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第129师的两个团毕竟无法挡住数万日军的强大攻势，他们的胜利只能暂时起到牵制、迟滞日军的作用。就在第一次七亘村伏击战进行的那天，日军攻占了柏井驿，直接威胁到娘子关与旧关守军的侧背，这些部队惧怕后路被切断，争相撤退。

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

早在娘子关战役之初，就曾有过极好的建议，但并未被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和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至娘子关仓促组织防御。而且在战役展开之后，正像蒋纬国先生后来主编的《抗日御侮》中所指出的：“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

失败是必然的。作为战略要地的娘子关过早丢失，与战术思想有误有关，更与战略指导思想上重视不够有关。娘子关的沦陷所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山西战局从此急转直下。

娘子关之战进入尾声。整个太原会战也开始进入尾声。

10月25日那天，当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得知第364旅已经溃不成军的消息时，他怎么也难以相信。但仅仅过了一天他就相信了——26日，王铭章亲率第366旅在柏井驿与日军鏖战一天，弟兄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然而，第366旅依然遭到了同第364旅一样的命运。王铭章忍痛率残部撤出，连夜经上盘石沿铁路线西退。

阳泉。急于求成的黄绍竑在将第122师推上前线后，稍后到达的第124师两个旅，无不是到一团上一团，到一营上一营。就这样，黄绍竑将第22集团军作先头的第41军，支解成若干无头小股，令其盲目进入战地，遭受日军疯狂的摧残。待第22集团军总部到达时，第41军已被消耗大半。尤其是那些战斗中负伤的官兵，轻伤者多半鲜血淋漓地自个儿往后方走，重伤者多遗弃于阵地，任敌杀戮。仓促上阵的川军就像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各师、旅、团都未来得及配属战时最起码的卫生部队，有的团连一副担架都没有。

10月底，平定县城陷落时，第124师第372旅数百名重伤官兵未及撤走，当伤兵们见被遗弃时，声泪俱下：“兄弟们，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哟，带了伤就没人管了吗？”

“天呀！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

怀有满腔杀敌报国之志的川军弟兄在山西留下了极度的悲怆。许多年过去了，那些活下来的人仍然无法忘却这个黑色的十月。娘子关一丢，黄绍竑几乎与所有的部队都失去了联络。

27日，黄绍竑率他的指挥部人员离开阳泉，撤退到寿阳城南的半月村。此时，他这个战役最高指挥部已形同虚设。

28日晚上，一封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送到黄绍竑手中：

限一小时到。太原阎司令长官，寿阳黄副司令长官：o密。

娘子关失守影响全晋，我为保障晋北最后胜利及待川军增援起见，在娘子关方面作战各军应在寿阳以东地区利用山地坚强抵抗。如无命令，即将全部牺牲亦不许退至寿阳以西，如有不听命令者，决以军法从事。望即转令遵照为要。中正。俭午。

黄绍竑感到问题严重。次日一大早，他来到寿阳城北的坡头村，与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商讨战局。

黄绍竑说：“仿鲁兄，前方情况如何？”

孙连仲道：“很明显，各部都已失去指挥，损失惨重。我的3个师中，只有冯安邦的27师尚好一些，池峰城的31师和张金照的30师都没有战斗力了。”

黄绍竑说：“正太路上如不在阳泉作有效的抵抗，敌人一下子就能冲到太原，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仿鲁兄，无论如何要令27师在阳泉抵抗一阵，不得后撤。”

恰在这时，第27师师长冯安邦打来电话向孙连仲报告：“敌人已接近阳泉，阳泉地形不好，最好撤到阳泉以西地区收容整顿后再作抵抗。”

孙连仲大声地：“不管地形好与不好，我命令你就地收容抵抗。无命令后撤，就要把你枪毙！”

然而，一切努力均告失败。

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领他的残兵败将沿正太铁路西撤。王铭章走在队列的最后面，他不时回头望望东方，那个如噩梦一般的战场。

娘子关之战的激烈程度无法和同期进行的忻口之战相比，但却先行失败了，并牵动了忻口的撤退以及太原的迅速失守。很多人不甘心。但是，这时候没人会想到，从娘子关溃退下来的残破之师中，有两支部队在半年之后的台儿庄战役中却响彻云霄——他们便是王铭章的第122师和孙连仲的第26路军。

1938年3月14日，保卫徐州外围的滕县之战正式打响，王铭章率3000余众抵御上万日军的冲击。激战到17日，全城已成一片火海焦土。最后关头，王铭章给他的老上级、第41军军长孙震发出最后一封电报，表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他对身边的滕县县长周同说：“周县长，你可以走了，你应该走了。这儿的事，有我。”早已受到感染的周同说：“守土有责，这四个字，我是明白的。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们食国家之禄的，也真惭愧得很！师长这样爱国，这样爱民，我决不苟生，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在说过这话3个小时之后，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评价说：“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造成之也。”

日军疯狂追击，正太路上的国民党军已溃不成军。

此刻，刘伯承仍在从容不迫地指挥第386旅侧击日军。

11月1日，在昔阳以东黄崖底附近一座山顶的后侧，刘伯承站在冷风中，拿起单筒望远镜。他看到，一座小庙和十几孔窑洞紧挨道路，小路和小河在这里交汇，河床半裸，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滩；路和河的两边是长长的斜坡，现出一个大漏斗的形状——这里又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点。

两天前，刘伯承已决定在黄崖底设伏。参谋长李达心领神会：“师长，你说让哪个团担任主攻？”

“让第771团打吧，”刘伯承说，“自上次遭袭击挨批评后，他们还没正经打过一仗呢，指战员们早憋不住了。”

11月2日，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20师团第136联队的一个大队，被打得抱头鼠窜，第386旅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300多人。一个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曾用“过天险黄崖底”这样的标题描述这次战斗。

两天之后，从晋北地区南下正太路的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昔阳以西的广阳伏击日军第109师团的辎重部队，经4小时激战，歼敌近千人。

又过了3天，刘伯承和刚刚赶来的徐向前率第129师到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歼敌250余名。

11月4日那天，被蒋介石紧急调来增援山西作战的汤恩伯部到了榆社便不敢前进。汤恩伯给刘伯承打电话：“刘师长，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沁州方向、西河底有敌人来，对我们左侧背威胁很大呀！”

刘伯承说：“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很安全。”

汤恩伯说：“我的右侧背有没有情况呢？”

刘伯承说：“你尽管放心，右侧背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都有我们的部队。”

汤恩伯说：“刘师长，目前战局混乱，我想听听你的高见，能否请你到榆社来一叙。”

十几天之后，一见刘伯承的面，汤恩伯就欣喜地说：“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啊！日本人吃不消，日军的攻势被挡住了。”

过了几天，第129师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去浮山、沁源一带扩兵时，刘伯承和政委张浩委托他去拜访已退至长治的汤恩伯。汤恩伯向宋任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的部队，用什么法子，也能跟你们一样，打不烂、拖不垮，打散了还可以回来呢？”

宋任穷这样回答汤恩伯：“这好办，照我们八路军的样子，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发展共产党，包你打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