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现在我必须叙述最及时来到的光辉片断，在这整个片断中我们享受最大的好运。我坚持在黑尔戈兰湾对德军发动一次小规模攻击的希望导致我与海军准将蒂里特与凯斯的会谈，前者指挥号称“哈里奇打击力量”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后者是也停泊在哈里奇的潜艇队的指挥官。8月23日凯斯准将亲自打电话到海军部找我，他建议：“黎明前开始从接近敌人海岸的近海发动一次组织严密的进攻。”24日我在办公室主持会议，出席的有凯斯和蒂里特准将以及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

两位准将此时草拟的计划又简单又大胆。自从战争开始的最早时候起，我们的潜艇就悄悄航行于黑尔戈兰湾。他们现在在三周时间里积累了关于敌人布置的精确情报。他们知道敌人习惯于组织一支由两艘巡洋舰护卫的驱逐舰队，这支舰队每天夜里在黑尔戈兰湾以北巡逻，天亮后不久由第二支小舰队接替，这第二支小舰队巡航的范围要小得多。他们建议我们使用两支最好的驱逐舰小舰队和两艘轻型巡洋舰，夜间从哈里奇出发，刚天亮前到达黑尔戈兰湾北部海岸离叙尔特岛不远的某一点。从这一点他们开始从左手出发沿海巡逻，若遇到外出的敌人小舰队就攻击它把它赶回去，然后一起排成横列长线，向西朝回家路线航行以迎击返航的德国小舰队，若有可能加以击沉。参加这次作战计划的还有两个分队的6艘英国潜艇，以便攻击出海的德国重型舰只，当时停泊在亨伯河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无敌号”和“新西兰号”作为这次行动的支援力量。

总之这些就是这几位军官建议并经第一海军大臣批准的计划。作战行动确定在28日。当这些意图告诉约翰·杰利科爵士时，他立即提议派3艘战列巡洋舰和6艘轻巡洋舰以增加支援力量。他还指派戴维·贝蒂爵士亲自出马。结果获得的成功远远超出海军部的希望，并对此后整个海战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28日黎明，蒂里特将军的小舰队在“曙光女神号”与“无惧号”率领下达到它们的攻击点。希尔将军一发出“冲入黑尔戈兰湾”的命令，我们就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近陆地的天气雾气越来越浓。黑尔戈兰湾炮台开始轰击，但不生效力。德国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由于潮水退去在下午1点前无法驶过外亚德沙洲。只有在巡航的或近在易北河或埃姆斯河的德国轻巡洋舰能援助他们的小舰队。接着发生小舰队和轻巡洋舰之间的混乱、分散的和长时间的一系列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4点钟。在全部交战时间中，英国轻型舰在敌人最隐秘的和防范最严密的海域中横冲直撞。

可是发生的情况和计划的不一样。主要由于海军部参谋工作的过错而产生的不幸，通知凯斯和蒂里特准将关于贝蒂将军率领外加战列巡洋舰和轻型巡洋舰共同参战的情报未能及时到达；贝蒂将军也不知道英国潜艇开展活动的区域。由于产生了几件使人尴尬的事情，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错误。无论如何好运一直在我们这边，初次袭击加上坚决进攻使我们平安地通过难关。德国轻巡洋舰加快支援他们的小舰队，并在试图隔断我们舰队的希望驱动下，向英国战列巡洋舰冲来。贝蒂将军不但不顾水雷与潜艇的危险，而且不顾遇上强敌的风险，以非常的大无畏精神率领他的舰队深入海湾。两艘敌人巡洋舰(“阿里阿德内号”和“科隆号”)被英舰“雄狮号”和“皇家公主号”的巨大炮弹打得粉碎；第三艘巡洋舰(“美因兹号”)被英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击沉。其他3艘(“妇女颂号”、“施特拉斯堡号”和“斯德丁号”)艰难地逃回基地，人员死伤甚众。1艘德国驱逐舰被击沉。其余驱逐舰在混乱和薄雾中逃走，虽然有几艘已被击伤。

当天捷报传到海军部，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十分担心“曙光女神号”。她的输煤管被一颗炮弹打碎，她的航行能力降至7或8节。可是她还是平安无事地回到泰晤士河。

没有一艘英舰被击沉或严重受伤；我们人员阵亡的不超过35人，受伤的约40人，尽管在德国海军上尉托伦斯的笔下说，“英舰尽最大努力在海上打捞幸存者。”1224个德国兵，许多身受重伤，在极危险的环境下被驱逐舰“猎狗号”上的凯斯准将救起并带回英国。有1000多德国人，包括小舰队司令和驱逐舰准将，在这次战斗中死亡。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儿子是这次俘虏兵之一。但是比这些看得见收获重要得多的是产生在敌人士气上的效果。德国人不知道我们有缺点的参谋工作和我们所冒的风险。他们所看到的是英军在最大胆进攻战中毫不犹豫地敢冒使用轻型舰艇以及最大舰只的风险，并能未受损伤地撤退。他们感受到的就像德国驱逐舰冲入索伦特海峡，他们的战列巡洋舰向前猛冲到英国海军航空基地时我们会感觉到的那种想法。这场战斗的结果意义深远。从此以后英国海军的威望沉重地盖住了德国的海上雄心。产生在德皇心中的印象是决定性的。因而希尔说：“对战列舰队施加的限制一直存在”。冯·提尔皮茨说得更加明确：“……8月28日那一天，不论是它的事后影响还是它的伴随后果，对我们海军工作是个灾难性的日子……皇帝不愿有这种损失……皇帝颁发命令……在接见波尔后(在这种场合我通常不受召见)限制了北海舰队总司令的主动行为；要避免军舰的损失，舰队出去和任何较大的行动必须事先经陛下批准，”如此等等。由于冯·提尔皮茨抗议“这种钳制政策，”……“从那天以后，皇帝和我之间突然出现疏远，这种感觉逐渐增加。”

德国海军的确被钳制住了。从8月到10月除了个别潜艇和布雷艇做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外，海军的活动全部停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的力量不论在海上进攻还是在港口防御都稳定而迅速地增加。

这次海军战斗的消息传到处于胜利黎明前黑暗时刻的法军和英军，此消息向各处撤退中的军队公布。

02

8月的一个下午，英国内阁***现奇怪的景象，受尊敬的自由党政治家们坐下来精心和蓄意策划，商讨夺取世界各处德国殖民地的计划！一个月以前，那些在场的大多数人曾怀着恐惧与厌恶不去考虑此类想法！我们的海上交通主要依靠迅速消除这些德国巡洋舰的基地或避难所；此外，由于比利时大部分已遭德国陆军的蹂躏，人人觉得我们必须为她的最终解放取得抵押品。于是我们拿出了地图和铅笔，将整个世界搜寻了一遍，原则上批准成立6个独立的远征队，并将计划送参谋部研究和执行。一位雄心勃勃的有经验指挥官在战争爆发时已经入侵德国殖民地多哥兰。现在我们提议与法军联合进攻喀麦隆一个远为重大的任务。博瑟将军已宣布他打算入侵德属西南非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希望立刻夺取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及德国其他属地。最后授权组建一支英、印远征军攻击德属东非。这最后一项远征行动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远未完成，结果归于失败。在海洋上依旧有德国巡洋舰到处搜索的时候，在同一时候向四处派远征军的运输任务又是落在海军部身上的另一组责任。

9月中旬以后我们开始投入最紧张的工作，遮盖作战室一整面墙的巨幅世界地图，此刻呈现出异常的情形。多达20项分散而艰巨复杂的事业与任务完全依赖海上力量，且在世界不同部分同时进行。2除了上边提到的远征外，从帝国各地为法国所需要的军队提供护送，和在某些情况下从国内护送本土防卫义勇军以取代正规军，这些巨大任务也沉重地压在我们肩上。这个任务很快还要加重。

着手为皇家海军师组织3个海军旅和其他师属军队是容易的；但在很早时候我就发觉创建炮队为我能力所不及。的确我们可以在美国定购100门野战炮，可是训练和配备炮兵不可也不应与军队的主要准备工作分开进行。我的军事参谋官奥利万特少校在这方面有非常高明的想法，这个想法立刻产生有深远意义的结果。他向我提议，要求基奇纳勋爵从印度运来12个英国炮兵连，建立一个皇家海军师炮队，将本土炮兵连给予印度作为交换。当天下午我将此事向基奇纳勋爵提出。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极为吃惊。他问，内阁会怎么说？如果印度政府拒不同意，内阁会强迫他们吗？内阁会吗？在这件事情上我会支持他吗？如此等等。当晚我必须外出，去北方访问舰队，舰队停泊在苏格兰西海岸尤湾。4时后当我回来时，我去拜访基奇纳勋爵士，问他事情进展如何。他高兴得笑容满面。他说，“我不仅仅去拿12个炮兵连而是31个炮兵连；我不仅仅去拿炮兵连，我要去拿若干个营。我将去拿39个营，我将送他们本土师3个本土师作为替代。你必须立刻准备好运输工具。”我们对这种有助于我们斗争前线的前景表示由衷的满足后，我说我现在可以为皇家海军师指望有12个炮兵连了。他说，“我打算把他们全归我自己”；他搓着双手露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因此让海军师再次处于被冷落地位，它不得不只能像步兵部队那样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大大增加我们的运送工作，读者现在必须考察一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形势。

当战争开始时德国人在外国基地有如下几艘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泽瑙号”、“埃姆登号”、“纽伦堡号”、“莱比锡号”在中国；“柯尼希山号”在东非和印度洋；”德累斯顿号”、“卡尔斯鲁厄号”在西印度群岛。所有这些军舰航速快并有现代装备，它们中每一艘在被击毁前曾使我们受到严重伤害。还有几艘炮舰：“兀鹰号”、“行星号”、“彗星号”、“努萨号”和“公猪号”，它们中没有一艘可以忽视。此外，我们预期德国人会试图派多达40艘快速武装商船出海袭击商船，然而，我们的安排如前所述，成功地阻止了他们全部船只离开海港，只有5艘除外。在这5艘中最大的“威廉大帝号”在8月26日被英国“高空飞行者号”(舰长布勒)击沉；“特拉法尔加角号”于9月14日被英国武装商船巡洋船“卡尔马尼亚号”(舰长诺埃尔·格兰特)击沉，击沉前这两艘无装甲船曾进行壮烈的战斗，其他3艘几个月后在中立国港口避难被扣留。我们为防止敌人巡洋舰和武装商船攻击我们海上贸易的安排从一开始就取得极大成功，在本卷所述的几个月内敌人每一艘舰船均陷于完全无能为力境地，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扣留在海港内。

然而，有人说我们在外国海域上必须要有更快速的巡洋舰，特别是我们一定得有比任何一艘德国巡洋舰更快的军舰，要把它作为我们做事的目标，这是公正的批评。在西印度群岛的“卡尔斯鲁厄号”在战争爆发时就给我们猎取舰只的机会，而在印度洋上的“柯尼希山号”早几天就被我们发现。可是在宣战之前我们的军舰的速度不够快，无法与前者交战，也无法与后者保持近距离接触。如同我们将看到，几乎每一艘这种德国巡洋舰在被我们制服前都伤害过我们的海上力量，不但有商船而且有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击沉了我们的“蒙茅斯号”和“好望号”；“柯尼希山号”突然攻击并击毁“佩格瑟斯号”；“埃姆登号”击沉俄国巡洋舰“泽姆丘格号”与法国驱逐舰“火枪号”。的确它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海军部在战争爆发时安排的主导原则是为了与整个德国海军打一仗决定性的战役，尽可能加强领海水域的警戒。为达到这个目的，把外国基地的需要减到绝对最小程度，只能应付国外各个战场上的个别舰只。舰队在快速轻巡洋舰上较弱，我的主要工作是建造尽可能多的这类军舰。可是像“曙光女神号”那样的军舰还没有一艘送往舰队。因此我们不愿意让每一艘轻巡洋舰离开国内水域，但觉得舰队没有这种海上骑兵在战术上是不完整的。要紧事情先做的原则和集中力量于决定性战役中对付敌人主力的原则，这两项是压倒一切的，因此重要的和已经认可的次要要求只能推迟得到满足。现在必须看一看世界其他部分的麻烦事情。性质很严重。

这类麻烦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印度洋出现的更多。在7月31日“柯尼希山号”被发现和在她急速离开后，成为所有军队调动和商业活动严重的全神贯注的对象。另一艘德国快速巡洋舰“埃姆顿号”，战争爆发时在中国基地，9月中旬时也出现在印度洋海面，它野心勃勃且胆大妄为，开始对我们的商船造成很多严重的损失。这些事件产生了巨大影响。

到8月底我们已从帝国所有驻军要塞和防地集合了第7师的主力部分。9月份时两个英国和印度师连同外加的骑兵全部近5万人已经渡过印度洋。最主要的还有以本土军的炮兵连和步兵营交换在印度全部英国步兵和炮兵的计划，以及组建27师、28师和29师正规军的计划。还必须将新西兰分遣队护运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与25000名澳大利亚军一起等候运往欧洲。与此同时必须护运加拿大军的先头部队约25000余人横渡大西洋。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防卫北海主要任务和不断地运送特遣队、增援部队和供应物资渡过海峡之外的增加任务。此时敌人的舰队完整无损，我们可以想象它们在等候攻击的时机；而敌人的巡洋舰继续在海上捕捉牺牲品。为了加强我们的巡航力量，我们已武装24艘班轮并编入现役作为辅助巡洋舰船，并对54艘商船配置防御性的武器，在准备中的还有另外40艘合适的船只。为了减轻印度洋上的紧张局势和把轻巡洋舰解脱出来去做追逐消灭敌人的固有工作，我建议使用我们老旧的战列舰(“老人星”级)作为海运的护航舰。9月份我发布命令，整个印度洋上护航制度应置于正规两周一班的基础上，并利用3艘旧战列舰把“达特茅斯号”、“查塔姆号”和“黑王子号”解脱出来。

除了使用这些旧战列舰护航外，我们还在8月底派遣另外3艘旧战列舰出海用作我们巡洋舰的集合点，以防德国重型巡洋舰冲出封锁线，就这样派“光荣号”去哈利法克斯，“阿尔比恩号”去直布罗陀和“老人星号”去佛得角基地。我们的海军史有许多良好例子说明使用起保护作用的战列舰能给予巡洋舰以更多安全和防御优势事实上战列舰成为浮动堡垒，较快的舰只围绕它能做机动灵活的动作，而且能在它的掩护下撤退。这些战列舰还在各海洋基地上保护运煤船和供应船，没有它我们所有的巡洋舰系统就会出毛病。随着战争发展，读者将看到进一步运用的这个系统的情况。

太平洋上的局面也很复杂。我们在那里的海军中队由“弥诺陶洛斯号”和“汉普郡号”以及轻巡洋舰“雅茅斯号”组成。这个阵容恐怕不是两艘强有力德国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对手。可是我们曾在1913年设计一个节约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把为智利建造的两艘战列舰中的一艘“凯旋号”从智利那里买过来以免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落入俄国人之手，动员扬子江上炮舰的水手充当该舰的官兵，把它作为母舰使用。一旦“凯旋号”正式编入现役，除了速度外我们对敌人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我们可以专注国内方面的重要事务，不必担心是否要增援中国基地了。早在7月28日，我建议第一海军大臣对“凯旋号”进行谨慎的动员，把对中国中队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条军舰身上；这一点相应地及时实现了。从那里向南5000英里是澳大利亚中队，它由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和两艘性能极佳的现代轻巡洋舰“悉尼号”和“墨尔本号”组成。单凭“澳大利亚号”本身肯定能打败“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虽然利用行驶不同的航路，这两艘军舰中的一艘有可能躲过被击毁的命运。因此，当决定命运的信号出现之前，对太平洋形势的最后一次审视并不让我们产生紧迫的忧虑。

在战争爆发时，远东的法国装甲巡洋舰“蒙卡尔姆号”和“迪普莱号”以及俄国轻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和“泽姆丘格号”都由英国指挥，因此明显地增加了我们的优势地位。几天后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事情。日本对德国的态度顿时成为一种猛烈威胁。在英日条约中没有条款能使我们有资格要求日本的支持。但是在战争经历还不满一星期时，事态变得很明显，日本民族没有忘记在中日战争结束时他们被迫离开阿瑟港时的环境和影响。现在他们表示要坚决彻底清除德国在远东的全部势力和利益。15日日本对德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7天之内无条件交出海军基地青岛。日本人表达这个要求使用了19年前德国敦促他们离开阿瑟港的语言。作为答覆德皇要求他的臣仆抵抗到底，德国官兵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即使他们发现自己孤立地面对敌人压倒性力量，他们仍坚决服从德皇的命令。

日本参战使我们能利用中国中队加强我们在其他战场的优势。我们命令“纽卡斯尔号”横越太平洋，在那里我们的两艘小的旧军舰(“阿尔及利亚人号”和“剪嘴鸥号”)正被德国轻巡洋舰“莱比锡号”追逐处于危境之中。我们把“胜利号”连同一支小小的分遣队派去参加日本人对青岛要塞的攻击。总的安排由英日海军部共同作出，而对整个北太平洋的责任，除加拿大海岸外皆由日本承担。

西太平洋战舰，1战舰的下划线近似表明此舰的比较值；2只包括参加作战的那些日本海军舰只。

上一页上所列的表格(西太平洋战舰)说明战争爆发时西太平洋对峙力量的状况。即使没有日本的军舰或日本人背后拥有的巨大储备，协约国的优势力量也是压倒对方的。可是双方必须进行的比赛决不是像外表看来那么不平等。它的确还是古老的狐狸与鹅的比赛。两艘力量强大的德国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加上两艘轻巡洋舰组成快速和可怕的现代巡洋舰中队。我们的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能赶上它们也能单独地设法打败它们。“弥诺陶洛斯号”和“汉普郡号”仅仅能勉强追上它们，在我们看来，与它们作战有成功的良好前景，但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如果使“凯旋号”与“弥诺陶洛斯号”和“汉普郡号”在一起，在战斗上根本没有风险，但要迫使敌人与他们作战几乎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轻巡洋舰中“雅茅斯号”、“墨尔本号”、“悉尼号”和日本的“日前号”既能捉住又能击毁“埃姆登号”或“纽伦堡号”。我们的较旧轻巡洋舰“狐狸号”和“邂逅号”能与“埃姆登号”或“纽伦堡号”作战，在自身被击毁前有机会击毁或至少严重击伤它们。但我们这两艘军舰速度较慢无法赶上它们。我们其余巡洋舰只能与较强军舰联合对敌作战。使用我们的海军力量，在两艘法国巡洋舰和两艘俄国轻巡洋舰以及日本军舰的援助(下文将描述援助程度)下，海军部必须保护太平洋上全部军队调动、护航任务和海上贸易。即：

从新西兰护航到澳大利亚。

从澳大利亚护航亚到欧洲。

护运英国远东卫戍部队到欧洲。

护运印度军队接替英国远东卫戍部队。

运送远征军去萨摩亚。

运送远征军去新几内亚。

所有这一切还不包括保护继续进行的一般贸易不受干扰的任务。因此太平洋德国海军司令冯·施佩上将就不乏攻击的目标。他只是一会儿躲藏一会儿出击。太平洋的浩瀚无垠和它的星罗棋布的岛屿为他提供躲藏之处。一旦他消失了，谁能说出他将在哪里重新出现？另一方面，他的行动有相当大的阻力，对他这个中队的活动寿命有某种不确定的限制。青岛被封锁，他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唯一基地断送了。他没有办法使他的舰只进入船坞，没有办法因战斗或行驶的需要进行认真的修理。现代军舰的磨损是相当厉害的，军舰离开码头时间越长困难就越大。为找寻目标作长时间的全速或高速行驶将很快耗尽军舰的使用寿命。这种军舰是花瓶里的花，很好看但必然会死，如果不经常换水会很快枯死。此外，加煤过程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海军部的广大组织在每一个港口最密切地注视每一吨煤和每一条可能的运煤船。买煤和运煤船的行动是泄露内情的线索，很可能由此招来追捕者。德军舰本身的安全和扰乱我们的能力同样依赖其不定的行踪。但是行踪不定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运煤船的行动或者被截获的无线电报所暴露。但是没有无线电报怎能使运煤船驶往会合地点？在太平洋只存在5个德国无线电台，分别在雅浦、阿皮亚、瑙鲁、拉包尔和安古尔，战争爆发两个月内全被我们捣毁。此后还存在的只有德国军舰上的无线电台。使用舰上电台发任何一点信号至以太，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就是冯·施佩将军所处的形势。

海军部存在的问题也是微妙而复杂的。我们的全部行动都笼罩在严重潜在危险的阴影之下。你可以制订引起惊恐的计划，它表明冯·施佩可能在几乎任何地方带着他整个中队出现。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强大得足以在每天每处守候他。因此我们要末权衡可能性进行冒险，要末减少我们行动和事务到很低限度。绝对安全意味着有点像绝对瘫痪，何况停滞或灾难引起的抗议呼声同样是猛烈的。我们经仔细考虑决定甘冒风险推进我们的事业。毕竟海洋对我们和对冯·施佩同样无边无际。海军部作战室里的世界地图20英尺宽30英尺长。这是海员用的地图，它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广大区域占地图上300平方英尺。在这幅地图上，普通面纱别针的头那么一点代表在晴天从一条船桅杆上望出去能看到的全景。船只彼此错过的可能性肯定极大。

如前所述，英海军的中国中队在香港动员和集中，澳大利亚海军在悉尼动员和集中。当英国对德宣战时，冯·施佩将军在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从香港和悉尼到波纳佩岛的距离均约为2750英里。虽然日本尚未参战，这位德国将军不敢尝试回到青岛，因为这可能引起与英海军的中国中队直接作战。他只敢行驶远到拉德罗内斯群岛(德属)，他在那里等候“埃姆登号”护送他的供应船从青岛驶来，于8月12日与他会合。他指派“埃姆登号“进入印度洋袭击商船，他自己转而向东驶往马绍尔群岛。8月22日他派遣“纽伦堡号”去檀香山取情报和发电报，并割断加拿大与新西兰间的电缆，约定于9月8日与他在圣诞岛再次会合。此时他是处在太平洋的中心位置。

除了一份报告说他于8月9日在加罗林群岛加煤外，海军部对这些活动一无所知。此后他在我们眼前完全失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确切的消息。可是海军部参谋部的、经海军上将亨利·杰克逊爵士(他对此事进行特殊而深入的研究)认可的研究结果认为，他将去马绍尔群岛，以后最大的可能是去往南美洲西海岸，或者绕过合恩角返回欧洲。这个说法及支持它的复杂精细的推理证明是正确的。大体上这是我们最主要假设，虽则我们决不能依赖这个判断并一直等待出现不愉快的袭击事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研究太平洋上的军事行动。

早在8月2日，新西兰政府帝国中领先者深信战争不可避免，几次提议加强军事力量和打击敌人。因此战时参谋部作战司建议占领萨摩亚和捣毁那里的敌人无线电台；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向我推荐这项措施并认为是可行之举。到8月8日新西兰发来电报说，如果海军能提供护航，攻击萨摩亚的特遣队能在8月11日出发。参谋部赞同这个意见，认为澳大利亚中队足以控制“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当天我表示同意。商定的安排是，远征队应在努美阿威或在驶往那里的途中会合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和法国巡洋舰“蒙卡尔姆号”。

从澳大利亚攻击德属新几内亚的另一支远征队也由联邦政府组织。“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不知去向使在那些水域上的所有行动笼罩上带有危险的某种微妙气息。但是大家认为轻巡洋舰“墨尔本号”3和“悉尼号”能保护联邦的新几内亚远征队向北行驶，把航路保持在巴里尔礁内侧，在它们驶往外海前，这支护航队已有“澳大利亚号”和“蒙卡尔姆号”加入，因为到那时这两艘军舰早已完成为新西兰远征军护航去萨摩亚的任务。我们认为超过一切重要的是，这些远征军一旦登陆占有德国殖民地，他们得自给自足，因为港口里不应留下质量差的战舰来支援他们。原因除了难以抽调它们外，还因为这类战舰容易成为两艘巨大德国巡洋舰的牺牲品。

8月30日占领萨摩亚，9月10日捣毁在瑙鲁的无线电台。澳大利亚远征军9月9日登上战列巡洋航“澳大利亚号”，两天后平安到达拉包尔。

现在我们必须为澳大利亚军去欧洲提供护航，他们预定在9月27日离开悉尼去阿德莱德港，在那里他们将与新西兰远征军及其护航队以及澳大利亚舰队(“澳大利亚号”、“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会合，这个舰队一旦为新几内亚远征军护航完成后立刻前来。此前，我们在为澳大利亚军护航的最初建议中，负担这个责任的是“澳大利亚号”、“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以及新西兰的小巡洋舰，在没有全部联邦舰队情况下，为保护联邦军安全，我们作了安排，即由“弥诺陶洛斯号”加上日本“伊吹号”和“日前号”向南到新不列颠群岛。

9月中旬新西兰远征队应该驶往阿德莱德。“澳大利亚号”及其僚舰仍旧耽搁在新几内亚，有些迟误的原因是德军抵抗造成的。新西兰对于她的远征军去往澳大利亚的前景感到极大不安，因为没有比两艘p级巡洋舰更好的护航舰。他们指出“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危险，据9月14日报告它们已离开萨摩亚。海军部的看法是，这两艘德舰极不可能知道计议中的新西兰远征军，更不可能知道远征军启航的日子；为在新西兰海域进行攻击，它们必须从赤道以北加煤基地远程驶来，而且实际上必须由它们的运煤船伴随同来，从而大大降低它们的速度和妨碍它们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海军部预见新西兰护航队在航行的最早阶段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不能在这个阶段提供进一步的保护，并表示这样的意见，即应该承担这个风险。对于这个决定新西兰政府于9月21日表示服从，决定新西兰护航队应于25日启航。可是与此同时。重新出现的德舰“埃姆登号”在孟加拉湾的英勇事迹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公众自然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我们对原来观点不抱先入之见，决定设法驱除这种恐惧。

24日消息传来，新几内亚远征军成功地克服了所有阻力，于是我们决定将计划作如下改变：“弥诺陶洛斯号”和“伊吹号”去往威灵顿护送新西兰军去阿德莱德，而“澳大利亚号”和“蒙卡尔姆号”从新几内亚护送辅助舰只和较弱军舰到巴里尔礁内侧后，应去马绍尔群岛搜索“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因为它们似乎有可能驶向那里。这个决定改变了为澳大利亚军护航的舰队的构成。它们横渡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保护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托付给悬挂日本战旗的军舰。这个历史事实应是在太平洋上作战的友好的协约国家间存在良好意愿的外加证明。

与此同时，“埃姆登号”在孟加拉湾的劫掠与破坏在继续。22日她出现在马德拉斯的外海上，她炮击缅甸公司的油轮，在被炮台赶走前有几发炮弹落在马德拉斯城内。这个插曲以及前此的加尔各答科伦坡商业航线被干扰以及孟加拉湾内几乎每天有商船被击沉造成了广泛的惊恐。10月1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一份备忘录，除别的事项外特别提出在印度洋大规模集中力量对付“埃姆登号”。这次集中的力量包括“汉普郡号”、“雅茅斯号”、“悉尼号”、“墨尔本号”“日前号”(日本)、“泽姆立格号”和“阿斯科尔德号”(俄国)、“普赛克号”、“皮拉姆斯号”及“夜莺号”，总共10艘，大约在一个月内就能大见成效。

10月15日我再次提出：

“‘悉尼号’应护送澳大利亚军然后再搜寻‘埃姆登号’。”

下文即能见到，这一着击中要害。

03

尚待做的是把加拿大陆军运越大西洋，多达25000名受过相当教育的、其中部分经过专业训练的志愿军人在圣劳伦斯登上31条受护运的轮船，船队还包括两艘船，一艘装载纽芬兰远征军，另一艘装载从百慕大来的一营英军。海军少将威姆斯带领一个轻巡洋舰中队担任实际护航责任，但是船队的根本保护由距离较远力量更大的组织提供保证。我们整个舰队的所有巡洋舰中队在挪威海岸和苏格兰海岸之间分布成两行以防止德国快速军舰的突然袭击，而大舰队本身留在海上支持运输船队的北上。由海军少将霍恩比指挥的北美中队监视出没在纽约港附近的德国武装巡航商船。命令两艘老的战列舰“光荣号”和“威严号”在远离船只常走航道的会合处迎接护航船队，在“兰开斯特号”上的霍恩比少将本人伴随它们经过整条航路的第一部分。最后，从大舰队遣派“皇家公主号”在大西洋中途迎接护航船队，从而防止可能悄悄地穿过约翰·杰利科爵士巡航的广大区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皇家公主号”的行动对任何人保密，甚至不向加拿大政府提供这个信息，尽管他们对军队运输自然会产生忧虑。

护航舰队于10月3日启航，10天后安全到达英吉利海峡峡口。计划使加拿大军队于朴次茅斯下船，在那里已为他们做好一切安排。但是就在他们预定到达那一天，据朴次茅斯防卫小舰队报告有一艘德国潜艇出现在瑟堡外的海面上，并看到另一艘潜艇在怀特岛外的海面上。此时，我们坚持不管有什么军事上的麻烦，也要把整个护航队驶入普利茅斯。10月14日这支庞大舰队装载第一批军队东向越过大西洋停泊在普利茅斯海湾。

经过这次重大事件，帝国军队集中的最初行动已经完成。它们包括运输相等于5个师的军队从印度到欧洲，再从英国运输3师本土军去替代他们；从英帝国所有驻军要塞和堡垒运来召集的第7师和第8师，再从本国和印度运去相应的替代人员；运输大约2个师的军队从加拿大到英国；最后虽然到12月份方才完成运输约2个师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埃及。这样集中的后果是，即刻可以使用的正规军增加了5个英国正规师(第7、8、27、28、29师)和2个英国和印度师的增援力量，以支持我们战争开始时的6个正规师；到11月底我们在法国的陆军增加到大约13个师，他们训练精良有长期服役的经验。此外4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师在英国和埃及完成他们的训练，被认为其准备已达到相当先进状态，超过留在英国的10个本土师和基奇纳勋爵正在征募的24个师的新军。虽然所有敌人巡洋舰依然未被控制，整个海上运输事业在进行中未出任何事故，未损失一艘舰艇或一条生命。

04

在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里，霞飞元帅打电报给基奇纳勋爵，询问可否派一个海军陆战队旅去敦刻尔克增援当地驻军，使敌人错误地认为在这个区域不但有法军还有英军。基奇纳勋爵问我，海军部是否愿意帮助此事。我回答说，如果他能派一些本土军骑兵保护部队驻地，我同意派一个旅。他派了一个团。就这样我被导入(虽然决非不情愿)一系列直接和必须亲自处理的较细碎事务之中，这些事务消耗我的时间和思想，很可能尽管我声称不会打乱我对整个形势的看法。我建立一个小小的班子处理这件事，班子里奥利万特上校是推动工作的灵魂。根据他的建议我们从伦敦街头征集50辆公共汽车，以便使海军陆战队尽可能机动灵活。我们很快便让英国分遣队惹人注目地展现在伊普尔、里尔、图尔奈和杜埃。虽然参与这些小规模行动的那些人，最初在阿斯顿将军领导下，随后当将军健康不佳时在帕里斯将军领导下冒了许多危险，但是海军陆战队或本土军都没有发生不幸事故。他们在总计划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没有遭受损失和灾难。一个月后，当约翰·弗伦奇爵士军队的先头部队到达附近地区时，我怀着真正的宽慰心情将这个分遣队移交给总司令，卸去了我虽然是次要的但仍感累人的忧虑。

05

这一章以好运与成功开始但是必然以不幸告终。最早的战争命令是按适合战争爆发的形势设计的。它们以我们相信是最佳排列方式把棋子放在棋盘上，今后布局凭经验加以修正。根据这些安排，第3舰队的第7巡洋舰中队由“酒神女司祭”级老巡洋舰组成(“酒神女司祭号”，“欧亚卢斯号”(旗舰)、“克雷西号”、“阿布基尔号”、“霍格号”)，她们以诺尔为基地，“以保证装甲舰在北海的南部进路和海峡东端入口处随时畅通，并从哈里奇支持在那个区域活动的第1和第3小舰队。”这些小舰队的目的在于“使54纬度线以南地区没有敌人的鱼雷艇和布雷艇”。巡洋舰队“支持小舰队执行这些任务，并与它们一起密切注视敌人战舰和运输船只，以便可以在最早时刻报告它们的行踪。”

于是这种十分必要的巡航一天天保持下去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现在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下已有6个星期了。在战时做任何重复的事情都是危险的。如果你不一再重复地做同一事情，那末你做许多事情可以安然无恙。

处理舰队及其中队的日常活动不是我职责的一部分，我的职责只是执行总的监督。我观察和听取每一种有用的迹象，我有许多不同的信息来源。9月17日在视察大舰队时，我听到一个军官使用的词语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他说的是“活诱饵中队。”我查问它是什么意思，有人告诉我它指的是在明显连续的平静中巡航在狭窄海面上的这些旧巡洋舰。据此我检查了这个地区的整个局面。我把这个事情与蒂里特和凯斯准将讨论。第几天早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寄去如下备忘录：

1914年9月18日

大臣，第一海军大臣，用于狭窄海面活动的海军力量应该有能力作小规模战斗，不需要投入大舰队。为此目的，这支海军力量应得到驻在希尔内斯的第二舰队两艘或3艘战列巡洋舰或战列舰的有效支持。那里是我们拥有的受到飞机和驱逐舰最有效的巡逻保护的锚地。这些军舰可以停泊在水栅后面，当我们意欲攻击时随时可以出海。战列巡洋舰更为可取。

“酒神女司祭”级战舰不可继续巡航这条路线，这类战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冒这样的风险。狭窄海域是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应由少数性能良好的现代军舰守卫。

“酒神女司祭”级战舰应驶往海峡的西边进口，把贝瑟尔的战列舰和以后的威姆斯的巡洋舰抽出来用于护航及其他任务。

最早的4艘“曙光女神”级战舰应加入狭窄海面的小舰队。

我看没有充分理由把现在熟悉它们工作的这些小舰队与北方的小舰队交换防地。

由于“m”舰交付使用，它们应组成独立的半小舰队开往北方配合大舰队作战。

“艾尔弗雷德国王号”应卸除任务，进行彻底修理。

路易斯亲王立即表示同意，向参谋长发布命令作必要的军力重新部署。对此我很满意，确信发布的命令将在最短时间内实施，我心头的石头放下了。可是就在这个命令实施之前发生了灾祸。

在等待新制度实施时，海军部战时参谋部继续执行旧制度。秋分时节的气候非常不好，以致指挥“酒神女司祭”级军舰中队的将军命令驱逐舰小舰队返港。这位军官建议单独以巡洋舰继续在多格区域巡航。海军部战时参谋部在原则上默许这些安排，但在19日指示他注意第14号浅滩：

“多格浅滩巡航不需继续下去。气候太坏驱逐舰不能出海。安排巡洋舰注意第14号浅滩。”

这份关于日常工作的电报当然不经我过目。但是它未经过战时参谋部慎重考虑是不会发出去的。在波涛汹涌的险峻海面上，大风是这些狭窄海域的特色，这种环境对潜艇极为不利，它只能在极端困难和不完善条件下进行窥察。人们相信赶我们驱逐舰入港的恶劣气候也是阻挡敌人潜艇袭击的重要保护。

因此海军部及其将领同意让巡洋舰在没有它们的小舰队情况下留在海上。如果天气好转，打算让蒂里特准将的一支小舰队在20日早上去那里与巡洋舰会合。可是20日海上依旧白浪滔天，由“无惧号”率领的小舰队不得不折回哈里奇。就这样整个19日、20日和21日让3艘巡洋舰“阿布基尔号”、“克雷西号”和“霍格号”在狭窄海域保持守望，没有一个小舰队加以保护。“欧亚卢斯号”旗舰在20日必须返港为军舰添煤。乘坐此舰的将军嘱咐下属特别小心，然后让高级别的舰长指挥中队。他们在此时并不比在其他时候有更多的理由会受到攻击。相反，德国舰艇向北行动的谣传使得整个大舰队出海向南彻底搜索，直到弗兰伯勒里德与霍恩礁之间一线。在发给这些巡洋舰命令与20日开始的海军陆战队旅从多佛尔到敦刻尔克行动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这几艘巡洋舰只是执行其寻常任务，这种任务由于频繁的重复已变得很危险，无论如何它们很不合适执行这种任务。

一俟21日天气开始平静，蒂里特谁将率领8艘驱逐舰再次出发去第14号浅滩，到22日破晓时已经行驶了许多里程。随着海浪消退，潜艇的危险重新出现。可是那3艘巡洋舰没有前来迎接它们的驱逐舰，反而缓慢地驶向北方，以不到10节的速度直线行进，无疑就像它们以前常做的那样。与此同时一天天变得更大胆的一艘德国潜艇悄悄地沿荷兰海岸南下。上午6点30分才天亮不久，“阿布基尔号”被鱼雷击中。25分钟内这艘旧军舰倾覆。舰上的一些小艇在爆炸时被击碎，几百名水兵在海水中游泳或紧紧抓住沉舰，她的两艘僚舰以纯朴的骑士精神急忙去帮助下沉的军舰。她们在沉舰的数百码处完全停住，放下所有小艇拯救幸存者。就在这个时候她们本身也被同一艘潜艇击沉，先中弹的是“霍格号”，然后是“克雷西号”。这3艘军舰上2000多人中只有800人获救，1400多人遇难。这3艘军舰本身没有很大价值：她们属于第3舰队最老的巡洋舰，对于至关紧要的敌我力量差距并无很大影响。但是像所有第3舰队军舰一样，她们几乎完全配置后备役官兵，大部分人是成家的男子；舰上还有年轻的奥斯本军事院校学生，为安全起见把他们安置在人们认为不会参加巨大战役的这些军舰上。这次残酷的生命损失，虽然比起陆军承受的损失来还是小的，但确是战争中海军的第一次严重损失。这次事故大大刺激和鼓舞德国潜艇的冒险精神。这位造成灾难的指挥官(韦迪根海军上尉)被欢欣鼓舞地宣称为民族英雄。当然，用他自己的手毁灭1400条生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件特殊性质的插曲，可是如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没有活得长久来享受他那听了令人忧郁的名声。强烈的批评风暴对着海军部，自然，批评集中对准我。“这就是一位文官大臣干预海军作战和推翻有技术有经验海军将领的判断造成灾难的一个事例。”一本恶毒的小册子的作者4把他的著作尽力地流传于伦敦有势力的小圈子，毫不迟疑地以最直接方式提出这个指责，5这个指责在整个英国新闻界以无数含沙射影的语言一再重复。可是，我认为不可能进行任何解释或回答。

我敦促海军部对这次悲剧事件的责任开展最严格的调查。由此建立的调查法庭开始工作。法庭发觉那天巡洋舰所处位置的责任可归因于海军部作战参谋部19日的电报(上文已引用)。第一海军大臣认为这是下属法庭对海军部的非议；但在我看来，批评是公允的，它应该有效。可是，这样的结论还远远没有达到全面彻底。人们期待的结论是，指挥巡洋舰中队的高级别军官自行判断自己任务的危险性，尤其是当任务不断重复不变时更应如此。当他们服从收到的命令时应明白地对海军部提出眼前不满意的状况，而不是一天天一周周地继续下去，直到上级的干预或可悲事件的发生。人们还指望在中队的战术行为中应遵照寻常的预防措施。此外，虽然促使“霍格号”和“克雷西号”拯救下沉的“阿布基尔号”的同志的念头是慷慨的人道精神，可是他们做了最不聪明和更可能增加生命损失的事情。他们本来应该立刻向相反方向驶去，在最早机会出现时放下救生艇。

我将这些问题提交两个月后来到海军部的费希尔勋爵；但是他简洁地回答说，“大部分有关军官领取半薪；他们还是留在那里好；没有可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有用目标。”

2见本章后插图。

3后来“墨尔本号”由“邂逅号”接替。

4作者是托马斯·吉布森·鲍尔斯先生。

5吉布森·鲍尔斯先生写道，“9月22损失了‘阿布基尔号’，‘克雷西号’和‘霍格号’，有1459名官兵死亡，其原因是，海军将军、准将和舰长提出警告，丘吉尔先生一概拒绝，直到从如此进行的巡航中召回她们已为时太晚，因此她们注定成为积极活动的敌人的鱼雷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