握重权、不动声色、含蓄冷漠，当时凡涉及陆军的组织和调度的事务，他绝对控制我们的决策。

然而，在这种不凡和辉煌的外表后面却存在许多弱点，这些弱点的明显表现，令人们越来越不安。战时国务大臣的重担压在他肩上，这付重担没有人能单独承担，即便三个像他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也难以恰当完成。他已经把整个陆军部吸收进他宽广的个性里。参谋部已完全失去作用，变成了向他提供情报的机器。即便作为这样一台机器，它也软弱得令人可悲。参谋部和陆军委员会里的所有最卓越出众、最有主见的人除了陆军军需主任约翰·考恩斯爵士全都迫不及待地跟远征军跑到国外，如今驻在法国，他们感到，应该根据圣奥默英军总部高度的局部责任制的观点，控制整个战争指挥工作。在他们留下的位置上，充当极为重要职位的是些已列入退休名单的军官或其见解在英国军事理论界无足轻重的人。基奇纳勋爵的个性和地位使这些军官成了木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表现出天赋的能力，敢于以人与人间平等的身份同他激烈争辩把问题争个明白。他穿着元帅军装，身为内阁大臣，巍然挺立在大家面前，而大家就像在练兵场上的下属向他行礼致敬。他们从来没有就战争的全过程向他提供经过周密思考的总体设想。他们准备尽其所能执行他的决定。他让战时会议的成员撰写有关战争的总体战略思想的文件，让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了解俄国迫在眉睫的军事崩溃，并以准确无误的语言向内阁宣布。在没有全面军事计划情况下，毕竟容我提供了一种影响近东政治局势的方法。面对纷至沓来复杂多变的事件，基奇纳勋爵自己并没有清晰和精辟的理论和周密的分析作为他决策的依据。

因此，他时而决定向东，时而决定向西，他的决策显然受他日常得到的印象的摆布，而这种印象却常常是短暂多变。结果是他的决策有时自相矛盾。两种鲜明的战争观点折磨着他，两种观点不乏力量与热情，以及大量事实与论据使他折服。英国陆军的所有主要人物以及法国高级司令部的权威都主张：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将全部士兵、大炮和炮弹都运到法国前线去“消灭德国兵”，在西部突破他们的防线。而战时会议的所有成员(当然包括已成为这一代公共生活中风云人物的人)的观点是，1915年的战役应该集中在南方与东方战场，基奇纳本人对东方的情况既有兴趣也有了解，所以强烈倾向于这个观点。他完全清楚这一地区的胜利将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也感到法国前线对他不断施加的另一种可怕压力，而我们却感觉不到同等的压力。

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调和这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概念不是不可能的。一份深思熟虑、精心制订的计划或方案可以在1月份设计出来，确定在3月、4月、5月、甚至6月在近东采取行动，随后在1915年秋季在西线集中兵力和进行大战，如果推迟到1916年春季在更有利条件下进行则更为理想，倘若能将有关重要权力部门争取过来，这两种政策完全可以恰当有序而成功地开展，因而每个政策得到完整执行，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结果是基奇纳勋爵屈从于相互冲突的势力和相互竞争的政策。

面临这些考验与重担他肯定承受不起，此外，他还有招募、组织与装备新军这一大堆事务。随后又逐步出现一系列有关生产与购买军火的问题，其规模之大是此前任何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这些问题涉及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与工业生活，触及世界的整个经济与金融制度。此外，每天还得去内阁和战时会议说明军事情况，这是基奇纳勋爵最难受和劳累的事务，也是他觉得最做不好的工作；另外，对庞大战场的军事行政事务的决策，包括重大战事和自成系统的远征。可以理解，落在国王这位最伟大臣民身上的重担比普通人所能承担的重得多。

然而必须说，基奇纳勋爵绝不试图减轻这些可怕的重担。相反他敏感地憎恨任何人插手和检查他负责的巨大领域。他顽固地拒绝自1月份起有人试图将各种军火生产工作从他作为战时国务大臣的控制下转移出来。他尽量不把工作职责移交给下级。他试图仍旧采用一手包揽的方法领导这场大战，以前他领导那次小小的尼罗河远征战役，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大获成功。他还使参谋部或类似的机构处于完全驯服和实际不起作用的状态。正如他的内阁办公室证实的那样，他甚至插手于政治领域，干预爱尔兰问题、戒酒法和工业组织。

时至今日，无视或掩盖这些事实是懒惰的表现。事实是，只有全面了解基奇纳勋爵的性格和他的困难，才能真正捍卫他的伟大，保证他能永远获得子孙后代对他的尊敬与感激，他为了同胞的利益与安全，全心全意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进行战斗。如果这段叙述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文献反映了他的军事政策，那末我同时必须说明，他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明在我们经历所有困难与迷惑时他表现出来的则是非凡的耐心与勇气，说明他对我始终是不变的友善与好意。

03

1月28日的战时会议最终明确决定，赞成使用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此外它还表明，它迫切希望获得一些陆军去影响巴尔干国家的政治局势。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能够召集起来的兵力会足以攻击加利波利半岛，这个行动在此关键时刻之前从未得到最小的赞同。当时全部希望只是从驻在英国但已待命赴法国兵力中抽调一两个师，包括第29师(我们剩余的一个正规师)，并运用这支兵力作为杠杆，以鼓励m韦尼泽洛斯和希腊国王及政府加入战争，站在我们这一方支持塞尔维亚。

在与约翰·弗伦奇爵士详细讨论之后，2月9日的战时会议决定向希腊派去第29师(当时它还在英国)和一个法国师，条件是希腊加入协约国。我认为，除了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就这些援助的本身而言是根本不够的。我不相信希腊更不用说保加利亚会受这么一点有限援助前景的影响。实际上援助幅度之小其本身就是承认我们的虚弱。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援助的建议很快被m韦尼泽洛斯谢绝了。

04

同时，海军进攻的准备工作稳步向前推进。指定执行这个任务的军舰已经到位或即将到位。得到m韦尼泽洛斯的非正式同意，包括宽广的穆德罗斯海港的莱姆诺斯岛由我们支配，作为集结舰队的基地，皇家海军师的两个海军陆战营已被派往该岛。这支小部队的唯一目的是为卡登中将舰队提供登陆部队，当卡登作战时，说不定他们有机会在敌人抵抗事实上已停止的加利波利半岛的部分地区彻底摧毁已失去作用的大炮与堡垒。但是，亨利·杰克逊爵士与费希尔勋爵一旦知道可以得到相当多数量的陆军，他们便开始迫切要求将陆军用于达达尼尔行动。亨利，杰克逊在2月15日写道，“提供必要数量的陆军，能使这次海军大规模行动取得的成果永远不被忽视，运送陆军的船队看到狭窄的堡垒被制服之后立刻准备进入海峡。……海军炮轰不值得推崇，它不是一种完善的军事行动，除非有强大的陆军准备支持这种行动，或者至少在堡垒被制服后陆军立即跟上。”这番话中有许多混杂的想法。“支持这种行动”和“堡垒被制服后陆军立即跟上”这两句话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另一方面费希尔完全清楚。他希望加利波利半岛由陆军攻击和占领。当时无论是基奇纳勋爵还是战时会议都不持有这种想法。

2月16日晚上第一海军大臣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能说服基奇纳明天派几个师去莱姆诺斯！除非派陆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否则我们从黑海得不到一粒麦子。让50万军队留在英国而不派军队与海军舰队合作，这将是时代的怪事。

“错失良机的战争！！！安特卫普为什么会陷落？

“哈斯拉船队可以立刻驶往莱姆诺斯，因为迟早有人在加利波利登陆。”

我依旧坚持海军计划的完整性。我知道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我们陆军的状况，我不低估决定将英国军队投入加利波利半岛与土耳其人进行剧烈而前途未卜战斗的严重性质。我当然很早就认真考虑，如果海军进攻得手和英国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期待只要土耳其的堡垒开始陷落，希腊人就会加入我们一方，他们的全部军队此后便会听凭我们支配。我希望英国舰队在君士坦丁堡海外出现以及“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逃跑和毁灭，将引发意义深远的政治反应，结果，土耳其政府会要求谈判或退往亚洲。我相信一场大战后马上开展正确的外交活动能诱使保加利亚向阿德里安堡进军。最后，我确信不管俄国人在其他地方的需要如何，他们是不会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无动于衷的，从他们那里即将得到进一步的增援。在没有陆军的情况下，我正是指望这些准政治因素能够起作用，帮助我们扩大与巩固舰队所取得的成果。读者将可以了解到这种思考究竟有多少依据。

但是倘若最终基奇纳勋爵和战时会议觉得有必要在东方组成一支英国陆军大部队，大规模和成功的协同作战当然有非常大的希望。在埃及和希腊岛屿集结这么一支陆军，很可能成为决定和激励其他国家的运动肌。如果在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后，土耳其人撤出半岛，陆军便可以夺取布莱尔地峡；如果与土耳其达成协议，陆军便可以立即占领君士坦丁堡。再说，如果在舰队穿越海峡时需要一支较大规模的登陆部队，人员可以由这支陆军提供。这样，在立即向东方派遣陆军的问题上，对以后步骤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便基本达成一致。在互相冲突的意见中，在相持不下的计划中和在形势变化的紧急关头，想望以最快的速度在地中海东部集结一支规模尽可能大的陆军，并让它由最优秀将军指挥，在我们海军部的所有人看来是自然的。因此，在任何时候的讨论中，我们都支持任何有助于促进与加快完成这种军事集结的计划。

2月16日是作出正式决议的日子。包括首相、基奇纳勋爵和我本人在内的战时会议的主要大臣会议上，作出了下列决定，这些决定最终被写入战时会议的决议之中：

(1)尽速将第29师派往莱姆诺斯，最好能在9至10天内完成。

(2)如果需要，安排从埃及抽调一支部队。

(3)所有上述部队与已经派遣的皇家海军陆战营，在需要时可用于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

(4)动用运马船将第29师运出，海军部安排在黎凡特集中小艇、拖船与驳船。

2月16日的决定是陆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基础。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虽然没有明确决定大规模动用陆军，但是他们的大量集结，为需要支援时作好准备。”这一天卡登中将得到通知，穆德罗斯海港可以供他用作基地，海军少将威姆斯被任命为该基地的高级海军指挥官。16日夜晚，为执行已作出的决定，我吩咐战时参谋长奥利弗将军以最快的速度为第29师准备运输船队，他当天就下达了命令。集结陆军的决定毫无疑问含有在发生某种意外事件时使用陆军的可能性。但是对意外事件尚未明确界定。

17日那天，基奇纳勋爵似乎受到来自总司令部的巨大压力，要求第29师仍应派往法国。事实上，正如官方海军历史学家公正评论的那样，如何使用第29师成了我们秘密圈子里开始称为“西方”政策和“东方”政策之间的最重要问题。基奇纳勋爵成了这些斗争意见与势力的牺牲品，他陷入犹豫不决的巨大痛苦之中。

至此，达达尼尔海峡还未打响一枪，但是我们已处于进攻外围爆垒的前夕。19日，当我们再次在战时会议碰面时，基奇纳勋爵显然已改变了主意。他通知我们说，他不能同意将第29师派往东方。他提出的理由是，俄国已虚弱不堪，他担心大量德军从俄国前线调回，转而进攻我们在法国的军队。我不相信这个论点对他真有这么重要。他一定知道，除去其他的一些不可能的因素外，德国人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将大军从俄国运往法国前线，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那末第29师仅仅一个师恐怕也无补于事。他提出这个论点无非是在他经过最痛苦的思索之后作出的决定，来为其他一般理由作辩解。

战时会议屈从了基奇纳勋爵的意志，尽管它的愿望和观点并没有改变。战时会议决定推迟第29师的出发，但同时指示海军部继续为第29师和其他部队准备运输船队。在20日这天我给运输处处长送去一份备忘录，要求“以最少的耽搁做好第29师登船的一切准备卫作。但是该师的调遣还没有最后决定。”

20日是一个退缩的日子。基奇纳勋爵拒绝派出第29师。他甚至似乎反对在东方的任何大规模陆军集结。他给我写信(2月20日)说：“法国人关于你告诉他们我们将动用那末多军队一事十分热心。我刚刚见到了格雷，他希望我们不要承担法国特遣队去达达尼尔的任务。”他反对我在亚历山德拉集中4万人的运输船队作为事先预防的举措，这件事他以前曾经同意过。更有甚者他还派他的副官勇敢而有功绩的菲茨杰拉德上校去第一海军大臣和海军部运输处那儿，告诉他们第29师不准备出发了。于是第一海军大臣和运输处处长便以为基奇纳大臣和我已达成一致意见，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自16日起开始进行的为第29师集结和安排运输船队的命令就这样被取消了；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由22条船只组成的整个船队也被解散，派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2月24日和26日又恢复了讨论，但是我们是在听到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实际进攻的消息后开始开会的。2月19日开始了对外围堡垒的炮轰，虽然由于天气恶劣炮轰曾一度中断，但大家的感觉是行动一直都还顺利。而且，公开军事行动现在也已经展开。如果说16日是一个下定决心的日子，20日是一个退缩的日子，那末24日与26日可谓是妥协与折衷的日子。在24日，基奇纳勋爵说他“觉得如果舰队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无法穿越海峡，那末陆军承担的任务就应该有始有终。在东方遭到失败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在那里绝无后路可退。”就这样，一下子海军放弃进攻的念头打消了，如果海军进攻证明困难太大，就放弃进攻转而寻求其他目标；大规模陆军作战的可能性似乎得到认可。对此，我在24日和26日再次顽强地提出理由派遣第29师，我充分利用海军进攻给予人们不断增加的希望与兴趣。

基奇纳勋爵不顾他自己的声明，坚持拒绝派遣第29师。他指派熟悉并且信任的伯德伍德将军从埃及(他在那儿指挥澳大利亚军团)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并报告陆军行动的前景和可能性。2月24日，陆军部要求海军部给卡登中将发去由亨利·杰克逊爵士拟的电报稿：

“……陆军部认为，为了保证摧毁敌人永久性炮台这一首要目标的实现，占领半岛南端苏安代尔查纳奥瓦西一线对于以后首要目标消灭永久性炮台的成功不是必要的军事行动。虽然陆军应随时准备支援在海峡两岸爆发的小规模战斗，以便摧毁伪装的炮台并与保卫炮台的敌人部队作战，但陆军主力可以留在莱姆诺斯兵营中直至海峡的通道落入我方之手，此时有必要扼守布莱尔战线以切断到达半岛的所有供给。你应在伯德伍德将军到达时与他讨论这个军事行动，然后再决定在军舰大炮射程范围之外的任何重大作战行动，并报告作出的结论。”但是两天之后，即2月26日，基奇纳勋爵授权伯德伍德将军率领澳大利亚军团“竭尽全力”支援舰队。

然而，所有这些折衷的做法，任意假设事情的轻重缓急，明显改变了行动的整个性质，在我看来相当危险，因此在26日的战时会议上我正式宣布，对可能发生的任何陆军行动的后果不承担责任。我的不承担责任的声明载入记录。随后首相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干预，他最强烈呼吁基奇纳勋爵不要允许在东方可以使用的兵力中失去对东方有举足轻重的一个正规师，但毫无结果。会议之后我等了一会儿。我知道首相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实际上除了基奇纳勋爵之外整个战时会议都赞同我的观点。我敦促首相行使有效权力，坚持将第29师派往莱姆诺斯或亚历山大。此刻我紧张地感到一种灾难临头的预兆。我知道现在是斗争的转折点，我确信其后果将铭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首相觉得已毫无办法。他已经尽力劝说基奇纳勋爵。他不能在这么一个问题上让他屈服或让他辞职，因为参谋部的全部陆军的意见和法国当局的意见都支持他。

2月25日我准备了一份对整体形势的评估报告，并在26日的战时会议上使用这份报告进行辩论。这份报告打印出来，并送交首相、财政大臣和贝尔福先生。现在我在此转载这份报告，因为它比那个阶段的任何其他文件更清楚说明我的立场。

评价报告

1915年2月25日

1俄国我们一定不能期待俄国在今后的许多个月中能成功地攻入德国。但是，虽然俄国的攻势已陷于瘫痪，我们仍旧可以指望她不仅能成功防守，而且能有效地将大量德军吸引在她的防线之前。没有理由相信德国能在任何时候将百万大军转移到西线；在4月中旬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足以影响局势的大量德军抵达西线。

2英、法在西部的战线非常牢固，不可能被迂回。我们在法国的地位和力量之坚固是战争开始时不能比拟的，当时对付我们的有近四分之三的第一线德军。我们必须迎击最大规模的德军进攻。现在我们有很大把握击退他们；即使德军胜利使我们有必要退至另一条战线，德军优势的损失对我们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偿。在今后的三个月里，西线的问题不应令人担忧。但是无论如何它不是四五个英国师能起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3对我们而言，能夺取并保持主动权的有决定意义的唯一地方在巴尔干半岛。只要陆军与海军配合默契，运用现有的兵力，我们肯定可以在3月底之前拿下君士坦丁堡，俘虏或消灭土耳其在欧洲的所有军队(阿德里安堡的部队除外)。这个打击能在塞尔维亚命运决定之前实现。它对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将使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军事因素。

4我们可以立即得到(至少)下列部队：

人数

在英国第29师和另一个本土师…………………………………36000

奉命前往莱姆诺斯的部队：皇家海军师…………………………12000

从埃及抽调：两个澳大利亚师……………………………………39000

法国师………………………………………………………(大约)20000

俄国旅………………………………………………………(大约)8000

合计………………………………………………………………115000

5如果现在就发布命令，所有这些军队可以在3月21日之前集中在布莱尔地峡的打击距离之内。如果海军的军事行动到那时仍未取得成功，这些军队可以用于进攻加利波利半岛，确保舰队穿过海峡。一旦达达尼尔海峡打通，他们就可以(a)从君士坦丁堡开始将土耳其在欧洲的军队彻底铲除；或者(b)如果保加利亚应我们之邀参战，将埃诺斯米迪亚一线全部占领，他们就可以借道保加利亚去援助塞尔维亚；或者(c)如果保加利亚只保持友好的中立，但希腊站在我们一边，他们可以借道萨洛尼卡去援助塞尔维亚。

ws丘吉尔

在27日我又补充：

我现在必须记录下我的意见：提供的陆军力量，即由9个海军营和一个法国师支援的两个澳大利亚师力量还不够，无法完成他们可能要执行的任务；没有用英国正规部队，一旦战斗打响，海军营和澳大利亚师将会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即便海军在没有援助下强力打通海峡通道，陆军力量的薄弱将会迫使我们放弃一大部分否则可以获得的战果。

我仍旧希望26日会议之后一二天内基奇纳勋爵会改变心情，希望首相能设法让他接受众人的观点，希望第29师能够获准出发。战时会议虽然听从他的决定，但仍决定运输船队聚集一起准备运兵。26日的会议结束之后我询问运输处，想了解一下运输船队准备的确实情况，希望发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当时我得知准备工作在20日就已被取消，船只已全部分散。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站立不稳，当即写信给基奇纳勋爵表示抗议。我立即向运输处重新下达命令，但是发现要在3月16日以前重新集合所需船只和并使其适合运兵是不可能了。

海军对外围堡垒的实际炮轰并获得成功(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描述)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引用达达尼尔委员会报告中的话，“战时会议的另一次会议于3月3日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基奇纳大勋爵反对派遣第29师的态度已明显软化。对丘吉尔先生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建议将此问题留到3月10日再讨论，那时候他希望已经听到伯德伍德将军的报告。”然而，伯德伍德将军在10日前抵达达达尼尔海峡。他在5日给基奇纳勋爵的电报中说：“我很怀疑海军能否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强行通过。”……

这份电报之后，在6日又来了一份电报，大意是：“我已经告诉你，我认为海军上将的预测过于乐观，虽然到3月12日我们或许能作出更准确的估计，但我仍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强行通过。”到了3月10日，基奇纳勋爵当时对其他战场的局势有所放心，也可能受到伯德伍德将军的报告的影响，他对战时会议宣布说：“他感到现在的形势已足够安全，有理由派遣第29师。”

“……2月16日作出决定，这个决定的执行在20日停止，3月10日重新开始执行。在这期间，浪费了三个星期的宝贵时间。原本可以在2月22日出发的运输船队在3月16日之前无法登程。”

我们不久就将面对这种延误造成的后果。计划的一再更改已经令人极度迷惑。但是，甚至在最终作出决定派遣包括第29师在内的陆军后，这支军队打算用在哪里依旧是一个斯芬克司之谜。当基奇纳勋爵心里决定，如果海军攻不下达达尼尔海峡，他便去攻击加利波利半岛，此时，他就应该将这个决定向他的同僚公布。即使不这么做，他无论如何应该在调度和组织部队时给自己留下各种供选择的余地。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让他的参谋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制定应急计划，而现在这种意外事情已明显发生。令参谋部科学地研究军事问题，或在恰当的时候选择一位指挥官，这根本不会要他承诺些什么。

“自从作出2月16日决策起，”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是无懈可击的。选择之一是接受这么一种观点：由于我们在其他地区已有承诺，所以无法提供足够的兵力去东地中海从事远征行动；当一旦大规模陆军行动已明显不可避免时，我们面临的将是，如果局部失败将导致威信的可能丧失，从而不得不回到原先的方案上，即海军放弃进攻达达尼尔海峡。选择之二是勇敢地面对从其他地区可能出现的风险，立刻作坚决的努力，以强大兵力用迅速而组织良好的联合进攻，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不幸的是，两种选择政府都没有采纳。……我们认为，丘吉尔先生对迟迟不肯从英国派遣第29师和本土师一事高度重视，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24章、外围堡垒的攻克和希腊的第二次提议

02月19日上午10点差9分，集聚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和法国舰队开始炮轰外围堡垒。1这些堡垒共计4个，配备了19门主炮。除了4门之外，所有其他炮都是老式的短程炮，最大射程为6000至8000码。只有在两个较小堡垒里的两对94英寸炮的射程超过11000码。所以，这些防御手段全都逃不了军舰从它们无法进行有效还击的距离外的轰击。

进攻的舰队编成三个分队：

第一分队：不屈号；阿伽门农号；伊丽莎白女王号；不可抗拒号；凯旋号。

第二分队：复仇号；阿尔比恩号；康沃利斯号；高卢号。

第三分队：萨夫伦号；布维号；查理大帝号。

这些军舰共配备了178门512英寸以上的炮，其中大部分炮都比堡垒的炮先进，而且每一等级炮都比敌同级的炮更为猛烈，射程也更远。随后发生的战斗过程在官方的海军史里有详尽记载，每一艘军舰的运动以及几乎每一发炮弹所造成的结果都有生动的说明。在此我就不想重复了。

进攻计划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远程轰击；然后以短距离轰击破坏堡垒，扫清一条通向海峡入口的通道。弹药用得很省。起先，军舰一直保持行驶。但是情况不久就表明，行驶中的军舰射击达不到足够的准确，在10点30分，所有军舰得到命令，在敌人大炮射程之外的地方抛锚，这样任何一艘军舰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观测到其他军舰的射击。到了两点，我们认为缓慢的远程炮击已足以使我们能够展开近距离进攻，炮击的军舰可以靠近到距目标6000码的位置上。直到此时所有堡垒一炮都没有还击。但是在下午4点45分，“萨夫伦号”、“复仇号”和“康沃利斯号”前进到距目标5000码之内，两个配备先进大炮的较小堡垒开始行动了，这说明远程炮击并没有破坏其大炮。“复仇号”和“康沃利斯号”在“阿伽门农号”、“不屈号”和“戈尔图瓦号”的增援下进行还击，短时间压制住其中一个堡垒的开炮。副司令德·罗贝克海军少将他的旗帜悬挂在“复仇号”上希望继续近距离炮轰，但是由于时间已接近5点半，天色正在暗下来，总司令打出了“全面回撤”的信号，这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舰队总共只打了139发12英寸的炮弹。这次非决定性炮轰的结果似乎表明：首先，军舰必须在抛锚之后才能作精确的炮击；第二，直接射击比非直接射击更有效；第三，用海军炮弹打击堡垒是不够的，只有落在大炮上或炮架上才算是实际命中。最后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天，天气开始变坏了，接连五天不能战斗。25日这天，我们根据获得的经验恢复炮轰。“阿伽门农号”炮击海勒斯角堡垒，“伊丽莎白女王号”炮击塞德埃尔巴赫尔堡垒，随后又炮击海勒斯角堡垒，“不可抗拒号”炮击奥卡尼堡垒，“高卢号”炮击库姆·卡莱堡垒。所有军舰互相观察，检测纠正彼此的射击。堡垒也还击，但成效不大。炮击效果显著。事实证明，只要能取得良好的观察数据，海军炮轰可以取得很高的命中率。发射18发炮弹后，“伊丽莎白女王号”直接命中并毁坏海勒斯角堡垒里的两门先进大炮。“不可抗拒号”在那一天耗费了35发炮弹，先后摧毁了奥卡尼堡垒里的两门先进大炮。这样，我们只耗费了不多的弹药便逐个打坏或摧毁了守卫海峡入口的全部4门远程大炮。当天下午，军舰逼近堡垒，对所有堡垒进行了猛烈轰击。全部堡垒都被打哑了。土耳其人把配备了短程大炮的旧堡垒仅仅当作引诱炮轰的摆设，里面的守备部队早已撤出。停战之后，土耳其人声称，炮台和弹药堆放处全被摧毁，但是军火库都安然无恙。由于堡垒已被舰队的短程炮轰全部摧毁，堡垒里的人员都已撤离。双方的伤亡不大。事实上，虽然“阿伽门农号”被击中六、七次，舰队并无什么损伤。总共阵亡3人，受伤7人。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天是非常重要和令人满意的一天。除了81发英国12英寸炮弹和法舰相应大炮的50发炮弹外，15英寸的炮弹总共只用了31发。这次炮击清楚地证明：在12000码外抛锚的军舰，如果能获得正确角度对距离作良好观察，便可以摧毁土耳其的大炮，而且不必耗费过量的弹药。现在可以扫清海峡的进路和入口了，这项工作分别在25日夜晚和26日夜晚完成。3艘战列舰进入海峡，从里面彻底摧毁了外围堡垒。随后，我们又取得了一个更加显著和当时我们认为更有希望的进展。在26日和后来几天里，由50至1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爆破小组在舰队炮火的掩护下登陆，他们用火药棉把塞德埃尔巴赫尔堡垒和亚洲一方两个堡垒的所有的炮炸成了碎片。他们并没有遭到土耳其人的认真抵抗。登陆小组一共摧毁或破坏了48门炮，自己仅伤亡了9个人。2

这样到了3月2日，达达尼尔海峡的全部外围防御工事被毁，包括19门主炮被毁，其中有四门现代大炮。这些炮在数量和质量上大约占全部防卫海峡的大炮的五分之一。舰队现在已经能够畅通无阻进入海峡达6英里，直到凯佩兹布雷区。达达尼尔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完成。

海军部表示出了最大满意，这些日子里我的周围到处是笑脸。基奇纳勋爵告诉我，据他手下负责与海军部联络的军官报告，人们士气高昂、充满信心。倘若达达尼尔委员会的成员能在1915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而不是在1917年春季就接受专家关于军舰攻打堡垒的可行性证词，他们本来就会对海军坚持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的性质有深刻印象。他们还会感到惊讶，居然有这么多的人支持达达尼尔行动，并宣称愿对他们的主动行动作出贡献。总之，他们的工作本来会与调查试制坦克过程的皇家委员会的工作相似。

每天在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的会议上，我都会邀请亨利·杰克逊爵士对舰队发来的电报作出评估。截止那时，他的评估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2月底，我给卡登中将发去电报，问他估计还需要多少晴天能够穿越海峡。3月2日他回电说：“14天”。看起来，我们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方法，海军可以用这个方法在新的非常重要方面帮助协约国事业。然而，在2月26日的战时会议上，我告诉大家“海军部不敢保证成功，主要困难将在狭窄段出现。现在只能说，外围堡垒的铲除是成功的好兆头。”我还反复指出，纯粹海军作战不能保证无装甲商船能自由通过海峡。

达达尼尔海峡的内部防线和中间防御工事现在已暴露在舰队的进攻之下。这些防御工事包括10个堡垒和在海峡的欧、亚两岸均匀部署着各种不同类型的炮台；还有靠近海峡的一道道的布雷区；以及有可移动的炮组和榴弹炮保护着堡垒和雷区。舰队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

02

从2月24日起，我认为基奇纳勋爵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愿意动用陆军，不仅仅为了扩大舰队的胜利，而且实际上如果有必要，为胜利作出大规模的贡献。其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他会做什么？何时做以及如何做？这些依旧无法探知。随着大范围陆军行动可能性的日益增加，我却担心陆军部的现状。我知道在那里军事参谋工作其实一点都没有做，也没有人去详细研究各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为采取各种可能需要的行动所应当了解的有关数字、日期、供给和组织安排等，都还是一笔糊涂账，迄今在战时国务大臣无所不包的头脑里还顾不得考虑这些事情。他与远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伯德伍德将军保持着不断的联系。但是在此阶段他根本不允许参谋部或军需主任插手此事，也不让他们知道一点点在某种情况下他可能希望采取的、并在他心中正在形成的决定。目睹这一切，我在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越来越担心出现军事崩溃。我决心不再为远比海军部采取的任何行动更为重大的行动分担责任，而在海军部行动之外，我绝对不控制任何军事行动。因此，3月初我要求首相安排我和基奇纳勋爵会见，并要求首相在场。面谈时我正式而直率地问基奇纳勋爵，他是否为可能出现的任何军事行动、尤其是为行动取得成功所需要军队的数量承担责任。他立刻回答说他肯定负责，于是海军部在3月12日将皇家海军师移交给他指挥。

3月10日，第29师奉命前往莱姆诺斯，3月16日，首批运输船队启航。然而陆军部在第29师登船时没有按任何次序或组织编队，使他们到达目的地就可以投入战斗。

03

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外围进攻和首次深入海峡的成功在整个欧洲产生了有重大意义的反响，而间接影响显然遍及全世界。当时的德国军事使团首脑利曼·冯·桑德尔斯将军这样写道：“土耳其指挥部在2月底就预计敌人舰队会突破成功。他们已为将苏丹、朝廷和国库逃往小亚西亚腹地避难作了安排。”3而远在芝加哥的期货交易市场上，小麦的价格骤然下跌。

在欧洲，俄国要求关于君士坦丁堡发表公开宣言。战争爆发之初，俄国的态度是十分正确的。她曾会同英法向土耳其保证，到和平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将会得到尊重。但是一旦土耳其拒绝了这个公正的提议，并且加入反对她的一方，俄国的态度就改变了。法国驻彼得格勒大使帕莱奥洛格先生在1914年11月9日写道：“土耳其的侵略震撼了俄国人的良心深处……。斯拉夫民族性中的浪漫主义理想突然醒悟过来。”4鼓励深陷灾难和失败中俄国成了当务之急。爱德华·格雷爵士早在1914年11月14日就指示乔治·布坎南爵士通知m萨佐诺夫，英国政府承认“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问题的处理应该与俄国的愿望一致。”这件事在当时是完全保密的。但是到了1915年，君士坦丁堡似乎有可能落入协约国手中，俄国的愿望有必要予以公开再保证。然而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必定会引起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不利反应。从另一方面说，俄国正在德国炮轰下摇摇欲坠，但她仍在英勇抗击，无论何时她是我们获取全面胜利的希望；在此关头我们能与她争吵或让她灰心吗？判断这个决定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首相在3月初邀请保守党领袖兰斯多恩勋爵和博纳·劳先生参加我们的战时会议，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做令我感到高兴，这也正是我竭力主张的。我早就盼望看到全国联合的形成。我以巨大的不安注视着这个强大的保守党自从自由党政策在战争爆发便告破产以来，它几乎变得无比强大阴郁地在政府之外沉思的情景，它从各部门获得正确情报，却对天天发生的可怕事件不必负丝毫责任。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帝国需要他们的帮助。我们需要他们中的才智之士进入高层重要部门。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我就时常将这种想法告诉阿斯奎斯先生，现在我向他指出，当东方出现某种胜利的成就和可能的时候，此刻对所有的人来说，正是两个伟大的政党在光荣的条件下实现必要联合的大好时机。对此首相也不是不明白，他知道，一旦战争局面恶化这似乎很有可能政治形势便会出现不稳定。我希望这次与反对党主要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贝尔福先生已进入我们的战时会议可能导致向全国联合团结的方向迅速发展。然而，两位保守党领袖以他们的方式明白表明，他们不介意只为国家政策的很小一部分承担责任，但对卷入任何一件事都小心谨慎。这种情形是很自然的，但结果却不圆满。战时会议虽然作出联合决定，但进展并不令人满意。从整体上说，我认为结果是首相仍想维持国内政治的寒冷局面。

3月的头几天，英、法两国通知俄国政府，作为胜利和平的部分条件，他们同意俄国吞并君士坦丁堡；这个重大事实随后于12日向外界公布。

在巴尔干半岛，海军行动产生了电击般的效果。保加利亚的态度如闪电一样迅速地改变了。在两周内我们的情报表明，土耳其人正被迫向阿德里安堡后撤，建立针对保加利亚的防线。我们驻索非亚特别使团团长佩吉特将军在3月17日打电报给基奇纳勋爵，他说在觑见国王之后他确信“达达尼尔行动造成深刻印象，保加利亚已毫不可能进攻任何与协约国结盟的巴尔干国家，有理由认为保加利亚陆军不久将会配合达达尼尔行动攻打土耳其。”罗马尼亚的态度也变得友好但极为警觉。俄国虽然先前不能为巴尔干行动拨出1000多名哥萨克部队，现在愿意提供最全面的海军合作，并且开始集聚一个军团，由巴土姆的伊斯托米涅将军率领，准备参加攻打人们相信即将陷落的君士坦丁堡的战争。

3月2日，我们驻布加勒斯特的公使来电，报告罗马尼亚首相说，他对意大利“不久就要行动”一事已更加确信。“我的俄国同事两次见到意大利公使，后者以前曾经常和他谈到……意大利……加入我们阵营，在最近这两次谈话中他的措辞比以前更加明确，事实上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提及夺取亚得里亚海沿岸，认为这是土耳其最终被瓜分之后意大利该得的份额。……意大利可以在一个月内有准备好行动的180万军队。……”其他一些同样的迹象也不断出现。3月15日我给爱德华·格雷爵士送去一份备忘录：“意大利的态度值得注意。如果能将她引入我们一方，奥地利的舰队就会失去力量，地中海就会像英国的内湖一样安全。当然，我们应该作出努力鼓励意大利向前走。让一个敌人的盟国对敌人宣战只有一步之遥。”外交大臣回信写道：“我不会坐失良机。”

对希腊产生的影响最为重要。我们知道，尽管m韦尼泽洛斯先生对协约国友好，而且也很想加入协约国，但是他在2月11日曾拒绝卷入战争，没有接受我们提供1个英、法陆军师微不足道的奉献。但是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产生了立即的变化。3月1日英国驻雅典的公使来电说，m韦尼泽洛斯先生提出了一个建议，希腊将派三个师组成的军团去加利波利。爱德华·格雷爵士立即回电说，陛下政府愉快地接受这个援助，另外还说海军部迫切希望希腊在达达尼尔战役中除了陆军援助之外再提供军舰援助。英国公使3月2日回复：“m韦尼泽洛斯希望明天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提议。……他已经觑见国王，”公使补充道，“根据我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消息，国王赞成宣战。”

3日这天英国驻雅典武官来电说，“希腊参谋部的一致意见是海军进攻应该得到陆军行动的支持。他们的计划是派四个或五个希腊陆军师在半岛的最南端登陆，然后朝迈多斯东面的高地挺进。他们必须攻克接连的三道防守阵地，但是由于缺乏调度军队的空间，土耳其人无法调集大量部队。如果再派一支数量可观的部队同时对布拉尔战线发起进攻，进攻部队或者在战线北面登陆，或者在克赛罗斯湾角登陆，土耳其人将不得不放弃迈多斯地区，否则将冒被切断的危险。”

这样一来，我们此时不仅已经获得和即将获得澳大利亚军团和在埃及的所有部队、皇家海军师以及一个法国师，而且至少还可以得到一个由三个师也许更多部队组成的希腊军团，而一个俄国军团正在巴土姆集结。另外，从英国派遣第29师和一、二个本土师也应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这么多军队为这个大规模行动计划发挥各自的作用，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现在就能够夺取加利波利半岛，4月底之前就能够夺取君士坦丁堡。在所有军队后面还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她们也不甘心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和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时落在别人后面。再往前迈一步，再多使一把劲君士坦丁堡就会落入我们手中，所有巴尔干国家就会不可逆转地加入反同盟国的阵营。且慢，谁能想到针对世界主要神经中枢发动的一次较小规模的海军进攻，迅速、轻易而稳稳当当造成的这种令人吃惊的形势，却被日后悲剧性局面所取代。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可怕而致命的事。在德国铁锤下屡屡失败后退的俄国处于弹药短缺和与协约国隔绝的境地，俄国不可挽回地破坏了这个光辉的大好联合。3月3日俄国外交部长通知我国大使：

俄国政府不能同意希腊参与达达尼尔行动，因为这势必会导致局面复杂化……

m萨佐诺夫补充说：“昨天沙皇召见了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同意在达达尼尔行动中与希腊合作。”这是不可改变的言词。难道没有人明确地给他警示，难道他的祖先没有在这个不幸君主面前显灵，告诉他皇室的崩溃、家人的遭殃叶卡捷琳堡血腥的地下室？

在雅典，俄国公使奉政府的命令正在积极活动，阻挠和抵制希腊的插手。尤其糟糕的是，希腊国王得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被允许率领军队开进君士坦丁堡。另有一些人建议，也许可以允许希腊派一个师参加，“这样做的好处是，国王不会亲自上战场了”。康斯坦丁国王因妻子是德国人，接受德国教育，他一方面受诸多亲德因素的影响，另一方又遭到粗暴的拒绝，他被迫后退，恢复他原先保持敌意的态度，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3月4日法国外交部发表进一步意见，内容如下：

俄国政府将不惜任何代价拒绝接受希腊对君士坦丁堡远征的合作。……如果希腊政府愿意在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中合作，那末就应该让他们知道，希腊在战争中的合作必须是全面的，他们必须积极支持塞尔维亚。

我国驻希腊公使，消息灵通而颇有警觉的埃利奥特使我们不再怀疑希腊的立场。他在6日的电报中说：

“如果坚持让希腊支持塞尔维亚，那将毁掉希腊与我们合作的前景，除非在保加利亚发起进攻的情况下。首相本人相信参谋部提出的论证，即这种做法有战略上的危险。”

英国武官6日来电说：

“我的俄国同行今天对我说，他认为俄国将反对希腊国王来到君士坦丁堡，俄国可能会提出约定，接受希腊当前提议的条件是国王不来君士坦丁堡。任何类似的限制都可能导致希腊的整个建议的破产。我敦促他向俄国参谋部阐明这个建议的战略价值。希腊加入战争本身就是解救塞尔维亚，使其免遭奥地利进攻的最好保障，而保持希腊军队的完好无损，首先可以对保加利亚起到遏制作用，而这反过来又可以使罗马尼亚放开手足在布科维纳与俄国合作。法国得到的好处是获得科孚岛，作为亚得里亚海的海军基地。从而促使巴尔干的总形势朝有利于三国协约方向发展。

他补充说：“国王最初将不会随军同行，但是当兵临君士坦丁堡时他可能会改变主意。如果那样，我们不难想象保加利亚国王可能会期待他的合作，共同对付土耳其军这将会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十分不幸的是，俄国对无论哪一个国王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都表示反对。”

他总结说：“m韦尼泽洛斯在今天的人群列队行进中受到热烈欢呼，他提出加入我们一方的建议甚得民心，其主要原因是希腊人希望他们的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

这种形势触及我的每一根神经，令我深为苦恼。那句小学生都知道的亘古名言quosdeusvulperdere，prius

demena它的深刻含意在每个人的耳际回响，现在像古罗马那样悲剧性的、命中注定的局面再一次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确目前就是这句可怕名言所说的那种局面或许就是因为出现这种局面，这句名言才预示地流传下来。

在6日深夜我在痛苦中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

丘吉尔先生致爱德华·格雷爵士

1915年3月16日

在这危机关头我要求你不要因看不清形势而犯错误。半心半意的办法会毁掉一切，百万士兵会由于战争的拖延而丧生。你一定要大胆要勇猛。你有权利做到这一切。我们的舰队正在进攻达达尼尔海峡。除了我们邀请的军队之外，其他军队都不能进入君士坦丁堡，但是我们别无所求，求共同事业的胜利。

告诉俄国人，我们将怀着慷慨同情之心和他们会谈君士坦丁堡事宜。但是一定不要在与希腊合作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们必须有希腊和保加利亚，只要他们愿意过来。我十分担心你会失去希腊，并让俄国人操纵未来。如果俄国反对希腊的帮助，我将尽全力反对俄国得到君士坦丁堡。倘若没有我们援助俄国是破碎的国家。她别无出路，除非背叛而背叛是她无法做到的。

如果你不支持这个希腊韦尼泽洛斯的希腊你将会得到一个追随德国的希腊。

我将此信一直搁到第二天上午，而就在那天上午从雅典发来了一份如下的简短电报：

国王拒绝采纳m韦尼泽洛斯的建议，内阁已辞职。

我没有将信寄出，现在在这里发表它，绝不是要责备爱德华·格雷爵士或外交部。他们的心情和我们一样。他们做了他们力量所及的一切。但我发表此信是因为它记录了这场漫长斗争中的一个可怕时刻，这场斗争旨在拯救俄国，使她能摆脱敌人和作茧自缚的困境。

1见本书第534页(第37章06)土耳其战场图也有帮助。

2塞德埃尔巴赫尔堡垒的10门大炮，只有3门被炮轰击毁。库姆卡莱堡垒中的10门大炮，有7门未被破坏。奥卡尼堡垒也被攻入，两门炮全遭破坏。塞德埃尔巴赫尔堡垒东面悬崖上的6门现代榴弹炮和不少较小的炮全被摧毁。

3利曼·冯·桑德尔斯，《在土耳其五年》(fiveyearsinurkey)，第72页。

4莫里斯·帕莱奥洛格，《沙皇俄国》(russiedessars)，第1卷，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