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顿时变得恶化。如果不能彻底堵住城墙豁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突进城内的日军如不加以消灭，弄不好要祸及全城。旋即，小东门附近发现日军。在小东门内掩蔽部指挥战斗的第211旅第422团团长王雷震向旅长孙兰峰报告了这一情况。孙兰峰立即命令王雷震指挥第421团1营、第422团3营、第419团残部，收复城墙豁口，并进击突入城内之敌。

正要行动时，第73师代师长王思田前来传达傅作义的命令：“收复东北城角城上阵地，赏洋5万元！”王思田随即将5万元赏洋交给孙兰峰。

孙兰峰重新指示王雷震：“第421、422、419各选一个奋勇连，每连先给赏洋1000元，着即出动，如逆袭成功，收复东北城角后，再将赏洋5万元如数发给。”

各团奋勇队在小东门附近集结，王雷震把领到的3000元赏洋分给各奋勇连官兵。官兵们将叮当作响的银洋揣进怀里，即开始发动攻击。

第422团3营营长安春山指挥该营7连率先冲上城墙豁口，排长曹学成带领全排与敌肉搏，毙伤日军数十名，拔掉了插在城墙角上的日本太阳旗，收复了城上阵地，但排长曹学成头部中弹牺牲。曹学成是典型的山西人——极喜欢吃醋，平时腰间就挂一个锡制的醋瓶，经常当众拧开瓶塞美滋滋地抿一口。在平绥路作战时，他负伤与部队失散，一位好心的大娘救起了他，并给他包了一碗莜麦面的水饺。他激动得难以下咽。老大娘说：

“孩子，别客气，快趁热吃。”他仍是不吃，吭吭唧唧想说什么。老大娘再三劝，他才忍不住问：“大娘，有醋吗？”

与此同时，其他奋勇队员们消灭了进入城内的大部分日军，局势暂趋稳定。

后来王雷震却抱怨说，傅作义所悬赏的5万元大洋他并未从旅部领到。

7日夜间，日军虽停止了攻城，但城内并不平静，到处有人放冷枪，估计是汉奸、日本特务和突进城内未被消灭的漏网日军所为。

8日黎明，傅作义召戒严司令、第35军副军长曾延毅到绥署大院地下室总指挥部谈话，要求他督率戒严部队维持城内治安，以免动摇军心。

傅、曾二人是保定军官学校时的同学，平素关系密切，属患难之交。1928年傅任天津警备司令时，委任曾为市公安局局长。尽管傅多次告诫部属不得贪污腐化，但是，既贪财又好色的曾延毅当上公安局长不久，便成为百万富翁。傅作义有所感觉，他常对左右说：“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贪生怕死。”傅到绥远担任第35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时，调升第218旅旅长曾延毅为第35军副军长，所遗一职由董其武接任。傅作义表面上擢升曾延毅，实际上是很体面地收回了曾的带兵权，不让他具体指挥作战。

曾延毅神色慌张地从总指挥部出来，没有回设在绥署大院东院的戒严司令部，径直向大门走去，同时命亲信卫士去叫戒严司令部参谋长郗莘田快来——曾延毅决定和郗莘田一起逃走。两天前，曾延毅曾对第422团团长王雷震说：“总司令不许人说太原城不能守，要说太原城不能守者，就杀头。我当时对总司令说，太原城是不能守，你守，我不守。”曾延毅早就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8日8时整，日军发动总攻击。昨日好不容易恢复的东北城墙豁口很快又被强敌突破，日军源源不断进入城内。巷战就此开始。

太原城混乱了，满街都是散兵游勇，不少商店的门窗被打开，酒瓶子、罐头筒子遍地都是。

曾延毅和郗莘田带三四十名戒严司令部的人员，骑马火速赶到大南门。日军没从此处攻城，这里相对平静。但城门已被沙袋牢牢堵塞，有人大声喝令城上守军：“快快搬开沙袋，副军长有紧急公务要出城！”

守卫大南门的第213旅第425团团长李在溪马上给旅长杨维垣打电话报告。杨维垣说：“没有傅总司令的命令，任何人均不准出城！”同时向傅作义请示。傅作义在电话里说：“不能开城门放他们出去。请你劝告曾副军长，让他即速返回总司令部共商大计！”

曾延毅遭到拒绝后，遂改向水西门，令部下强行搬开沙袋出城。在他之后，总部总稽查处处长马秉仁乘装甲汽车到达大南门，企图出城，遭拒后索性弃车，从城墙中间的炮筒口钻出去逃之夭夭。

据说曾延毅后来经晋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香港，到达天津，过起了安逸的生活。

曾延毅的逃走是一个转折点。“副”与“傅”同音，“副军长逃走了！”——三传两传，便成了“傅军长逃走了！”。这个传闻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于是军心大哗。除北城、东城与敌胶着的部队仍在支撑外，其他城段的守军，官不管兵，兵不顾官，纷纷丢下武器越城逃走。有些防守地段已无军队的踪影。

上午10时许，有人对着绥署大院的大门放了一阵枪，院内顿时哗然。

总部副官长黄士桐仓皇跑进地下室，大喊大叫向傅作义报告：“敌人在总部门外打枪，快打进总部来了！”

已经急红了眼睛的傅作义抬头看见黄士桐的神色，勃然大怒，厉声斥骂：“谁说的！简直是汉奸造谣。你惑乱军心，我砍你的脑袋！”

黄士桐呆若木鸡。参谋长陈炳谦暗中推他一把，悄声道：“还不赶快出去。”

黄士桐退出地下室，瘫靠在墙上，惊魂未定。许久才回过神来，羞愤地自言自语：“人家几千里跑来帮你抗战来了，骂人家是汉奸，要砍人家的头，咱是不能干了……”黄士桐是江苏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已跟随傅作义很多年。

当敌特在绥署大门口放枪，院内发生骚乱时，原绥远省政府秘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侄子林亚萍和第35军特务连的30多名官兵跑到西便门，意图挪开沙袋外逃。原绥远省警察局督察长韩伯琴发现后赶来劝阻。林亚萍红着脸，带头喊道：“走！咱们回去保卫总司令部去！”

这天晚上，在撤退时，林亚萍于混乱中被冷枪误杀。

8日下午，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命令师团预备队加入战斗，第211、218旅伤亡重大，已无力阻截入城的日军，日军攻击部队逐渐延伸至精营、坝陵桥、粮食局及绥署后门外的东缉虎营。总指挥部与各部队失去正常联系。

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傅作义仍在苦撑危局。没人能说清他已几天未睡觉，他的眼里布满血丝，往日红润的脸膛罩上一层铅灰色。他嘶哑着嗓子，不停地说“打！”，连半个“走”字都不露。

包括秘书长曾厚载在内，总部的很多人都已悄悄逃走，傅作义的身边只剩下参谋长陈炳谦、总参议袁庆曾、中将高参叶启杰和张濯清、侍从参谋刘春方、副官张景涛、卫士郝德振等少数人员。

气氛极其压抑、紧张。每一分钟都显得如此漫长，挨到下午5点多钟，幕僚们暗中怂恿参谋长陈炳谦和总参议袁庆曾，劝傅作义赶快撤走，不然就来不及了。陈、袁二人婉转地对傅作义说：“对敌人一定要打，对窜入的日军一定要消灭，但需要筹划一种有利的打法。现在局势已恶化到对我军极端不利，我们最好先突出敌人的包围圈，转进到西山里，反转来再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是当前万全之策。”

傅作义脸上出现痛苦、复杂的表情，许久不语。这种压抑而紧张的气氛几乎使在场的每一个人行将崩溃。不知过了多久，傅作义翕动着嘴唇，喃喃道：“我反复想过了，抗战是长期的，今晚就撤走……”

所有的人都舒了一口长气，抬头看——傅作义已是泪眼蒙蒙。

5彭德怀说：第八路军永远不过黄河夜幕笼罩了太原。因发电厂已被炮火摧毁，入夜之后，全城一片黑暗，几乎见不到一点亮光。

这天夜里，守军是在极度混乱中撤出城外的。

傅作义在卫士的簇拥下摸黑朝大南门走，他身后是第35军特务连、宪兵第10队、保安第3队，拉成了一个长长的队列。他们到了大南门才发现，门洞里外、城墙上下，到处都是争着出城的溃散官兵，黑压压的人你挤我拥，喧嚷之声，震耳欲聋，有人哭喊叫骂，有人开枪瞎打，秩序异常混乱，简直成了一锅粥。堆在城门口的大量沙袋根本无法挪移，日军不时地往这边打几炮，更增加了人们的惊恐情绪。遍地是遗弃的沙袋，踏烂的自行车，挤死的马匹、骆驼，踩死的百姓和军人……城门打不开，人们只好四散开来，自寻出城之路，有人从大炮和机枪掩体的射击孔往外钻，有人从三丈多高的城墙上抓住绳子往下滑，甚至有人干脆往下跳，摔死摔伤的难以计数。

傅作义是从城墙上的射击孔里钻出去的，卫士架着他，打算通过汾河桥西去，但还没有到达桥边，前面便传来阵阵机枪射击声，走在前头的人慌忙往回跑，傅作义在黑暗中与随行的陈炳谦、袁庆曾等人失散，身边仅剩下特务排长薛文等几个人。他们搀扶着他随人群向南走了一段，然后在汾河的水浅处渡河。上岸后，又遇到日军的装甲巡逻车，他们赶忙躲进公路边的草丛中。日军经过后，他们不敢再走大路，沿着乡间小路急行。薛文发现傅作义行走困难，低头一看，才发现他赤着双脚——刚才涉水过河时，傅作义的布鞋陷进了淤泥。

幸亏一个卫士身上背着一双新布鞋，那卫士拿过鞋子让傅作义穿，无奈脚大鞋小，穿不进去。薛文用小刀将鞋口划开一些，傅作义才勉强穿上。他们继续赶路。

这天夜里，在大南门下，第35军见习军官刘一平亲眼看到他身边有四五个人被踩死。许多年后，那些遇难者的惨叫声仍在他耳边回响，令他毛骨悚然。他还算幸运，居然挤进城门洞得以钻入瓮城。堵塞的城门一直打不开，钻进瓮城内的人进出不得，既怕日军追来向这打枪打炮，又想到瓮中捉鳖，因此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人大骂：“傅军长早上就出城逃跑了，为什么给他开门，到现在还不给我们开门？”刘一平说：“总司令天黑时还在指挥部，大家别急，赶快开门要紧。”有的大喊：“不能再挤了，再挤不能搬沙袋，怎么开城门？”有人掏枪乱打，大家骂他是汉奸，开枪给日军报信，要抓住他，枪声才停止。

过了好久，城门终于打开一扇，人们如潮水般地往外涌，有人边跑边大声喊：“冲啊！”其实并没有日军。从城门往外涌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被挤死、踩死。刘一平随众人跑向汾河桥，哪知大桥已被日军占领，一阵机枪打来，前面的人纷纷中弹倒下。侥幸活下来的，赶紧调头散开，涉水渡河。渡河过程中，刘一平看到很多人被淹死，其状惨不忍睹……也是这天夜里，率部在小东门以北、国民师范以东地区与敌巷战的第218旅旅长董其武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通信联络下午即已中断，黑夜来临之后，他派参谋王步云去总指挥部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多时不见回来。

再派人去，回来说，总指挥部已经没有人，估计可能撤走了。

旅部的人催促董其武赶快下令撤退。董其武说：“没有接到傅总的正式命令，不能撤。”周围的人急不可耐，但董其武态度很坚决：“没有撤退命令，就不走！”这时，陆续有人送来消息：“总部确乎没人了！”“其他部队已涉过汾河向西撤走，只剩218旅了！”“快走吧，不然咱们都没命了！”……董其武当时的心情很沉重：没有接到正式命令撤退，等于临阵脱逃。

同时他感到这一仗打得太窝囊，不把窜进城内的日军消灭，他不甘心。然而，接二连三有人来报告，总部和各部队的确已撤离。董其武只得咬咬牙：“撤！”

夜10时许，他们来到大南门，那里仍然乱成一团。他们另寻出路，转身登上城墙。有人发现脚下有一条较粗的黑被覆电线，一端拴在城墙垛口上，一端垂到城下，看来已经有人从此处顺电线下滑出城。

董其武就是按这个办法出的城。

1937年11月8日夜晚，华北重镇太原沦陷。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沦陷。12月13日，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沦陷。

自9月中旬日军攻陷大同和攻击平型关开始，至11月8日太原沦陷为止，坚持了近两个月的中日太原会战宣告结束。太原会战是中国抗战初期抵抗最坚决、最持久、战绩显着的四大会战之一，它打破了日军企图进行华北平原会战的计划，又为我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部署新的作战，争取了时间。在这次悲壮的会战中，八路军于平型关一战扬威名；而惨烈的忻口战役，消耗日军兵力2万余人，创下了华北战场大举歼敌的纪录；会战之后，八路军初步在华北站稳了脚跟，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又是国共合作的典型战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高潮的标志，因此，它的意义自当更为深远。1937年秋天的三晋大地，是血和火的海洋……

1937年11月11日，在山西古交镇，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面对刚刚集结起来的1000余名从太原突围的官兵，用悲凉的语调说：“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不怕死的跟着我傅作义来继续抗战！”

1937年11月15日，在山西沁县开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会见了几个远道而来的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详细回答青年们提出的问题，他告诉他们：“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在聆听彭德怀这一庄严宣告的青年中，有一个叫周立波的作家。几天之后，周立波用他的笔，将“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

此时，在延安，领袖十分自信地宣布：“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