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那儿想了想，决定趁着母亲还没回来之前赶紧走掉，免得母亲告别时又伤心落泪。我一看见母亲落泪心里就难过。但我却没想到，即使我不看见，母亲也是要落泪的，而且会更伤心的。那时我还体会不到母亲的心情，我只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从作业本上撕了张纸写了一行字：妈，我走了，我会回来看你的。但写完后，我又把纸揉了，塞进了衣服口袋。我想这些话都是说过的。母亲知道。

有些话，我是说我们心里珍藏着的那些话，是应该对自己的亲人说出来的。我们以为我们是亲人，那些话就不必说，我们以为亲人是知道的。但不是那样，有些话不说出来，亲人永远不会知道。而等你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你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母亲赶做出来的那件蓝旗袍，还有那本黑色羊皮封面的《圣经》放进了行李中。我想不带走会让母亲伤心的。我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了看，心里有一刹那的难过。但我甩了甩头，赶走了这刹那的难过，毅然打开了门。临出门前我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很想吃几个母亲买的米糕，为此我还咽了一下口水。

街道上静悄悄的，晨雾迷漫。

我一头扎进雾里，心情却十分晴朗。

后来我给母亲写信。

第一封信是刚入伍时写的。我说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去看你；第二封信是在离开眉山时写的，我说我参加了进军西藏的部队，等解放了西藏就回来看你；第三封信是在昌都写的，我说现在上级号召我们要长期建藏，保卫边疆，暂时不回来了。

我就这样一封信一封信地远离了母亲。

我曾经因为不懂事而深深地伤害了母亲，这种伤害一直无法弥补无法偿还，结果是你们替我的母亲偿还了。你们以你们的方式，让我在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被孩子们抛弃的滋味儿。这种抛弃不是以离别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以不理解。你们拒绝理解，而拒绝就是抛弃。

但我不怨你们。这样的结局在一开始就是写好了的。我明白。

那个冬天，我是说1949年的12月，我真的穿上了军装，成为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我们四个好朋友幸运地分在了一个班。刘毓蓉已经说通了未婚夫，未婚夫答应等她读完军政大学再结婚。姚兰芝还瞒着家人。吴菲虽然告诉了父母，但父母很不情愿。她的父亲是重庆一个百货公司的业主，家庭条件相当好。父母亲舍不得让她跑到军队上去吃苦。但吴菲已经铁了心，无论父母和兄长们怎么劝阻也不听。后来她索性使性子说，如果父母再阻拦她参军，她就和家庭决裂，让他们这辈子再也没有她这个女儿。

父母终于妥协了。那天她的父亲亲自把她送到学校来，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一旦过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家。吴菲见同学们都看着，觉得很丢人，一个劲儿撵她父亲走。她父亲无可奈何，终于走了，满眼都是担忧。我想要是他知道他女儿日后还会去西藏，肯定会用三把大锁把她锁在家里的，任什么也不会让她去的。她父亲走出去之后又很快倒了回来，把我拉到门外，悄悄地塞给一叠钱，说请我以后多多关照他的女儿。我的脸一下红了，推开他的手很生气地说，我和吴菲是好朋友，我们会互相帮助的，你不用这样收买我。

我真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他那样做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一直到很久以后，当我们走到藏区，身上没有一分钱买草纸时，我才把这事告诉吴菲。我开玩笑说，早知如此，还不如把你爸的钱收下来呢。吴菲说，别说你，就是我也没要他的钱。

进入军政大学没多久，我们最初那种当兵的兴奋和喜悦，就被严格的学习和训练取代了。每天早上一吹哨就起床，出操，打扫卫生，然后就是训练。在操场上一排排地来回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气阴冷，站在那儿手脚冻得发僵。那些派来训练我们的解放军一个个都严肃得像铁人，从来不笑，也从来不心软，不到时间一分钟也不会提前结束训练的。

每天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女兵们一个个累得直叫妈。我还好，从小爬山，不怕累。吴非就惨了，平时路都少走。她一躺上床叫唤说，不行了，我不爱解放军了，他们太严厉了，太没人情未儿了。我说好啊，那你也别爱自己了，你自己就是解放军呢。吴菲大笑，说，呀，我怎么就忘了，我自己也是解放军呢。那不行，那我还得爱。

是的，尽管穿上了军装，我们还不像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只是些穿着军装的女学生。但我们单纯、热情，愿意改变自己。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像个军人。

军政大学真如校名所示，就是学习政治和军事。

我们的课程有时事政治，有社会发展史，还有马列着作和毛主席的书。至于军事课，主要是掌握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以及队列要领。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走路时，已不再像做学生时那样喜欢挽着手臂摇摇晃晃，而是甩起手来迈着大步。我们见到领导时，不再扭扭捏捏地往边上躲，而是大大方方地上前行个军礼。我们一天天地把那些刻板的形式转变为了内在气质，军人气质。

当然，我最喜欢的是还是唱歌，特别喜欢大合唱。部队的大合唱跟教堂里的唱经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静得不能再静了，一个是热烈的不能再热烈了。我很喜欢那样的大合唱，喜欢那种节奏强烈的、山呼海啸的、分不出彼此的感觉，喜欢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其中，又冲撞出来，扬上云端。每当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校长挥动着胳膊指挥我们唱歌时，我听见的都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自己的心跳。我们激情万状地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唱《团结就是力量》，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

这是一首多么好听的歌

我知道，你们说我的性格有些硬，不像别的母亲那么温柔和蔼。我想，也许那是因为我从年轻时，就开始努力想磨掉自己身上的那些女人气吧。真的，那时候我认为一个女兵是不该像女人的，而应该像个男人，或者说像个男兵。我后来真的像个男兵了，常常有人搞错。我不但不难过，反而很自豪。

请你们原谅并理解你们的母亲。

一年后，当我们整队集合、喊着口令步入会场时，我们已经和初进校时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甩着手臂，踏着节奏明确的步子，与整支队伍融为领一体。特别是当我们唱起歌时，更显得英姿飒爽。我想，我终于成为自己羡慕的女兵中的一员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但我不知道，作为一名女兵，仅有自豪是远远不够的。

1950年初，当我开始在军政大学学习时，你们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指示，前往川南一小城驻防。

如果说你们的父亲对驻扎下来、不再打仗、进入和平生活没有一点向往的话，那也是不真实的。因为这时的他已经老大不小了。加上他的搭档王政委，也就是你们知道的王伯伯已经结了婚，常常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的媳妇，脸上浮现出幸福满足的笑容，让他羡慕。

王政委的爱人，就是我后来的队长，叫苏玉英。王政委原先在师宣传科工作，苏玉英在师文工队，两人就认识了。打过长江后他们结了婚。等到了四川，他们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这让你们的父亲非常羡慕。

接到驻防命令时你们的父亲想，也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大家都非常疲惫了，能够在天府之国里驻扎下来，好好休整一下也是好事。打了十多年仗，根本顾不上成家的事。现在总算可以考虑一下了。他甚至具体想到了找一个四川姑娘作媳妇。他也不知听谁说的，四川姑娘个个聪明能干，又能吃苦。虽然他很羡慕王政委，他觉得他们这一对是最理想的，既是夫妻，又是革命战友。他想自己要是也能找个队伍上的女同志就好了。但他又觉得这很不现实，当时部队上的女同志少之又少。所以他看着王政委脸上放光的样子，总是又高兴又羡慕地擂他一拳说，要当爹了，还不快请我喝酒？

王政委那时候的确很兴奋，革命胜利了，妻子也快要胜利了。大事小事都顺心如意。他走起路来都哼着歌儿。自己心里高兴，当然也就愿意关心别人，他对你们的父亲说，喝酒算什么，我的欧团长，这回到了四川，驻扎下来，我一定帮你好好挑个媳妇。团长媳妇的好坏，可是关系到我们全团士气的大事。

你们的父亲说，行了吧，只要你的革命后代顺利生下来，咱们全团的士气就不会有问题。至于我嘛，无所谓。

王政委说，真无所谓吗？

你们的父亲嘴硬，说，无所谓就无所谓，只要有兵带。说句摆老资格的话，他们个个都是我的孩子，就算一辈子没老婆，我也不亏。

结婚以后你们的父亲跟我说过老实话，他说天天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想过结婚的事，一但停下来，这个念头就强烈起来。毕竟是20多岁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看见女人走过，也会想象将来自己的媳妇该是个什么样子。说一辈子不要老婆，那是假话。不知怎么，他的家乡观念很淡，不像王伯伯，王伯伯最初看中苏队长，就是因为是他们是同乡。你们的父亲却是四海为家的样子。如果不是后来接到了进军西藏的任务，他很有可能马上在当地找个姑娘结婚。

如果那样，当然就不会有我们的结合了。

那时候，我们都还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感觉。

就在你们的父亲率领着他的团队兴高采烈地向川南开拔，以一天几十公里的速度行进时，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正在向他们抵近。

1950年元旦后，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电报，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领导对解放西藏的部署，即同意由十八军主要担任解放并经营西藏的任务。于是，解放西藏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当你们的父亲他们团刚刚到达宿营地准备休息时，突然接到了上级指示：全团停止前进。两日后北上返回乐山集结，准备领受新的任务。

命令一下达，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一头雾水。

但你们的父亲却莫名地兴奋，他是个职业军人，职业的敏感让他预感到这个新任务非同一般。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分析元旦社论，研究地图，彻夜难眠。元旦社论上明确地说，1950年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你们父亲琢磨着，解放台湾和海南岛，肯定是三野和四野的事，解放西藏恐怕就是非他们二野莫属了。

果然几天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在西南局所在地重庆曾家岩，接见了十八军军长、政委，以及师以上领导主官，正式向他们下达了解放西藏的任务。

十八军是由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与冀鲁豫军区一纵二旅等部队共同组建的，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十八军，是因为这支部队不仅英勇善战，同时还具有独立作战的光荣传统，富有开辟和经营新区的能力。领受了这一任务的十八军将领们自是很自豪，但同时，他们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地处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不适宜作物生长，更不适宜作战行动。一旦行动起来，首先补给就是一大困难。恐怕是前方派赴易，后方补给难；军事收拾易，政治解决难。

但无论难易，这一仗是打定了！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二野领导明确表示，动员全野战军一切可能的力量，从装备、运输等各方面支持十八军，并不惜一切抢修公路，以保证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