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干嘛不找个桌子坐下？我们可以聊聊过去的时光和死去的朋友们。你来这儿有什么事？”

“男孩”丹尼偏爱的这些酒吧都在冰柜里备了一瓶俄罗斯伏特加酒。他就喝这种酒，并喜欢冰的，但他的酒杯里不放叮当作响会稀释酒的冰块。我们在酒吧后面的一个隔间里坐下，一位矮个女招待迅速送来他的最爱和我的可乐。“男孩”丹尼低头看看我的杯子，然后抬头望着我的脸。

“我正在戒酒。”我说。

“很有道理。”

“我猜是吧。”

“节制，”他说，“我跟你说，马修，那些古老的希腊人还真什么都知道。节制。”

他把酒喝掉了一半。他一天喝掉八杯那样的酒都会安然无恙。就算一天一夸脱酒全灌进那个不足一百磅的躯体里，我也没见他露出任何醉态。他从不蹒跚摇晃，从不吐字不清，只是喝个没完。

那又怎样？跟我有何相干？

我呷着可乐。

我们坐在那儿，讲着故事。如果说“男孩”丹尼有职业的话，那就是搜集信息。你告诉他的一切都会在他的脑子里归档，通过把琐碎的资料拼凑起来后再四处流传，他就能赚到足够的钱让他的鞋子锃亮，杯子满溢。他会安排人们会面，从中收点劳务费。他在很多短期企业都有有限的投资，尽管其中大部分企业都多少有些违法，但他总是能做到不惹祸上身。在我还当警察时，他就是我最好的消息来源之一，他这个线人不收费，只是要点信息当作报酬。

他说：“你记得卢·鲁登科吗？他们叫他‘帽子卢’，”我说我记得。“听说过事吗？”

“她怎么了？”

“一个很好的乌克兰老太太，还住在东第九大街或第十大街，我记不清了。守寡多年。她肯定有七十岁了，或许将近八十了。卢多大了，五十？”

“可能吧。”

“无所谓。关键是这个和蔼的小老太太有一个男朋友，一个跟她同岁的鳏夫。他每星期去她那儿两三次，她给他做乌克兰菜，如果能找到一部不是充满***镜头的电影，他们就会一起去看。总之，一天下午，他来了，兴奋异常，因为他在街上捡了一台电视机。有人把它当作垃圾扔掉了。他说人们都疯了，把这么好的东西扔掉，他擅长修理东西，刚好她的电视坏了，这台电视还是彩色的，而且比她那台大一倍，或许他能帮她修好。”

“然后呢？”

“然后他把插头插上，打开开关看看情况如何。结果，它爆炸了。他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而鲁登科太太呢，电视机爆炸时，她就站在它前面，当场毙命。”

“那是什么，炸弹吗？”

“你猜对了。你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故事了？”

“我肯定是漏掉了。”

“呃，那是五、六个月前的事儿了。据警方判断，有人在那台电视机里装了炸弹，然后把它送给别人。也许是帮派干的，也许不是，因为那个老头只记得在哪个街区捡的电视机，那能说明什么？总之，无论谁收到那台电视机，都会产生怀疑，把它同垃圾一起扔掉。结果，它炸死了鲁登科太太。我见到过卢，有趣的是，他不知该冲谁发火。‘错在这个城市，’他对我说，‘就是这个该死的城市’。但那有什么意义？你在堪萨斯腹地住得好好的，突然，龙卷风来了，把你的房子卷到阿拉斯加州去了。那是天意，是吧？”

“大家都这么说。”

“在堪萨斯，上帝用龙卷风。在纽约，它用做过手脚的电视机。无论是谁，上帝还是其他人，都会就地取材。再要一杯可乐吗？”

“现在不要。”

“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在找一个皮条客。”

“第欧根尼1寻找诚实的人。你则有更大的寻找余地。”

“我在找一个特殊的皮条客。”

“他们都很特殊。有的简直就是变态。他有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