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左拐个弯，到北大街了。朝南一望，啊呀，钟楼！提起西安，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钟楼和大雁塔，这两个著名建筑是古城的标志，就像一提起北京人们就会想起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一样。十一二岁的时候，逢春随父母来过西安，也曾看到过钟楼，毕竟过去了六七年时间，脑海里印象已经模糊，眼前的钟楼却实实在在，而且，自己和这个伟大建筑的距离正在不断接近！可惜呀，要找的地方到了，今天走不到钟楼跟前，明天或者后天，一定要到钟楼四周看一看，有可能的话，上去参观参观。

赵逢春打问着走进省广播电台大院。放下自行车，进了一座楼房，找到刘见旭姑姑的房子，很礼貌地敲门。

“你是？”门开了。一位三十来岁、剪发头、漂亮干练、很有气质的妇女用审视的目光瞅着赵逢春。

“您是见旭他姑？我叫赵逢春，是见旭的高中同学，专门看他来了。”

“啊呀，我是见旭他姑。你从粟邑县来？”

“就是就是。”

“快快快，快进来，看你这一头汗。咋来的？”

“骑车子。”

“这么远的路，你骑车子？赶紧把东西放下，我给你倒水，先洗脸。”

“不急，姑。”逢春比照刘见旭将他的姑姑也喊作姑，“见旭哩？”

“唉。”见旭姑姑一声叹息，“你先洗脸喝水，见旭一会儿就回来，他姑父领他到医院去了。”

逢春洗完脸，喝着见旭姑姑泡的茉莉花茶，脑子里想着将要见到的高中密友会是什么样子。脸上会有伤痕？头上缠着纱布？胳膊腿儿有没有毛病？

逢春正胡思乱想，门外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有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门“吱扭”一声开了。进来的正是刘见旭，他姑父正在拔锁孔里的钥匙。

刘见旭的真实面目比逢春想象的还要残酷：右眼和上半个鼻子左移，将左眼挤得明显变小，鼻梁歪着，嘴抽着，右耳朵也移位了，跟左耳不再对称，整个脸上的部件七扭八歪。受伤前的刘见旭大眼睛，双眼皮，挺鼻梁，嘴唇有棱有角，除了门牙略微外突，总体是个英俊小伙儿。现在的他竟然成了这副模样！头上倒没有裹缠厚厚的纱布，但此次负伤对好友容貌的毁损竟然如此严重，逢春万万没有想到！

“见旭，见旭，是你吗，这是你吗！”逢春迎上前去抱住刘见旭，竟然“哇”一声大哭，“见旭，见旭，你咋成这了？你咋成这了呀！呜呜呜……”

“逢春！”刘见旭对赵逢春来探伤没有思想准备，受伤毁容之后，这是他头次见到除父母以外的故乡来人。他也一下子悲从中来，喊一声同窗好友的名字，哽咽了。

两个小伙子抱头痛哭，十分伤心。

“见旭，咋会出这事呢？你汉小力薄，谁叫你拉那么重的瓮车子换粮？

你咋不爱惜自己，竟然把人弄成这了！你说，这是为啥，到底为啥吗？”

“逢春，我没办法。我也不想拉瓮换粮，由不得我，逢春。我想多出力、多吃苦，用这办法洗刷咱俩在学校里留下的污点，我要入团，我还要入党哩……”

逢春没想到，见面后刘见旭嘴里喊出的话，竟然和他在梦里听到的一模一样。

“见旭呀，咱俩在学校那点事算不上污点，你咋想这么多呢？接受再教育要慢慢来，你咋能不顾命地蛮干，把自己弄成啥了呀！”赵逢春流着眼泪大声疾呼。

“逢春呀，我也觉着委屈，我咋成这个样子了？”刘见旭同样边哭边喊。

赵逢春抱着刘见旭，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刘见旭更是大放悲声。刘见旭的姑姑、姑父也为两个孩子之间的情谊所感动，陪他们在一旁掉眼泪。

“不哭，再不敢哭了。见旭伤还没好，情绪要控制，不能过度悲伤。”

刘见旭姑姑擦干眼泪劝解说。

逢春强抑悲伤，擦了擦眼泪，抽噎着说：“见旭，咱不哭了。”

刘见旭趴在逢春肩膀上抽泣了许久才止住悲伤。

原来，刘见旭回乡以后，把他和赵逢春在学校被“极左”的班主任整治、没能加入红卫兵和共青团看做人生路上的重大挫折和污点，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追求进步，对年轻人来讲比生命更重要！因为常常苦思冥想，刘见旭神情恍惚，注意力不集中，拉瓮换粮出现重大人身事故，固然和驴惊了车翻了是直接原因，但也和他精神状态不好有关系。

听刘见旭讲述回乡的经历，逢春自然而然联想到自己。虽然曾经被任命为农田基建青年突击队副队长，还入了团，但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光明前途到底在哪里？将来会不会有出息有作为？能不能改变祖祖辈辈长年累月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的命运？

一番思索之后，赵逢春感到茫然。

“逢春，我毕了，一辈子都毕了。”虽然止住了悲伤，刘见旭对人生道路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

“不是不是。你脑子没麻搭，赶紧治伤，伤好了再说别的事。谁说你毕了？”

“反正人不人鬼不鬼的，管它去！”

“接下来咋个治呢？”

“等恢复得差不多，再想办法整容。不知道得花多少钱，我家没钱，多亏了姑跟姑父。”

“嗯。见旭，姑在广播电台做啥呢？”

“编辑。”

“不是播音员？”

“不是。”

“哦，我听她说话那么好听，当她是播音员哩。编辑也不简单，平常听广播，节目最后都要说，‘这次节目由谁谁谁编辑，谁谁谁播送的’，你姑就是那‘谁谁谁’？她到底是谁？”

“用的都是笔名，我也不知道姑是谁。”

“看你！”

刘见旭这样说，更增添了他姑姑在逢春心目中的神秘。再见到刘见旭姑姑，逢春眼神里充满了崇敬，是年轻人对有知识、有名望的人那种崇敬，相当于数十年后更多年轻“粉丝”对于心中偶像的崇敬。

晚上，赵逢春和刘见旭同睡一张床。见到同窗好友的高兴、激动以及对刘见旭负伤毁容的讶异都抵不过骑车跋涉240华里路程所带来的疲倦。

这一夜，逢春睡得踏实，连翻身都很少。

第二天，见旭的姑姑、姑夫上班，他们让逢春好好歇一天。姑姑说：

“见旭受伤流血过多，身体虚，轻易不能上街去逛。逢春你今儿休息一天，明儿是星期天，我领上你在西安转转，轻易不到省城来。”

“姑，您甭管。我要是想转，就一个人出去转转。”逢春说。

刘见旭的姑姑和姑夫走后，赵逢春按捺不住乡村孩子来到大城市的激动，一个人上街去了。刘见旭身体虚弱，再加上面容被毁羞于见人，没有坚持陪他一起去。

逢春从北大街走到钟楼，然后以钟楼为中心，分别朝东大街、南大街、西大街三个方向漫步，基本上走到东门、南门、西门，然后折返，整整走了大半天，腿困了，热得满头汗。他不进商店，也不买东西，主要观看各式各样、高低不齐的建筑，不同大小、不同字样的门匾、标牌，感受来来往往的车流人流。他记住了和平路、解放路、大差市、广济街等地名、街名，他看到了“五一剧院”，知道它和“易俗社”、“三义社”等都是全省有名的秦腔社团。从解放路远远望见火车站，想起小时候曾经在那里坐过火车，慢车从西安到华阴要停十几站，什么灞桥、新丰、零口、临潼、树园，什么渭南、赤水、莲花寺、华县、柳枝、罗敷、桃下，一百来公里要走四五个小时，不过票价便宜，儿童票才五毛钱……中午觉得饿了，他用身上带的钱和粮票买了两个菜包子，狼吞虎咽吃掉，向卖包子的要一碗开水喝过，然后继续用两条腿丈量街道。

在市中心几条主要街道走了大半天，赵逢春对西安最大的感受是人多，比雷庄、西皋镇，比粟邑县城要多得多，走路有时候人挤人，想快也快不了。要是懒得不想走，坐上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就能到这儿、那儿，不过要花钱。

“没有啥嘛，西安就是这个。”18岁的小青年第一次以大人的口吻大人的胸襟对省城作出评价。明儿就回去，再不给刘见旭姑姑添麻烦。逢春想。

第二天一大早，逢春坚持要离开西安，骑自行车返回粟邑县雷庄。分别时，刘见旭又哭了，惹得逢春也掉泪。见旭姑姑硬要塞给逢春2斤粮票5块钱，被他回绝了。回家的路不用再打问，但也走了两天。来时屁股磨破了，还没有结痂，又再次被磨烂。回到家，短裤都被鲜血染红了。

17登门道歉

逢春从西安回来，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

父亲躺在炕上，一只眼睛青紫，腿也负伤了，包扎着纱布绷带。母亲情绪很坏，眼睛红红的，像哭过。一辈子胆小怕事的奶奶心事重重，睿智平和的爷爷也轻声叹息。

“咋哩？我爹咋了，出啥事了？”逢春端着饭碗没心吃，焦急地问母亲。

“你爹叫人打了。唉！”清竹说。

“谁，谁敢打我爹？为啥？”

“你甭管，你爹不要紧。唉……”母亲一声接一声叹气。

“这不成。谁些？咋能随便打人？我爹又不是爱惹事的人。妈你给我说，到底咋了？妈你就知道唉声叹气，你说出来，我也不会胡来，不说把人能急死！”

“叫你爹说嘛，我说不清。”清竹说着又掉眼泪，“你叫你老子给你说，他到底为啥叫人打伤……”说完，清竹转身从小窑洞出去了。母亲奇怪的举止更让逢春摸不着头脑。

“爹，到底咋啦？谁打你了？”

“吕新明嘛。”百谦说。

“吕新明？他咋能跟你打捶？你对他一家人那么好！”听爹一说，逢春更加意外，“这到底为啥呀？咱不能白白叫人欺负，我寻吕新明算账去！”

“算了。”父亲的语气很平和，“那娃是个愣头青，啥都不懂，叫旁人像‘烧狗’一样‘烧’（教唆，鼓动）起来，胡咬哩。不怪这娃娃，肯定背后有人捣怪。”

“爹你给我说说，到底咋了？”逢春追问。

雷庄大队第三生产队有一户来自西安市的城市下放居民，40多岁的母亲张凤莲带着两个儿子，大的18岁，叫吕新明，小的16岁，叫吕新亮。

张凤莲丈夫已去世，一家三口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稀里糊涂来到粟邑县雷庄村。城市居民下乡，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一，乡村各级政府和组织对安置下放居民的重视程度差不多等同于接受插队知识青年。雷庄给张凤莲母子划拨了庄基地，准备修庄子楦窑，仿佛城里来的下放居民真能世世代代在农村扎根。在没有专属他们的住宅之前，张凤莲母子被临时安置在本队社员何希禄家空闲的房屋居住。寡居的张凤莲住到何希禄家，村里逐渐流传关于这位长相富态、皮肤白皙、戴金边眼镜的女人的传言，故事和经常来探望他们母子的一个男人有关，男人姓崔，是铜川市鸭口煤矿的工人。

“老崔一来，黑了不回去。”何希禄的老妈在大槐树底下给邻居妇女说张凤莲家事，“就一间房子，咋个住哩？”

“咦大大，就是嘛，姓崔的外姓旁人，还是男的，咋个住哩？”有长舌妇对此类话题兴致很高。

“俩小子把老崔叫叔，胖婆娘说老崔是娃他爸的朋友。谁知道！”何希禄的老妈挤眉弄眼，搞出很充分的煽情效果。

“西安来的白胖婆娘不正经。”何希禄老妈四处宣传，让三队多数社员都相信这样的结论。张凤莲从巷子里走过，会有人在她背后指指戳戳，甚至外队社员见了西安女人也像看怪物一样。吕新明、吕新亮弟兄俩同样遭遇鄙视的眼光。老崔再来到雷庄，就有不少人围观，像在动物园看猴子。

鸭口煤矿很远，老崔骑自行车来来去去，当天赶不回去，必然要住一夜，房东家的人好像受到侮辱一样，对张凤莲和老崔反感加仇恨。起先，每当老崔晚上留宿，何希禄的父亲何老七故意在张凤莲窗户外面大声咳嗽、跺脚，第二天看见老崔怒目相向，很夸张、很用劲地朝老崔脚下吐唾沫，表示鄙视和义愤。终于有一次，老崔忍无可忍，质问何老七：“你朝我吐唾沫啥意思？你这大年纪了咋这个样子？”不料何老七恼羞成怒，两手往身后一背，双脚一跳一跳，山羊胡子不住地翘，指着鼻子骂老崔：“日你妈，你还问我哩？要脸不要脸？你伤风败俗！你在我屋里弄这事，把人臊死了。

日你妈，再在我屋里跟那婆娘胡混，我叫人把你腿打断！”老崔气得攥紧拳头，全身像痉挛一样，但毕竟在何老七家，他不能发作，脸憋得青紫，还是回屋子去了。

自从何老七指鼻子骂老崔，房客和房东撕破了面皮，何家的人看见张凤莲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吐唾沫、辱骂成了家常便饭。老崔气得好长时间没来，吕家弟兄俩也蒙受屈辱，见了村人矮半截，经常垂头丧气。

何希禄一家和西安下放居民闹矛盾，村人大半站在房东的立场上。雷庄人尊崇传统的道德礼仪，对伤风败俗、乱搞男女关系深恶痛绝——尽管大家并没有弄清楚张凤莲和老崔到底有没有男女之事，甚至连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也不清楚。对这种事，村人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无端地对张凤莲满腔义愤。城市居民来到农村，对艰苦环境和生活习俗不适应，张凤莲母子本来不会干农活儿，又因为莫名其妙坏了“乡性”，村里人不肯帮忙，肯帮忙的老崔迫于舆论压力不敢来得太勤，所以他们家困难重重。回城短时间内不可能，在乡下又处处作难遭白眼，张凤莲经常伤心掉眼泪。

如何对待下放居民张凤莲一家，百谦与村里人、与何氏家族的立场不同。

“姓何的一窝子欺负下放居民哩。何老七熊式子，就会欺负外来的人，以前欺负咱三门峡水库移民，这阵又欺负西安下放居民，人家孤儿寡母招他了惹他了？张凤莲跟老崔不管是啥关系，妨碍他啥了？日他妈，净欺负人哩！”清竹提起村人议论张凤莲的事，百谦很义愤地说。

百谦对有人故意难为张凤莲母子充满义愤，经常主动向他们施以援手。张凤莲两个愣头青儿子不会农活儿，百谦手把手教他们，张凤莲缺少农具和生活用具，百谦夫妇主动借给他们。生产队分给张凤莲母子的自留地第一年荒芜了，第二年有百谦帮助，得到不错的收成。正因为这样，吕新明、吕新亮平时对百谦十分恭敬，一口一个“叔叔”叫得亲热，张凤莲有烦恼也愿意向清竹诉说，有时候当她的面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逢春的父母也时常到张凤莲家坐坐，嘘寒问暖拉家常。

吕新明怎么可能、怎么敢朝父亲动手呢？逢春想不明白。

父亲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逢春去西安那几天，何希禄家族的人在吕氏弟兄面前戳弄是非，何希禄堂弟何希年造谣说，百谦关照他家不怀好意，一定是在打他母亲张凤莲的主意。别人经常说母亲闲话，吕新明感觉很屈辱，听了这种话他更感羞臊，锄地的时候故意找碴和百谦打起来了。在逢春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吕新明在他脸上捣了两拳，还用锄头砍到腿上。

“我寻这狗日的算账去！”逢春听完，觉得热血直冲脑门儿。

“看你这娃，我本来不想叫你知道。急得咋哩，啥事情慢慢来嘛。脚正不怕鞋歪，树正不怕影子歪，怕啥？再说，不怪那个愣头青娃娃，旁人在背后捣鬼哩。”

忽然，院子里传来张凤莲的声音，是标准的西安口音：“他叔，他叔，你在哪达呢？俺叫娃们给你赔不是来咧。他叔，他叔，你在哪达呢？”

逢春走出小窑门，母亲也从大窑洞出来了。张凤莲拧着大儿子耳朵，朝前拽，她的小儿子跟在后面。

“你做啥来了？赶紧回去！还嫌不热闹，得是还想打逢春他爹？”清竹表情严峻责问张凤莲母子。

“他婶儿，你甭着气甭着气。都是俺娃的不是，俺的给你、给他叔赔不是来了。他叔人哩？”张凤莲脸上赔笑，表情中有许多羞涩和无奈。

“赔不是就算了。逢春他爹是瞎人好人你们还不清楚？把他眼窝打青了，还拿锄往人腿上爿呢。出了这事，不知道村里人能说多少闲话！扔人（丢人）不扔人？我家的人不爱惹事，惹不起能躲得起。赶紧把你儿引上，走你的路，从今以后，咱两家人你不认得我，我也认不得你！”清竹越说越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