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儒家认为做人是做官的基础，只有会做人才能更好为官。为官要有很好的学问和才华，但同时还有具有崇高的道德，才能做人们表率，为人们谋福祉！为官要善于谋身，明白中庸之道，既要有经世之才，又要懂得办事方法和手段！出则为将，可以横刀立马，救万民于水火；入则为相，可以运筹帷幄，创万世之基业。为官要胸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有杀身成仁、勇赴国难的勇气，又有俯首万民，化育万方的涵养功夫，最终成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修心进取，顾全大局，遵循中庸之道

【子曾经曰过】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智者感悟】

君子应当尊奉德性，善学好问，达到宽广愽大的宏观境界，同时又深入到精细详尽的微观之处，达到极端的高明，同时又遵循中庸之道。温习已经了解的道理，从而推究对事理新的认识，抱着朴实厚道的态度崇尚礼节。这样，身居上位时不要骄傲，身居下位时不要背弃。国家政治清明时力争言论主张能被采纳使国家振兴。国家政治黑暗时沉默不语力求保全自身。《诗经》里说：“既明达又智慧，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

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骨髓，它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应运，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就已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代圣王执中、行中的例子。如《盘庚篇》的“各设中于乃心”、《吕刑》“罔非在中”、《诏诰》、《洛诰》的“时中”、《酒诰》的“作稽中德”等。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被宋儒称为“十六字心传”的那一著名的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其中就有中道的思想：“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由此，我们可以把《尚书》中强调“执中”的政治智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源头。“中庸”一词，语出《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

“中庸”一语始见于《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有过这样的解释：“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可见，中庸即是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遵循适度原则。因此，可以把中庸的高明之处理解为寻求平衡的智慧。

如果对儒家“中庸之道”的平衡智慧做一点展开，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作如下三方面的开掘：

其一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智慧，其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在“敬天”、“畏天”的基础上追求天人两极的和谐统一。

儒家把人安身立命的理想目标确立为“天人合一”，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近代西方的自然观，在“征服自然”等戡天思想的支配下，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迭起。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当代西方许多学者对儒家文化中“敬天”、“畏天”从而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也就在所必然了。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与政策法规的当今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中庸平衡思想显然给我们提供着重要的智慧启迪。

其二是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智慧，其理想状态是达到“人我合一”的和谐境界。在儒家那里，“人我合一”的原则集中体现于其“仁道”思想。对于“仁道”的基本要求，孔子明确将其理解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思想史上的几位后继者譬如孟子、荀子、董仲舒也都认为：“仁者，爱人”，“仁者，爱人之名。”儒家认为，爱人的基本内涵是视他人为自己的同类，即将别人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所以《中庸》说“仁者，人也。”这意思是说，仁道首先是承认他人是人，要将他人当作人来对待。有了这一前提，才能超越利己的天性，关爱、同情、尊重他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和谐状态同样是我们必须着力营造的。因此，儒家倡导的“人我合一”的中庸平衡智慧也给我们极大的启迪。事实上，人我之间既走出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羁圈，又反对一味地强调自我牺牲的说教，正是我们今天追求“人我合一”要达到的中庸平衡境界。它无疑是我们构建祥和稳定社会的伦理基础。

其三是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智慧，其理想目标是达到“欲理合一”的内心和谐状态。儒家认为要达到“欲理合一”的平衡状态必须谨守“以理制欲”的原则。先秦儒家在承认欲望之合理性的同时几乎毫不例外地主张对欲望必须进行理性的引导，孔子称：“克己复礼为仁。”按朱熹的解释：“‘己’谓身之私欲也。”荀子认为，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因此荀子的结论是：“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儒家认为为人是做官基础，而儒家理想的为人之道需要具有深厚的道德功夫才，因此中庸之道是为官者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庸的“中”，即中正、适当、合宜、正确，即不偏不倚，系与偏颇和“两端”相对而言。中，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对于为官来讲，中，就是既不愚忠，也不奸诈；升了迁不专横跋扈，丢了职不低三下四；既不好高骛远，也不自暴自弃；做人要不卑不亢，不左不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只有这样人心才会平稳，社会才会稳定。“中庸”的“庸”，有用、常、平常三义。庸，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中”“庸”合称，即中道之实用、中道为常道、中道可常行之义。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之道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中庸讲的是人之根本，强调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中庸，即永守其中，常持其正，此道得之于太极之理，暗合于阴阳之变，故中庸之道必是因时而化的。古时候有一种欹器，注水一半时则正，过半则偏，满时则倾覆，水流失尽净，所以古之贤者常以此自戒，或用以喻谏执政者要守中持正，不可偏私，不可奋满，《周易》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古今成大事业者，必有其进退出处之道。“日中则灵，月盈则亏，君子尚消息盈虚”，此正是日中则偏，月满则亏之意，得道者必明此理，谨守中庸之道，戒奋满之倾覆，则可常行不易，生生化化运行而无穷无尽。历史经验也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

中庸之道对为官者更是重要。子张就曾经问孔子怎样从政。“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他的意思是，子张问孔子说：“怎样才可以从政呢？”孔子说：“尊重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从政了。”子张问：“五种美德是什么？”孔子说：“君子要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使百姓劳作而不使他们怨恨；要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庄重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子张说：“怎样叫要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呢？”孔子说：“让百姓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这不就是对百姓有利而不掏自己的腰包嘛！选择可以让百姓劳作的时间和事情让百姓去做。这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要追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又还有什么可贪的呢？君子对人，无论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怠慢他们，这不就是庄重而不傲慢吗？君子衣冠整齐，目不邪视，使人见了就让人生敬畏之心，这不也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问：“什么叫四种恶政呢？”孔子说：“不经教化便加以杀戮叫做虐；不加告诫便要求成功叫做暴；不加监督而突然限期叫做贼，同样是给人财物，却出手吝啬，叫做小气。”

“尊五美，摒四恶”就体现为官从政的中庸之道。其中的“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就是中庸，而“四恶”则反中庸。孔子满怀仁德之心，体现出对统治者利益和民众利益折中调和兼顾的政策导向。

要做到中庸，首先要练好基本功，儒家的基本功就是修身，从格物致知，到正心诚意，最后再到修身治国，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本来就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关于修身在第一章已经详述，不再赘言。在这里只是再强调一下，“诚”对修身和中庸之道的作用。《中庸》在修身是提出了诚的概念。它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不达则不肯辍，直至得其真谛。诚，则专且能永恒，心不旁骛，行不或止，则其道自明矣。诚的力量可以这样来说明：诚引导我们真实地面对自我，深入理解自己的不完美性和完美性。实际上，在《中庸》里，诚是一种自始至终贯穿人们生活的力量。我们生而有诚，由诚所驱动，受诚的支配。因此，“诚”不是一个从不诚到诚的过程，而是一个由诚到诚的过程。总之，诚是自在的。《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则无物”。也就是说，诚是每时每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的动力。诚是儒家生活概念的基础。当诚促使我们真实地面对自己时，直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社会关系。“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唯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理可得矣。也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义。至诚则不息不止，不息不止则能持久，持久则可达悠远博厚高明之境界。然则博厚可以载万物，高明可以覆万物，悠久可以成万物，此唯圣人能得而行之。为官之道，就是先要从自身的基本功练起，只有这样才能在为官后宠辱不惊，恪守中庸，出神入化，无往不利。中庸之道在为官的具体体现，在于不断调试自我，包括一方面戒惧谨慎，如履簿冰，另一方面却勇于革新，开创出前无古人的事业；一方面廉洁自津，勤勉公事，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好同僚、同事关系；以迂为直，外圆内方；不飞则已，飞必冲天；功成而能身退。“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中庸并不是搞折中、无原则妥协，而是要做到不偏听偏信，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中庸之道到了现代，好像成了贬义词，和“老好人”“和稀泥”同义，“明哲保身”这个词的下场也和“中庸”差不多，都在日常生活中变了质。其实真正的“中庸”是反对模棱两可，无原则的妥协的，他“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所以中庸之道，不是搞折衷，不分黑白，放弃原则。

要做到真正的中庸就必须审时度势，看清潮流，明白变与不变的统一，这就要求首先，做大事必须先观大局；其次，非常时期，要有霹雳手段时变、物非、人异，而其中庸之道不因之而变，是为死守，则不可为！比如：行千里之途，人或说无以守其中正，是不知其中正之道也。千里之途，不守其直，不避其曲，唯以到达目的地为图，直以行其道，曲以避其险，越其高山，涉其大川，则自出发点直至达于其目的地，此即为千里之行的中正之道。最后要懂得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不论对于何事何物何人，其中庸之大道是不变的，也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具体到某人、某事、某物，其中庸之道必有不同内容，这是个性，但其总体而言，中庸之道的根本内涵却是不变的，即不偏不倚，常守不易，这就是共性，要知中庸之道，必先明于此理。

下面分享一位学友对曾国藩为官的中庸之道做的总结，以飨读者。

曾国藩中庸固本之术：

顺随动静之理，不欲才能遂其欲

该忍的时候就是要忍。这并不代表你是一个没骨气或者无原则的人，而是认清形势，以图后举的明智行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庸艺术，它可以让对手放松警惕，也有利于让自己在不露声色中悄然壮大自己的实力，在不显山露水之际快速接近自己的目标。

1、修养心性，无间进取

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即使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曾国藩以他苦行僧般修行的现身说法，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2、自我更新，以静安身

时间会消磨掉一个人的功业、毅力和闯劲，也会慢慢清洗掉一个人的一切荣誉。所以，不要为时间的流逝而哀伤，关键是要不断地学习新事物，加强对自我的控制，及时地更新自己。

3、荣辱集一身，宠骂若等闲

环顾四周，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不懂得忍的重要性。所以，他该忍的不忍，该让的不让，头脑容易发热，最后危及自身。所以，一定要用理智来处理遇到的问题，无关大局之处一定要忍要让。用这样的思想来处世，表面上是退是让，是与世无争，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将自己争的动机隐藏于无形之中。

4、息事宁人，委曲求全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领导者，如果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经常做出情绪化的反应，肯定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而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才能在仕途上走得顺利。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为官者更是经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比如事业的成败，个人的进退，别人的毁誉。这时，以一种近似中庸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可以说是生存的一种大智慧。

5、顾全大局，示弱待变

要想修炼自己的胸怀，保持自己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就要有承受巨大痛苦的心理准备。心胸开阔的本质就是在不断的痛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我们追求的是更大的成功，需要宽广的胸怀，就要能够承受巨大的痛苦。只有从炼狱中走过的人才会发现通向幸福的途径，才会达到通过炼狱到天堂的境界。

6、和为贵，忍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