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施之于人”，是被理解为的最糟糕的一种情况！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表述最为精彩，他以人性本恶为根据推论，在书中描写了一种所谓的“自然状态”，在那里人们就奉行“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原则，最终导致人们之间不休的对峙，他写道：“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与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它描述的自然状态虽然未必是真实存在，但他告诉我们“己所不欲，施之于人”对人类来说绝对是个灾难！下面摘录了《利维坦》中关于“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精彩描述和大家分享：

“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这样就出现一种情形，当侵犯者所引为畏惧的只是另一人单枪匹马的力量时，如果有一个人培植、建立或具有一个方便的地位，其他人就可能会准备好联合力量前来，不但要剥夺他的劳动成果，而且要剥夺他的生命或自由。而侵犯者本人也面临着来自别人的同样的危险。”

人们的互相猜疑畏惧，造成现在人们最合理的自保之道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其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这并没有超出他的自我保全所要求的限度，一般也是允许的。同时又由于有些人把征服进行得超出了自己的安全所需要的限度之外，以回味自己在这种征服中的权势为乐；那么其他那些本来乐于安分守己，不愿以侵略扩张其权势的人们，他们也不能长期地单纯只靠防守而生存下去。其结果是这种统治权的扩张成了人们自我保全的必要条件，应当加以允许。此外，在没有权力可以使大家全都摄服的地方，人们相处时就不会有快乐存在；相反地他们往往还会有很大的忧伤。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自己的估价和自己对自己的估价相当。每当他遇到轻视或估价过低的迹象时，自然就会敢于用尽自己的胆量（在没有共同权力使大家平安相处的地方，这就足以使彼此互相摧毁）加害于人，强使轻视者作出更高的估价，并且以诛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方面得到同样的结果。”

据《贞观政要》记载：

在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与臣属魏征谈皇帝的行事原则问题。李世民说：“扩建修饰宫殿屋宇，游玩观赏池台，这是皇帝所希望的，但不为百姓所认可。帝王所希望的是骄奢淫逸，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劳累疲惫。其实，劳累疲惫恐怕是人见人弃的事；孔子曾经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来劳累疲惫的事，确实不能施加给百姓。我处于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处理事情都能设身处地，才真正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如果百姓不希望那样做而硬要做下去，就不能够顺应民意。”魏征说：“陛下素来怜恤百姓，常常节制自己去顺应民情，臣听说：‘拿自己的欲望去顺应民情的就会昌盛，劳累百姓来娱乐自己的就会灭亡。’隋炀帝贪心无厌，专门喜好奢侈，每当有关官署供奉营造稍不称心，就用严厉的刑罚处罚。上面爱好做什么，下面必定做得更厉害。上下争相奢侈放纵没有限度，最终导致灭亡。这不仅是史籍有记载，也是陛下亲眼所见的。陛下如果认为欲望满足了，那么现在不仅仅是满足了，而是应该节制欲望了。如果认为欲望还不能满足，那么再超过这样万倍也依然不会满足。”太宗说：“你讲得很好！不是你，我岂能听到这些话？”唐太宗的言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了很好的注解。

其实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标准，而且一切人一生都用得着的，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都可以，也应该以“恕”字规范自己，要求自己。相信这样，不仅能与人为善，而且人也会与“我”为善，岂不是两全其美。

清朝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有一天接到母亲自安徽桐城老家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诉说家里正准备扩建院宅，却因地皮问题而与毗邻而居的叶家产生了矛盾。叶家也想建房造屋，因此两家相持不下，水火不容，信中隐约有要求张英用名位官威来压服叶家的意思。

张英收到信后，沉思再三，回复了一首诗来劝他母亲。诗是这样写的：“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的母亲和家人见信后，深明义理，马上主动地把将要砌建的院墙让后三尺。叶家的人知道情况后，愧疚之余，也立即把正想修建的院墙退后三尺。因此，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街巷。此事一时之间传为佳话，至今在桐城尚有被人所乐道的“六尺巷。”

不难看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当自己要对他人做什么事时，先想想自己是否愿意遇到类似的事，如果自己不愿意，就不能对他人做这件事。我们不愿意被偷、被抢、被杀，所以，我们也不能对他人做这种事，衡量的标准当然是自己，是自己的“不欲”，而之所以能把别人也当成自己，对他人也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就必须发自一种纯粹的善意，一种真挚的恻隐之心。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如果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怎么能够去强加于别人。这个本性本身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是，许多人却在趋“利”的同时，把“害”推给别人——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派生出来的一个恶果。孔老夫子可能正是看到了人性中的这个恶，才提出了他的思想。我们的这位老祖宗是换位思考的典范，他推己及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世人道出了自己的谆谆告诫，以告诫世人。

建设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方面表现在法律上对这一原则的保护和落实，一方面表现为柔性的但更具长远意义的道德诉求，如果人人能从内心深处理解并支持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这一规则，那么即使是经济至上的时代，也会饱含温馨，处处温暖。

温良敦厚，恭敬勤俭，做事有谦让

【子曾经曰过】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论语》学而篇第一

【智者感悟】

“子禽问子贡说：‘老师每到一个国家，总是能够预闻这个国家的政事。（这种资格）是他自己求得呢，还是人家国君主动给他的呢？’子贡说：‘老师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所以才得到这样的资格，（这种资格也可以说是求得的），但他求的方法，或许与别人的求法不同吧？’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风雨历程，沉淀了礼仪之邦的美誉，人与人之间的礼道显得十分重要！礼貌，是出自内心的尊重和热爱，是人的言语和动作表现，属于人类行为方面的修养。礼，是内容；貌，是形式，属仪。儒家所说的“礼仪”，包括国家制度、等级秩序和典章仪式等。而所谓礼貌，恭谦礼让，儒家认为它从属于“忠恕之道”，既属于内在道德修养，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又属于外在的行为表现，要求人们为人处世时做到温和、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成谦谦君子之礼。

子贡是孔圣学生中很杰出的人才，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都有很多自己的见解。子禽，名亢，字子元，比孔子小四十岁。有一天子禽问子贡，我们的老师每到一个地方，必先了解那里的社会政治状况，他是想在那里求官做，还是要给他们点什么呢？子贡没有正面的回答子禽的问题，而是对他说，我们的老师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温是温和、平和。良是善良，有修养。恭是恭敬严明。俭是节俭，不张扬奢华。让是谦让礼让。五个字概括了孔子的风度，性格，修养和身为圣人的风范。孔子之所以受到各国统治者的礼遇和器重，就在于孔子具备有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高尚品格。孔子待人处事有不同于他人的态度，不是凭借势力压人，倚强凌弱，靠争夺强力夺取，而总是用温良恭俭让的方式和态度去得到自己所要追求的东西，继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孔子拜师和礼遇项橐两个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遵守温、良、恭、俭、让的品德。

公元前521年，孔子得知他的学生宫敬叔奉鲁国国君之命，要前往周朝京都洛阳去朝拜天子，认为这是向周朝守藏史老子请教“礼制”学识的好机会，于是征得鲁昭公的同意后，与宫敬叔同行。抵达京都的第二天，孔子便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子。正在书写《道德经》的老子听说誉满天下的孔丘前来求教，赶忙放下手中刀笔，整顿衣冠出迎。孔子见大门里出来一位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的老人，料想此人便是老子，急趋向前，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弟子礼。进入大厅后，孔子再拜后才坐下来。老子问孔子为何事而来，孔子起座回答：“我学识浅薄，对古代的‘礼制’所知甚少，特地向老师请教。”老子见孔子这样诚恳，便详细地抒发了自己的见解。回到鲁国后，孔子的学生们请求他讲授老子的学识。孔子说：“老子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确实是我的好老师。”同时还打比方赞扬老子，他说：“鸟儿，我知道它能飞；鱼儿，我知道它乐游；野兽，我知道它能跑。善跑的野兽我可以结网来逮住它，会游的鱼儿我可以用丝条缚在鱼钩来钓到它，高飞的鸟儿我可以用良箭把它射下来。至于龙，我却不能够知道它是如何乘风云而上天的。老子，其犹龙耶！”由此可见，孔子的谦卑好学的品质。

下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孔子与小孩之间的故事。一天，孔子和他的朋友驾车去晋国。一个孩子在路当中堆碎石瓦片玩，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孔子说：“你不应该在路当中玩，挡住我们的车！”。孩子指着地上说：“老人家，您看这是什么？”孔子一看，是用碎石瓦片摆的一座城。孩子又说：“您说，应该是城给车让路还是车给城让路呢？”孔子被问住了。孔子觉得这孩子很懂得礼貌，便问：“你叫什么？几岁啦？”孩子说：“我叫项橐，七岁！”孔子对学生们说：“项橐七岁懂礼，他可以做我的老师啊！”孔子不但对德高望重的老人恭敬，对孩子也是这么谦虚温和！

孟子曾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谓温良恭俭让，无非就是温和、善良、恭敬有礼貌、俭朴、谦让等行为规范，相与之对立的，自然就是粗暴冷淡、凶恶仇恨、强硬傲慢、奢侈放纵之类。谦虚礼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谦虚礼貌，指人的言行举止要合乎一定的礼仪规范，接人待物，和蔼可亲，为人正直、公正、礼让。如果我们自己一向待人温良宽厚、谦虚有礼，别人又怎么能够对自己刻薄冷淡、傲慢不逊？相反，如果我们极端自私，待人刻薄，怎么能够希望别人无私、宽厚地待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儒家认为，好胜，争取名声；夸功，争取名利；争不到便怨恨别人，以及在名利上贪心不足的行为，都不符合礼让的道德原则。据此可知，让这一基本原则形成社会风尚的可贵之处是：就人情而言，谦让名利地位之风，人们就多学别人之所长而鉴人所短。前者可以引导人们团结、和睦、向善；后者则诱人嫉贤妒能。二者的社会效果截然相反，不同的态度得到的收获也是有天壤之别的。

“让”在这五种道德品质中，在人格的塑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让”是在国家安危上先公后私，在功名利权上先人后己，在职责义务上先己后人。让用之于外交如国事访问，也是合乎客观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儒者不要像一般人那样，遇到出头露脸又有好处的事就抢着干，而是谦让，处处显良德。

孔融，有五个哥哥，一个小弟弟。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子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孔融不挑好的，不拣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爸爸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哩。就故意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父亲又问他：“你还有个弟弟，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他父亲听后，哈哈大笑：“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

张良，字子房，战国时韩国（今河南中部）人，是刘邦的军师，为其出谋划策，屡建功业，是东汉的开国元勋。张良为人就比较温和谦恭，进退有度，他曾经为一个素不相识老头提过鞋！后来刘邦灭项羽建汉称帝，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大封功臣。高祖说：“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并让张良选择3万户作为封地。张良之功，可比日月，但他并不居功自傲，一直秉持中庸之道，不受其封，张良说：“我和帝初见面时在留，把我封在留就可以了”，因此张良被称为留侯，后弃官辞封，退出朝政，隐居在山林中。这也是他避免和良弓藏走狗烹的命运！谦恭的低调态度有时会为人生赢得另一半精彩。

儒家倡导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道，同时也极力反对外表温和恭顺，满口仁义，内心却卑鄙龌龊，《论语》中：“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意思是说，一个人讲虚妄好听的话，脸上表现的很讨人喜欢，看起来很恭敬诚恳的样子，可实际上却是虚情假意，左丘明很讨厌这种人，孔子对这种人也非常讨厌。

《论语》中还记载：“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就是语言上的伪诈矫饰，能说会道，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有些人说话很漂亮，冠冕堂皇，满口仁义道德，态度上表现的很真诚。但是要注意，这种言过其实的表演也许不是他的本来面目，这种人内心真正仁义的成分不多。“令色”是指表面态度很诚恳的样子。巧言令色的人有时候确实能得到人们一时的赞许，但绝不可能长久地蒙骗世人，当人们一旦看清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他得到的只有世人的鄙视和唾弃。只有真诚才是一个人长久的立身处世之道。我们只有坚持以温、良、恭、俭、让待人，才能在为人处世中成就君子之道！现代社会中也只有谦虚、温良，才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这是我们的生活和事业须臾离不开的，是成功和幸福的基石。只有人人努力做到为人善良谦虚、对人礼让恭敬，才能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形成人与人之间互助相敬、亲密和谐的气氛，而这正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品质，是安身立命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