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落日的黄昏，她顺着饭馆门前那条盘山路，登上了山顶。她试图寻找当年葬埋剪纸小女孩的那块地方，祭奠一下她。但是，那棵赖以帮她判断方位的老杜梨树，已经在一次雷击中，只剩下了半截身子。现在，那半截身子端翘翘地立在山上，像一个惊叹号。她扶着杜梨树那被火烧过的身子，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在这一刻她想起了很多事情，并且想到了就在她的脚下的土地下，不知躺着多少个无香无臭无名无姓而又壮志未遂，期待一生的生命，于是她含着眼泪，轻轻地呼唤了一声?：哦，陕北！我的陕北！

来陕北之前，她曾经在电话里和如今已经调到省城的杨岸乡通了电话，电话中谈的是为她的公司筹划一个广告的事。杨岸乡如期地用传真，将广告词传过来了。广告词：当年两位北京插队知青，移居香江，十五年卧薪尝胆，成为一代大亨；东莞三十幢楼盘，拔地而起，一时蔚为壮观，需者欲购从速。这广告词她没有用，觉得太扎眼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不想成为公众人物，不想让人知道她的过去英雄莫问出处，这是港人的一条行为准则，这一点杨岸乡永远不懂。在电话中，她还对自己远离了文学而显露了愧意，但是杨岸乡说，你是成功者，而文学是什么呢？它也许什么也不是！我是成功者吗？她暗暗问自己。她在电话里：我只是一个角色。一个生活派给我的角色。我唯一能做的是，将它扮演好，演到谢幕的那一天！

这次回来，她决定不见杨岸乡。因为他们都觉得：句号已经划过。而事实上，他们确实已经距离很远了。既然那样，留一个话题，留一团温馨的回忆最好！而且，从丹华这方面考虑，她更愿意是当年那个英姿勃勃的她，那个头发剪成一个门字，穿一身牛仔的她，将作为一个固定的形象，留在杨岸乡的记忆里，这样最好！

手扶着半截杜梨树的丹华，在这一刻，大约也想起了杨岸乡。不过，那只是轻轻地一闪，就过去了，她还有许多事要做，陕北对她，只是一个梦，一个过于冗长的梦而已。后来，她还想到要去看一个人的，于是驱车，前往吴儿堡，探望了一下杨蛾子。她本来希望和杨蛾子谈谈旧事，甚至，还想听这位世纪老人唱一唱她那自从哥哥当红军，多下一个枕头少下一个人的歌曲。但是，老人已经不再唱这些歌曲了，甚至，老人连她是谁，也茫然不知了。丹华常向人说，她有健忘症，现在看来，有健忘症的不只她一个。丹华没有再打搅这位生活在幸福与安宁中的老人，只是留下了礼物，就礼貌地告辞了。她回到肤施城之后，留下那一堆人在那里忙碌希望小学的事，自己就打道回府了。香港那边，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她定夺。

就在杨蛾子站在畔上观看的时候，那张家山，早在大槐树底下，威赫赫地趔好了架势。有一块碾场用的碌碡，闲靠在树身上，正该他坐。他一个大屁股，实实地坐在碌碡上，腰身一展，靠定树身，大腿压二腿，一坐，信手掸了掸布鞋上的土，然后怀抱三弦，急促地弹奏起来。

一阵急促的爆裂的琴声，迅速地在这川道上空弥漫开来。声音噼噼啪啪，如一阵冷雨泻地，又如胸存郁结的人，仰天长叹。凭空降下来的一场热闹，不看白不看，吴儿堡的老少爷们，于是便忘记了刚才自己的轻蔑，纷纷端了饭碗，围上来观看。这场合，大姑娘小媳妇自然也不会错过，人人都是人前有！眼见得只一袋烟的工夫，在张家山的琴声中，这大槐树底下，立着的、蹲着的、坐着的、攀在树上的、骑在大人脖子上的，竟聚了不少的人。

圈外站着的李文化，见了这阵势，有些怯火，怕张家山丢人现眼。也难怪他平日见这张干大，懒懒散散，浑浑噩噩，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哪里知道，他的身上，还藏着这一手绝技。倒是谷子干妈，心放得堂堂的，站在圈外袖着手，眯着眼睛在笑。她对张家山的根底知道一些，她明白这老东西，今格要逞能了。

李文化担心确实是多余了。大凡老一辈的陕北人，他身上都天生带着两手绝技。这两手绝技，一是石匠手艺，一是弹三弦。细石匠难做，粗石匠却好做，一手拿凿，一手挥锤，敲敲打打，一个上午就学会了。凿碑子、雕石狮子的高手，自然不多，但是洗石面、砌窑洞、垒花墙的粗石匠，人人都是。那弹三弦也不是什么难活儿，半崖上掏出一钵椿木根，做成琴身。从牛腿把子上抽出一根筋来，劈成三绺，算是琴弦，不懂韵律，不懂节拍，两只大手摸揣一阵，就弹上路了，什么《大摆队》，什么《得胜令》，耳朵里逮来音，信手弹出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