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时，这个地方已经挤满了上班族。走前，她已喝够了咖啡，开始喝起白酒了。她要了一杯酒，剩下了半杯。我一直在喝黑咖啡。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她的住址，电话号码，还有钱斯的代接电话服务站号码。仅此而已，实在不多。

她走后，我把咖啡喝完，从那叠百元大钞中抽出一张付帐。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五十七和五十八大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而我住的旅馆就在五十七大街拐角附近。我走进旅馆，到前台查看是否有我的信件和留言，然后用门厅的付费电话给代接电话服务站打了电话。一个女人在响到第三下时接起电话，她重复了号码的后四位数，然后问我有什么需要。

“我想跟钱斯先生通话，”我说。

“我会尽快同他联系，”她说。她听上去人到中年，一副烟酒嗓。“需要给他捎话吗？”

我留了我的名字和旅馆电话。她问我为何打电话。我告诉她是私事。

挂断电话时，我浑身发抖，或许是因为那些咖啡，我已喝了一整天。我想喝杯酒。我考虑是到街对面的波莉酒吧来一杯，还是到波莉酒吧隔两个门脸的酒铺买一品脱波本1威士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酒：占边波本威士忌或丹特酒，平底酒瓶里那货真价实的棕色威士忌。

算了，我想，外面正在下雨，你不想冒雨出门吧。我离开电话间，转向了电梯（而不是大门），然后回房间。我把门锁上，把椅子拉到窗边，望着外面的雨。几分钟后，喝酒的冲动消失了。然后又袭来，然后又退去。这冲动来来去去又一个小时，就像霓虹灯般忽现忽灭。我待在那里没动，望着外面的雨。

七点左右，我拿起房间里的电话，给伊莱恩·马德尔打过去。她的答录机做了应答。指示音响后，我说：“我是马修。我见了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推荐。也许这几天我就能报答你。”我挂断电话，又等了半小时。钱斯没回我的电话。

我不怎么饿，但还是勉强下楼去吃点东西。雨已经停了。我到蓝松鸦餐馆，要了汉堡和炸薯条。隔两个桌子远，有一个家伙正在就着啤酒吃三明治，我决定等服务员送来汉堡包时也要一杯啤酒，但后来改了主意。我吃了大半个汉堡包，半份薯条，喝了两杯咖啡，然后要了樱桃当饭后甜点，吃掉了一大半。

离开时快八点半了。我在旅馆停了一下——没有留言——然后一路向第九大道走去。街拐角处本来有一家希腊酒吧，安泰尔斯与斯匹洛酒吧，但现在那儿变成水果蔬菜市场。我转向城北，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穿过五十八大街，等交通灯变绿，我继续向北，经过医院直奔圣保罗教堂。我绕过教堂侧面，走下一段通往地下室的窄梯。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纸板当作标志，但不特意找你是不会看到它的。

上面写着“匿名戒酒互助会”。

我进去时，他们刚刚开始。三张桌子摆成u字形，人们坐桌子两边，后面有大约十几把椅子。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点心饮料。我拿了一个泡沫塑料杯，从咖啡机里倒了些咖啡，然后在后面坐下。有几个人冲我点点头，我也点头回礼。

发言的人年龄与我相仿。他穿着格子法兰绒衬衫，人字斜纹呢短外套。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从十几岁喝第一口酒，到四年前加入戒酒协会改掉恶习。他离过几次婚，撞坏过好几辆车，失去过工作，进过几家医院。然后，他不再喝酒，开始参加聚会，情况开始好转。“‘情况’并未好转，”他更正自己的话，“好转的是‘我’。”

他们总是那么说。他们总是说很多，你一遍又一遍听同样的话。然而，这些故事相当有趣。人们坐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对你讲最该死的事情。

他讲了半个小时。然后，大家休息十分钟，传递收费篮。我往里放了一美元，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拿了几块燕麦饼干。一个穿着旧军装的人叫着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他问我一切可好，我告诉他，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