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用真杯子喝起来味道还是一样差。买杯子的第二天，我正在写逮捕一个地痞的报告，无意中把那个该死的杯子打翻到地上摔碎了。你还要去什么地方吗？”

“不要。”

“那咱们一起下楼，”他说，“去拐角的小店坐坐。”

14

他带我绕过街角，往南走过一个街区，来到第十大道一家让人很难描述的酒馆。我记不住它的名字，也无法肯定它确实有个名字。人们可以称之为“通往戒酒所的最后一站”。吧台前两个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对饮。一个四十多岁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另一头一边看报，一边呷着八盎司酒杯里的红酒。酒保瘦骨嶙峋，身着恤和牛仔裤，正盯着一台小黑白电视看，音量开得极小。

德金和我找了张桌子，我去吧台拿我们的饮料。他的是双份伏特加酒，我的是姜汁汽水。我把它们端回我们的桌子，他瞅瞅我的姜汁汽水没作声。

这汽水看起来很像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颜色差不多。

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说:“哇，上帝，真管用。它确实管用。”

我没吭声。

“你之前问什么来着。我们下一步做什么？你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吗？”

“也许能。”

“我让我姐新买一台电视机和打字机，再在门上多加几把锁，不必费事去报警。达基嫩的案子我们下一步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猜到了。”

“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她。”

“钱斯吗？”他点点头，“我觉得他的不在场证据看上去无懈可击。”

“哦，就像金边证券一样可靠，跟被海关扣存的酒一样稳妥。那又怎样？他仍有可能作案。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的那些人都能为他撒谎。”

“你认为他们在说谎？”

“那倒不是，但我也不敢保证他们没说谎。不管怎样，他还可以买凶杀人。我们谈过这一点。”

“没错。”

“如果是他干的，他已经脱罪了。因为我们找不出他那些不在场证据的漏洞。如果他买凶杀人，我们也找不出他雇的那个人。除非我们走运。你知道，有时事情真会如此。运气从天而降。有人在酒吧漏了口风，某个跟他结怨的人把话传了出去，忽然之间，我们掌握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可即便如此，离把案子整合起来去起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况且，我们也不打算在这个案子上花太多精力。”

听他这么说我并不惊奇，但不免心里一沉。我拿起姜汁汽水，呆望着它。

他说：“我这一行一半是要看成功概率。只办有机会成功的案子，其余的放到一边凉快去。你知道这座城里谋杀率有多高吗？”

“我知道越来越高。”

“这还用说吗。逐年增长。各类案件都在逐年攀升，除非我们把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案件忽略不计，因为人们懒得报案。就像我姐的入室盗窃案。有个无赖跑进你家，结果你只丢失一些钱财。哦，妈的，何必大惊小怪呢，是不是？你还活着就万幸了。回家祈祷感恩去吧。”

“那金·达基嫩——”

“去他的金·达基嫩吧，”他说，“这么个愚蠢的小***大老远地跑一千五百英里来卖身，把钱交给黑鬼皮条客，谁在乎是否有人把她大卸八块？我是说，她为什么不待在该死的明尼苏达州？”

“是威斯康星州。”

“我是说威斯康星。但她们大部分都来自明尼苏达州。”

“我知道。”

“谋杀案过去大约是一年一千起，每个区每天三起。那似乎已经很高了。”

“够高的了。”

“可现在是那时的两倍。”他身子前倾，“但那没什么，马修。大部分谋杀案是夫妻间出了问题，或是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把另一个射死，第二天却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案子的比例一直没变，跟以前一样。有所改变的是谋杀陌生人的案件，凶手和被害者互不相识。那种案件的比率表明你的家居环境是否危险。如果只看谋杀陌生人的案件，把其他案件撇到一边，把谋杀陌生人的案件画出一个表格，那比例像火箭一样往上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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