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区有一个拿弓箭的人，”我说，“隔壁的邻居用点三八手枪把他射死。”

“我看到那条新闻了。跟一条选错草坪屙屎的狗有关？”

“差不多是这样。”

“哦，图表上不会有它的。那两个家伙相互认识。”

“没错。”

“但都是一回事。人们总是相互残杀。他们甚至都不停下来考虑考虑，就贸然动手。你离开警界多久了，两三年？我跟你说，现在比那时要糟得多。”

“我相信。”

“我是说真的。外面简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兽都全副武装。人人有枪。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里有多少人带枪吗？那些诚实居民，他们现在必须带枪防身，所以他们都买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杀，或杀死老婆、邻居。”

“还有个家伙用弓箭。”

“什么都一样。但谁会告诉他不要买枪呢？”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轮手枪的武装带。“我必须带这个，”他说，“这是规定。但我告诉你，我不会不带枪就到处走动的，我会觉得像没穿衣服。”

“我过去也跟你一样。你慢慢会习惯的。”

“你什么武器都不带？”

“对。”

“一点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台拿饮料，伏特加给他，姜汁汽水给自己。我端着饮料回座位后，德金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就像漏气的轮胎一样叹气。他拢起双手，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又像急于摆脱它似的喷了出去。

“这个该死的城市，”他说。

它无可救药，他说，然后开始告诉我到底有多无可救药。他历数整个司法系统的变化，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监狱，说它们如何一无是处，如何日渐衰退。你无法逮捕犯人，无法给他定罪，最后也无法把那个狗娘养的关在牢里。

“监狱满员了，”他说，“所以法官不愿判刑太久，假释部门又提前放人。地区检察官拿减刑作为交换条件让犯人认罪，然后辩护律师又把这些罪行辩成无罪。因为法庭日程表排得过满，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护被告权益，就连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让人辨认都会被反咬一口，因为你没得到他的许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权。与此同时，警察也日渐减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万人。街上少了一万名警察！”

“我知道。”

“贼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还会奇怪上街为什么这么不安全吗。你知道吗？这个城市崩溃了。没钱付给警察，没钱让地铁继续运营，没钱做任何事。整个国家正在漏钱，钱都落在那些该死的阿拉伯人手里。那些可恶的家伙用石油换走了卡迪拉克，我们这个国家全毁了。”他站了起来，“轮到我买了。”

“不，我来买。我可以报帐。”

“对了，你有了一个客户。”他坐下来。我端着同样的饮料回来，他问：“你到底喝的什么东西？”

“姜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么不来点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听到这句话，他的灰眼睛盯着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声把杯子放回到破旧的木桌上。“你的主意不错，”他说，我以为他指的是姜汁汽水，哪知他的话题已转。“辞职。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样？我只想再干六年。”

“然后就干满二十年了？”

“然后就满二十年了，”他说，“我就能拿到养老金了，然后我就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工作，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佛罗里达，得克萨斯，新墨西哥，找个温暖、干燥、清洁的地方。噢，佛罗里达不行，我听说那儿到处是该死的古巴人，那儿的犯罪率跟这儿不相上下。再说那儿又是毒品转运站。还有那些疯狂的哥伦比亚人。你知道他们吧？”

我想起了罗亚尔·沃尔登。“我认识的一个家伙说他们还好，”我说，“他说你不骗他们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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