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阴谋？”

“噢，妈的，听上去很无知、很偏执，但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以前这是白人的城市，现在我总觉得自己是这里最后的白人。”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他又说：“他们现在在地铁里吸烟。你注意到了吗？”

“我注意到了。”

“过去从没有过。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铁里点烟。现在，咱们的中产阶级也在地铁里点烟，然后喷云吐雾。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家伙在pah线地铁里抽烟，那儿的一个警察让他把烟熄掉，那家伙拔枪就把他打死？记得吗？”

“记得。”

“就从那儿开始的。只要看过那条新闻，不管是谁，警察还是平民，都不会贸然告诉过道对面的家伙熄掉他那该死的烟。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抽烟，无人敢管。然后更多的人开始抽烟，连发生入室盗窃这样的大案都无需浪费时间报案，谁还会去管在地铁里抽烟的事儿？执法不严，人们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皱皱眉，“但想想pah线地铁的那位警察。你愿意像他那样去死吗？叫别人熄掉烟，然后砰的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发现自己开始跟他讲起卢·鲁登科的母亲，由于她的朋友给她捡回一台不该捡的电视机而被炸死。于是，我们开始轮流讲起恐怖故事来。他提到一个社工人员被骗上一栋公寓的顶楼遭强暴多次后，被推下楼摔死。我记起一条新闻，说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被另一个同龄男孩枪杀。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凶手声称被害人嘲笑了他。德金谈到好几起虐待儿童致死的案件，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他女朋友的女婴，因为他厌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电影都得出钱雇人看孩子。我提到格雷森区的那个女人，她在衣柜那儿挂衣服时被流弹打死。我们的对话颇有点比拼的味道。

他说：“市场自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死刑，重新启用黑色大电椅。”

“你认为这行得通吗？”

“无疑，公众需要它。它至少有一个功效是你无法否认的。电死一个混蛋，你至少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妈的，我就投票赞成。把电椅拿出来，用电视转播行刑过程，插些广告，赚几个钱，多雇几个警察。你想知道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们有过死刑，但处决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普通人。普通人被杀的概率比杀人犯上电椅的概率还大。我们一天有五、六、七次死刑呢。”

他提高了嗓门，现在酒保也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已经把他从他的电视节目上吸引过来了。

德金说：“我喜欢那个电视机爆炸的故事。不知我怎么会错过那条新闻的。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听说过了，但总有新的出现，是不是？”

“我猜是吧。”

“光这个城市就有八百万个故事，”他拉长声音说，“你记得那个节目吗？几年前电视上播过。”

“我记得。”

“每次节目结束时他们都说那句台词，‘在这个城市里有八百万个故事。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

“八百万个故事，”他说，“你知道这城里有什么吗，这个城市的大粪池里有什么？有八百万种死法。”

我把他弄出酒吧。在外面夜晚清凉的空气中，他陷入了沉默。我们绕过两个街区，最后来到离警察局不远的路口。他的车是一部水星车，已有些年头。车角有点坑坑洼洼。车牌前头的字母明示他是警察，该车是用来办案的，不要开罚单。一些经验丰富的混混也能认出这是警车。

我问他能否驾车。他不太喜欢这个问题。他说：“你是谁，警察吗？”然后想到这句话实在荒谬，便又笑了起来。他靠在打开的车门上保持平衡，笑得前仰后合。“你是谁，警察吗？”他说，吃吃笑个不停，“你是谁，警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