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也曾感叹“才难！”《论语》中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意思是说：舜有五位贤臣，就能治理好天下。周武王也说过：“我有十个帮助我治理国家的臣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及周武王这个时期，人才是最盛了。但十个大臣当中有一个是妇女，实际上只有九个人而已。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事奉殷朝，周朝的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孔子通过历史来阐述人才的难得和可贵。这里提出舜为什么能够为中国的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因为除了领袖的道德才干，优秀的人才也非常重要，所谓领袖难当，人才难得。舜当时平定天下万古留名，是因为当时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个大贤者，才得天下大治。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回答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封德彝感到十分惭愧。在唐太宗看来，使用人才就是要像器具的功用一样，不同的器具有不同的用处，只要有用的器具就有它的价值，求全责备就发现不了人才。才德之人，历代都是有，只看能不能发现，发现之后能不能见用罢了。

孔子曾经议论过怎样才是闻达之士，为认识贤达之士提供了参考！《论语》中记载这样一段话：“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一次子张问：“士怎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孔子说：“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在国君的朝廷里必定有名望，在大夫的封地里也必定有名声。”孔子说：“这只是虚假的名声，不是通达。所谓达，那是要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揣摩别人的话语，对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国君的朝廷和大夫的封地里通达。至于有虚假名声的人，只是外表上装出的仁的样子，而行动上却正是违背了仁，自己还以仁人自居不惭愧。但他无论在国君的朝廷里和大夫的封地里都必定会有名声。”所以举荐贤者就应该以这用方法和标准来进行，被荐之人必须德才兼备，表里如一，是一位谦谦君子，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为公，上尊君命，下抚黎民！

唯才是举，举荐人才不避亲仇，用人要“大公无私”，陈寿《三国志》：“以天下为公，唯贤是兴”。唐代韩愈也说：“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惟其可宜焉”。即是说，当一个人只要他有能力和才干，不能因为他和自己疏远就不用他；相反一个人没有能力和才干，不能和自己有某种亲戚或亲密关系，就不罢免他。只要他能力能适宜从事某项工作，就大胆地使用他。

有这样一则故事，祁黄羊荐贤无私。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缺个县官，你看谁当合适？”祁黄羊说：“解狐最合适。”晋平公很奇怪：“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做官？”祁黄羊答道：“您只问我谁能当县官，并没问我谁是仇人。”于是解狐就被派去做了南阳的县官。他在南阳做了一些好事，得到了百姓的称赞。又有一天，晋平公问祁黄羊：“朝廷里缺个法官，你看谁当合适？”祁黄羊说：“祁午合适。”晋平公又奇怪了：“祁午不是你儿子吗，你不怕别人说你为儿子走后门吗？”祁黄羊答道：“您问的是谁可以当法官，并没有问祁午是不是我儿子。”祁午做了法官，能秉公执法，得到了人们的称赞。这两件事后来传了出去，知道的人都说：“祁黄羊这人可真不错，无论是自己的仇人还是自己的儿子，只要是有德有才的，他都能推荐。这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呢！”

曾国藩为官之道一直以来都是后人的典范。他就非常注重举荐人才，并善于发现人才，一生荐人无数，且有不少都成为柱国之臣！这也是他成为政坛常青树的原因之一。唐浩明在他的《曾国藩》中就描述很多类似的事情：

曾国藩一边听杨载福讲话，一边细细地端详他。见他双眼乌黑发亮，正应相书上所言“黑如点漆、灼然有光者，富贵之相。”左眉上方一颗大黑痣，又应着相书上所言“主中年后富贵”。对于相书，曾国藩既相信又不全信。他喜欢相人。一方面将别人的长相去套相书上的话，另一方面，他又看重这人的精神、气色、谈吐举止，尤重其人的为人行事。将两方面结合起来，去判断人之吉凶祸福。眼前这位杨载福，凭着他多年的阅历和相人的经验，两方面都预示着前程远大，只可惜埋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得不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应当指点他。曾国藩待杨载福说完后，问：“目今兵戈已起，国家正要的是壮士这等人才。不知壮士肯舍得排业，去投军么？”杨载福答：“家父从小就跟载福说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也常想，倘若这点能耐能被在位者赏识，为国家效力，今后求得一官半职，也能告慰先父在天之灵了。”“好！有志气！”曾国藩高兴地说，“鄙人与湖南巡抚有一面之交，我为你写封荐书，你可愿去长沙投奔骆大人？”

“愿意！”杨载福站起来，爽快地回答，“尽管长毛正在围攻长沙，别人都说长毛厉害，但载福不相信，我偏要在炮火之中进长沙。”

杨载福即是杨岳斌，为避同治（载淳）、光绪（载湉）皇帝讳，由曾国藩建议改名岳斌，取文武兼备之意。杨载福是清朝名将。湖南吉首（乾州）人。曾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累官湖北提督、福建陆师和水师提督、陕甘总督。

举荐人才，在为官过程中不仅可以促进自己在官场上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国家选出栋梁之才以利于造福黎民，还可以为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展现才华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报复，不至于埋没人才，终老无闻。

按照现代管理学的说法，重用贤人，其中至少应该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有能力，第二是有品德。无德无才、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或者德胜于才、才胜于德，都不是最理想的人才类型。真正的人才应该凝固做到所谓“德才兼备”，一方面能够具有胜任一个职位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另一方面能够具有相当的职业操守、能忠于自己的公司和团队、能给下属和同事发挥表率作用。

历史上曾有一人兴邦，得一人而得天下者，举荐贤人对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一个企业要发展得好，必须坚持任人唯贤，而不唯亲，学会用人之道。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官之道

【子曾经曰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泰伯》

【智者感悟】

为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不可以擅离职守，也不可越权行事，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才可能使政府正常运行。

儒家主张为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谋政”的前提是要有其位。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

《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锹，行乎夷锹。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意思是，君子安心于平常的地位，去做应做的本分事情，从来不羡慕本职以外的名利。身处在富贵的地位上，就做在富贵地位上的所应做的事；身处在贫贱的地位上，就做在贫贱地位上所应做的事情；身处在夷狄的地位上，就做在夷狄地位上所应做的事；身处在患难中，就做处在患难中所应做事情。这样，君子无论处在什么地位，都不会感到不安。其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各级官员要个安其位，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曾子也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可以说这是曾子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一种理解和诠释。一个人不要老想一些超越自己本位的事，而应该对自己职责内的事多动动脑筋，不要总是琢磨着干预别人的职权，对别人的大小事都插上一手，这样于公于私都不好。《中庸》上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其主旨在于“欲各专一于其职”（刘宝楠《论语正义》）

《韩非子·二柄篇》中记载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韩昭侯因饮酒过量，不知不觉便醉卧在床上，酣睡半晌都不曾清醒。他手下的官吏典冠担心君王着凉，便找掌管衣物的典衣要了一件衣服，盖在韩昭候身上。几个时辰过去了，韩昭侯终于睡醒了，他感到睡得很舒服，不知是谁还给他盖了一件衣服，他觉得很暖和，他打算表扬一下给他盖衣服的人。于是他问身边的侍从说：“是谁替我盖的衣服？”侍从回答说：“是典冠。”韩昭侯一听，脸立即沉了下来。他把典冠找来，问道：“是你给我盖的衣服吗？”典冠说：“是的。”韩昭侯又问：“衣服是从哪儿拿来的？”典冠回答说：“从典衣那里取来的。”韩昭侯又派人把典衣找来，问道：“衣服是你给他的吗？”典衣回答说：“是的。”韩昭侯严厉地批评典衣和典冠道：“你们两人今天都犯了大错，知道吗？”典冠、典衣两个人面面相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韩昭侯指着他们说：“典冠不是寡人身边的侍从，你为何擅自离开岗位来做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呢？而典衣你作为掌管衣物的官员，怎么能随便利用职权将衣服给别人呢？你这种行为是明显的失职。今天，你们一个越权，一个失职，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整个朝廷不是乱了套吗？因此，必须重罚你们，让你们接受教训，也好让大家都引以为戒。”于是韩昭侯把典冠典衣二人一起降了职。

孟子说过“位卑而言高，罪也”；一个人的修养学识不到家，不在那个位置上就不要谈论那个位置上的事。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我们似乎也经常发生这种现象，那就是越外行的人越喜欢谈内行的话，但是你真让他来干，他还干不了，俗语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这个意思。不在其位，就不了解具体情况，乱发议论往往是外行人说内行的事。政治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为官亦然，不是人人都能懂能做的事情，也不是单个人能全懂全做的事情。所以孔子的意思是告诉大家不在那个位置上，就不能真正知道它的内容，即使知道也不定能够应付得了，所以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多一份理解，少一些抱怨，少一些不满，少一些评论，多一些支持，用多一份的务实来做好自己的本职。有些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不要随便发表议论，特别是不满和抱怨。这里强调的是要务实，而不要空谈。所谓空谈误国！应该做事要积极，说话要谨慎。孔夫子提出“慎言”，就是说话要小心，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的事。况且“言多语失”议论他人的是非是容易遭他人怀恨的，要防止“祸从口出”，这是为官所应遵循的。

孔子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其位，要谋其政”，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典范，。他明法、正身、和吴、治军，內修政礼，外服夷狄，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东联孙吴，北抗曹魏，后有六出祁山，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忠公体国精神，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长期受到后人的敬仰，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遗产。下面我们以《出师表》重温他那片赤诚之心与鞠躬尽瘁的精神：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白）〔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迩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恐付託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復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修身善身，胸怀天下，齐家平天下

中华民族是有礼仪之邦称号的文明古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儒者的抱负，是一个由小到大的渐进关系的发展，学而优则仕，为官后就为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方便！为官者要牢记这一信念，既要修身以善其身，又要敞开胸怀兼济天下。显达不忘修己，官卑不忘忧国！

为官要注重修身，修身要从小事做起。东汉时有一少年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一天，其父之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的房内龌龊不堪，便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无言以对。

为官者要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能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张居正是明代中后期叱咤风云、大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是为官者治国平天下的典范。他在隆庆和万历年间，国脉倾危之际，参与并领导了历时16年之久包括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大改革，以其扭转乾坤的功业永垂青史。其勇于任事，犯难进取，挽救危亡的精神，数百年来为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人们所景仰和追思。明朝张居正的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他本人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中记载：“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用冷水冲头洗脸。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自保养罢了。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己，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中年做官后，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边事紧急，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即此结束。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死。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有些空泛，不务实，但是对于仕途官员来说，修身养德，以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的，才是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