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铭记忻口,铭记那些伤痛(7)

作者:陶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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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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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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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562字

然而,第129师的两个团毕竟无法挡住数万日军的强大攻势,他们的胜利只能暂时起到牵制、迟滞日军的作用。就在第一次七亘村伏击战进行的那天,日军攻占了柏井驿,直接威胁到娘子关与旧关守军的侧背,这些部队惧怕后路被切断,争相撤退。


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


早在娘子关战役之初,就曾有过极好的建议,但并未被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和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至娘子关仓促组织防御。而且在战役展开之后,正像蒋纬国先生后来主编的《抗日御侮》中所指出的:“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


失败是必然的。作为战略要地的娘子关过早丢失,与战术思想有误有关,更与战略指导思想上重视不够有关。娘子关的沦陷所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山西战局从此急转直下。


娘子关之战进入尾声。整个太原会战也开始进入尾声。


10月25日那天,当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得知第364旅已经溃不成军的消息时,他怎么也难以相信。但仅仅过了一天他就相信了——26日,王铭章亲率第366旅在柏井驿与日军鏖战一天,弟兄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然而,第366旅依然遭到了同第364旅一样的命运。王铭章忍痛率残部撤出,连夜经上盘石沿铁路线西退。


阳泉。急于求成的黄绍竑在将第122师推上前线后,稍后到达的第124师两个旅,无不是到一团上一团,到一营上一营。就这样,黄绍竑将第22集团军作先头的第41军,支解成若干无头小股,令其盲目进入战地,遭受日军疯狂的摧残。待第22集团军总部到达时,第41军已被消耗大半。尤其是那些战斗中负伤的官兵,轻伤者多半鲜血淋漓地自个儿往后方走,重伤者多遗弃于阵地,任敌杀戮。仓促上阵的川军就像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各师、旅、团都未来得及配属战时最起码的卫生部队,有的团连一副担架都没有。


10月底,平定县城陷落时,第124师第372旅数百名重伤官兵未及撤走,当伤兵们见被遗弃时,声泪俱下:“兄弟们,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哟,带了伤就没人管了吗?”


“天呀!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


怀有满腔杀敌报国之志的川军弟兄在山西留下了极度的悲怆。许多年过去了,那些活下来的人仍然无法忘却这个黑色的十月。娘子关一丢,黄绍竑几乎与所有的部队都失去了联络。


27日,黄绍竑率他的指挥部人员离开阳泉,撤退到寿阳城南的半月村。此时,他这个战役最高指挥部已形同虚设。


28日晚上,一封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送到黄绍竑手中:


限一小时到。太原阎司令长官,寿阳黄副司令长官:o密。


娘子关失守影响全晋,我为保障晋北最后胜利及待川军增援起见,在娘子关方面作战各军应在寿阳以东地区利用山地坚强抵抗。如无命令,即将全部牺牲亦不许退至寿阳以西,如有不听命令者,决以军法从事。望即转令遵照为要。中正。俭午。


黄绍竑感到问题严重。次日一大早,他来到寿阳城北的坡头村,与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商讨战局。


黄绍竑说:“仿鲁兄,前方情况如何?”


孙连仲道:“很明显,各部都已失去指挥,损失惨重。我的3个师中,只有冯安邦的27师尚好一些,池峰城的31师和张金照的30师都没有战斗力了。”


黄绍竑说:“正太路上如不在阳泉作有效的抵抗,敌人一下子就能冲到太原,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仿鲁兄,无论如何要令27师在阳泉抵抗一阵,不得后撤。”


恰在这时,第27师师长冯安邦打来电话向孙连仲报告:“敌人已接近阳泉,阳泉地形不好,最好撤到阳泉以西地区收容整顿后再作抵抗。”


孙连仲大声地:“不管地形好与不好,我命令你就地收容抵抗。无命令后撤,就要把你枪毙!”


然而,一切努力均告失败。


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领他的残兵败将沿正太铁路西撤。王铭章走在队列的最后面,他不时回头望望东方,那个如噩梦一般的战场。


娘子关之战的激烈程度无法和同期进行的忻口之战相比,但却先行失败了,并牵动了忻口的撤退以及太原的迅速失守。很多人不甘心。但是,这时候没人会想到,从娘子关溃退下来的残破之师中,有两支部队在半年之后的台儿庄战役中却响彻云霄——他们便是王铭章的第122师和孙连仲的第26路军。


1938年3月14日,保卫徐州外围的滕县之战正式打响,王铭章率3000余众抵御上万日军的冲击。激战到17日,全城已成一片火海焦土。最后关头,王铭章给他的老上级、第41军军长孙震发出最后一封电报,表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他对身边的滕县县长周同说:“周县长,你可以走了,你应该走了。这儿的事,有我。”早已受到感染的周同说:“守土有责,这四个字,我是明白的。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们食国家之禄的,也真惭愧得很!师长这样爱国,这样爱民,我决不苟生,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在说过这话3个小时之后,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评价说:“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造成之也。”


日军疯狂追击,正太路上的国民党军已溃不成军。


此刻,刘伯承仍在从容不迫地指挥第386旅侧击日军。


11月1日,在昔阳以东黄崖底附近一座山顶的后侧,刘伯承站在冷风中,拿起单筒望远镜。他看到,一座小庙和十几孔窑洞紧挨道路,小路和小河在这里交汇,河床半裸,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滩;路和河的两边是长长的斜坡,现出一个大漏斗的形状——这里又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点。


两天前,刘伯承已决定在黄崖底设伏。参谋长李达心领神会:“师长,你说让哪个团担任主攻?”


“让第771团打吧,”刘伯承说,“自上次遭袭击挨批评后,他们还没正经打过一仗呢,指战员们早憋不住了。”


11月2日,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20师团第136联队的一个大队,被打得抱头鼠窜,第386旅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300多人。一个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曾用“过天险黄崖底”这样的标题描述这次战斗。


两天之后,从晋北地区南下正太路的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昔阳以西的广阳伏击日军第109师团的辎重部队,经4小时激战,歼敌近千人。


又过了3天,刘伯承和刚刚赶来的徐向前率第129师到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歼敌250余名。


11月4日那天,被蒋介石紧急调来增援山西作战的汤恩伯部到了榆社便不敢前进。汤恩伯给刘伯承打电话:“刘师长,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沁州方向、西河底有敌人来,对我们左侧背威胁很大呀!”


刘伯承说:“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很安全。”


汤恩伯说:“我的右侧背有没有情况呢?”


刘伯承说:“你尽管放心,右侧背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都有我们的部队。”


汤恩伯说:“刘师长,目前战局混乱,我想听听你的高见,能否请你到榆社来一叙。”


十几天之后,一见刘伯承的面,汤恩伯就欣喜地说:“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啊!日本人吃不消,日军的攻势被挡住了。”


过了几天,第129师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去浮山、沁源一带扩兵时,刘伯承和政委张浩委托他去拜访已退至长治的汤恩伯。汤恩伯向宋任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的部队,用什么法子,也能跟你们一样,打不烂、拖不垮,打散了还可以回来呢?”


宋任穷这样回答汤恩伯:“这好办,照我们八路军的样子,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发展共产党,包你打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