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政治教员把张一达当成自己的教育成果，经常找机会让他表演，还准备派他去参加县里组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成果汇报会。可随即发现，各地的印刷厂都在印《毛主席语录》，排版格式不同，页码也不一样，张一达的表演就使不上劲儿了。与此同时，有些记忆力差、背书功夫浅的人也提出来，林副统帅说过，毛泽东思想关键在活学活用，只比谁背得好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从那以后，张一达不能再靠记性吃饭，只好又回到排里参加劳动。

对于学员来说，还有一项安排几乎和上山干活一样难熬，那就是每天晚饭后的晚汇报。

干活的时候一般是教员一双眼睛盯十来个学员，难免有疏漏，喘口气偷偷懒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可晚汇报是十几双眼盯在一人身上，没有任何侥幸的机会。不光教员盯着，其他尚未轮到的学员为了减少留给自己的时间，也跟着找茬儿挑刺儿。这么一来，几乎没人能一次过关，不是认识不够深刻，就是避重就轻，没有革自己灵魂深处的命。

一排的晚汇报最惊心动魄，听每个人的发言，都觉得他那罪过足够五马分尸下油锅了。可就是这样耸人听闻的发言，还是得天天重复，直到确信自己诚如自己所描述的那么可恶。

实际上干校学员的成分也是有区别的，被分在一排的，大都是些戴了帽子的牛鬼蛇神。有反动学术权威，反党集团骨干，历史或现行反革命，还有像霍光德这样的五一六分子。当然，被分在其他排的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上调到一排去。

和其他几个排相比，干活的时候倒也没太大区别，最多就是身边多几个干部看着。可涉及其他待遇，就明显不一样了。在炊事班干过的林仪很清楚，供应给一排的伙食与挑到猪圈去的饲料十分相似，甚至更差些也不一定。有一次霍光德经过仔细比较，把猪食换到自己碗里，被人发现了。批斗会上场长直拍桌子，怪不得咱这儿的猪瘦得跟耗子似的，原来是你监守自盗。霍光德因此被隔离学习了两次，从此再也不敢占猪的便宜了。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排的出勤率越来越低，不断有人被送到附近的公社卫生院去。后来接诊的病人多了，卫生院的几个赤脚医生熟能生巧，只要见干校送人过来，看都不用看就开处方，二斤乩米，两个鸡蛋，休息一周。

后来有个中文系的老教授也被送去了，给他看病的那位赤脚医生上学时曾读过他的散文，也许出于崇敬，便悄悄把他接回自己家。老母亲为人热情，像当年款待红军似的，把偷偷藏着的一小块陈年腊肉也拿出来，还宰了家里一只三个月大的小公鸡。老教授受了如此款待，回到干校以后竟再也无法忍受，一天深夜，他用行李绳把自己吊在了茅房里。

此事一出，场长下令禁止再往卫生院送人。三排有个学员是学院医务室的大夫，场长叫人在炊事班旁边给他盖了间小屋，挂上了医务室的牌子。

从天不亮就出工，直到半夜晚汇报结束，学员的日常作息安排得很满。这么一来，肖红军姐妹和其他学员的子弟便成了没人管的野鸭子。

肖红军还没满周岁的时候，曾随父母回过一次肖学方在苏北的老家，那以后就再也没到过农村。一到干校，她发现这儿正是自己心里所幻想和渴望的。山望不到边，幽暗的、随风低语的树林里似乎藏着无尽秘密，云走得很快、很低，有时竟漫下来，裹住整个山坳，……

这里的景色中，最让肖红军着迷的是场部门外山坡上的一片竹林。那是些纤细的竹子，身上有暗黄色的花纹，它们长得很高，梢头互相摩挲着在微风里弄出声响，纤小的竹叶交织成浓密的冠，颤抖着把阳光筛碎了漏下来，撒在满地枯叶上。竹林里有块一人高的巨石，平时肖红军最喜欢仰面躺在巨石顶上，微合双眼，透过眼皮感觉细碎的阳光在脸上蹦蹦跳跳。竹林间有些爱叫的鸟，叫声很是清脆，但绝不吵人，听久了就觉得自己也想那样叫，只可惜没长出那样的喉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