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阎锡山夹缝中求生存

在群山环绕的晋中盆地的北端，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太原。

太原，古称晋阳，简称并，是山西省省会，华北着名的重工业基地。

它东傍太行山，西依吕梁山，东西两山对峙向北合拢环抱，汾河从北向南纵贯市区中心，形成南北狭长的带状城市。由于太原地势险要，资源丰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晋阳城创建于公元前497年，自春秋以来数十个朝代，一直是北方的重镇，曾作为赵国都城、秦汉重镇、北朝“霸府”、盛唐“北京”、五代要垒、宋元时的“锦绣太原城”、明清边城。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它又成了阎锡山的首府。

在山西和河北交界处，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山峰——五台山。《水经注》载：“五台山其山五台巍然，故曰台。”又名五顶山，又名五峰山，又名清凉山。《华严经》上说：“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五台也。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名清凉。”五台，一为中台，又名翠岩峰；一为东台，又名望海峰；一为西台，又名挂月峰；一为南台，又名锦绣峰；一为北台，又名叶斗峰，为五台山主峰，也是华北最高的山峰，海拔3058米。自东汉以来，五台山就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圣地，它与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1883年10月8日，阎锡山出生在离五台山不远的五台县河边村文昌堡。环绕着风景秀丽的五台山，有一条在中国北方颇有名气的河流——滹沱河，滹沱河缓缓地流过文山脚下，与一条从西南方向湍湍而来的牧马河汇合了。

就在这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坐落着一个近千户人家的大村庄，这便是河边村村名的来历。河边村的屋宇建筑，按地理形势和家族宗祠自然形成了18个堡子，而且名称各异。阎锡山出生在永昌堡，由于这个堡子里建有一座文昌阁，因而当地百姓习惯把它称为文昌堡。

阎锡山，字百川，号垄地，乳名叫万喜，人称“万喜子”。万喜子6岁时，他的母亲曲月清去世了，父亲阎书堂续娶了陈秀卿。但继母坚决不养万喜子，被扫地出门的他只好由外婆领去抚养。年幼的万喜子为此饱受了寄人篱下之苦，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小时候，他的性情就非常刚烈。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异常狂暴，有时十分驯顺，有时放荡不羁。9岁时，他的外婆和舅舅送他到一家私塾念书，老塾师给他起了一个他沿用一生的名字：锡山。16岁那年，他随父亲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明白了什么是“精打细算”、“唯利是图”和“投机钻营”。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京出版的一家报纸曾经刊登过一幅这样的漫画：阎锡山身穿团花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手举着一架算盘，一手拿着一张委任状。这幅漫画便是对他最真实的写照。

大约在他18岁那年，他的父亲破产了，父子二人跑到太原躲债。他在柳巷“裕盛店”里当上了小伙计。一天，在太原繁华的街道上，他目睹了清廷官员的赫声势，羡慕不已。也许从那一刻起，他便立下了“跻身官场，光耀门庭”的勃勃雄心和志向——这原本是旧时代很多中国青年人的远大抱负。

1904年，清政府选派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阎锡山应试录取。他和山西武备学堂的20名学生一起赴日学习。这成为阎锡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4年之后，比阎锡山小4岁的蒋介石也来到了日本。

蒋、阎在家庭出身、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二人均出身于理财之家，性情刚烈，图抱负飘洋东渡，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他们的发迹也颇为相似：在革命中壮大自己，工于心计，攀附名贵，利用权术，投机取巧。他们都成功了，一个当上国民党的总裁，中国的头号人物；一个当上了山西的土皇帝，威震一方。

但阎锡山并不满足于一个山西。1926年，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讨伐冯玉祥的战争中，他看准机会，乘机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绥远。北伐战争结束后，他曾一度控制了晋、察、冀、绥四省和平津两市。但他仍不满足于当一个“华北王”，他的最大梦想是当上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上”。他对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后称帝非常崇拜；对汪精卫充当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很羡慕；对蒋介石掌握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大权特别眼红。有一次，逢他过生日，众人纷纷前来为他祝寿，高兴之余，他对亲属说：“相家说我八字相貌，除袁慰庭(袁世凯)外，国内无一胜我者。”

亲属投其所好，说：“有朝一日，你和袁世凯一样，会当上皇帝的。”

然而，蒋介石具有同阎锡山一样的雄心，在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年代，有着这种雄心的人可谓多矣——但蒋介石在和各路军阀的争战中更具备高人一筹的能力。1929年秋天，是蒋介石自鸣得意的时期。在南方，他摧垮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两广皈依蒋记中央；在北方，西北军被分化，争相求媚于蒋；张学良此时也已听从他的指挥，掀起中东路事件。蒋介石可谓万事如意。但在同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上，蒋急于“削藩”的做法激怒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而这些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最具实力。于是，蒋介石决定拿阎锡山开刀。

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湖南军阀唐生智率先反蒋，屯兵于河南南部。本打算拥唐反蒋的阎锡山权衡利弊后决定拥蒋反唐。蒋介石委派海陆空副总司令阎锡山为讨唐总司令，阎锡山愉快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本意在于借讨唐之机占据河南，染指中原，以便日后和蒋介石抗衡。

不久，7万晋绥军浩浩荡荡开往郑州。阎锡山心情很好，从石家庄换车时，他竟然乘上当年慈禧太后的龙车，威风而又神气。

蒋介石决定在郑州对阎锡山动手。他找来民国政府总参议何成浚密谋。在蒋介石眼里，何成浚是“最好不过的参谋长”。领会了蒋介石的意图后，这位“最好不过的参谋长”信心十足地说：“委座放心好了，这事就交给我吧，拿不住活的，也给你搞具尸体来。”

二人商定，具体由何成浚和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执行。

阎锡山到达郑州后，何成浚和韩复榘精心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阎锡山的宴会上，何成浚代表蒋介石致词，他“高度”评价了阎锡山的功绩。何成浚说：“阎百川先生是蒋委员长和我留东洋振武学校时的兄长，是推举蒋委员长二次北伐的功臣，此次又担当讨伐逆贼唐生智的重任，劳苦功高……诸位，让我们为阎总司令的健康，干杯！”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已经嗅出了这种热闹场面背后所暗藏的杀机。他找到一个叫张象乾的参事，面授机宜，令他常驻郑州电报电话局，检查来往电报，暗中窃听电话，以获取情报。

几天之后，守护龙车的阎锡山的警卫发现，车站周围出现了很多十分可疑的陌生人。这天晚上，张象乾慌慌张张来到阎锡山的住处——也就是停在火车站的龙车上。阎的行营办公处处长梁航标问：“有何急事？总司令正在休息。”

张象乾便把他偷听到的何成浚给韩复榘打电话，向韩复榘布置秘密处置阎锡山的事，告诉了梁航标。梁说：“我马上向总司令报告，你也赶快回电信局，有情况及时报告。”

阎锡山获取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给驻新乡的第9军军长冯鹏翥发电报，令他火速弄一个火车头挂一节车厢，另带一个连的部队来郑州。然后，他身着便衣，打扮成商人的样子，脖颈上缠一条遮住半个脸的大围巾，只带几个卫兵，悄悄登上火车，呼啸而去。

蒋介石满以为他一手策划的谋杀计划万无一失，到头来还是让这个老奸巨猾的阎老西跑掉了。有趣的是，8年之后，这次行动的主要执行者韩复榘却没能像阎锡山那样幸运，他被蒋介石几乎用同样的办法搞掉了。

侥幸得以逃脱的阎锡山再一次领教了蒋介石的阴险和歹毒，他咬牙切齿地说：“不打倒蒋介石，我阎锡山实难生存。”

不久，就爆发了规模宏大的蒋、冯、阎中原大战。

想起这场大战，阎锡山一直心有余悸。中原大战的惨败，差一点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若不是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和日本人的帮助，他阎锡山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积多年之经验，阎锡山认定蒋介石是一个极其狡诈、极其毒辣、极其自私、毫不手软的人。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被蒋介石铲除了。阎锡山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保护着他。

1931年秋天，战败后流亡在外的阎锡山偷偷回到他的家乡河边村，全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这时，他的父亲阎书堂问他：“你偷偷回来，不怕蒋介石、张学良再找麻烦？”

阎锡山故作轻松地笑笑：“不怕。要怕还不回来呢。他们把咱咋不了。”

他是嘴上说不怕，心里怕得要命。蒋介石太强大了，除了共产党，谁人不怕他？几年来，阎锡山一边卧薪尝胆，秣马厉兵；一边倡言“经济建设”，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不久就使经济十分落后的山西形成了一个采矿、冶金、发电、采煤、化工、军火机器制造、造纸、印刷、皮革、毛织、水泥等相结合的，较为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修建了同蒲铁路。为了完成他的一系列庞大的计划，他不惜加重人民的负担，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交税，还美其名曰“讲究卫生”。有个叫刘师亮的人为此写了副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税。

这天早晨，阎锡山起床后，在绥署东花园散步。他站在一座精致的凉亭下，面对初升的太阳，呼吸了一阵“东来紫气”，总觉得缺乏了往日的悠闲自得，以后恐怕不会再有平静的日子过了，他不免沮丧地摇摇头。

这时，他的亲信梁化之前来晋见。他问：“化之，近来中央军有什么动静？”

梁化之说：“中央军进入各地后，眼下正着手发展国民党组织，趁机削弱咱的势力，其目的就是挤走会长。”

自1935年成立“自强救国同志会”，阎锡山“当选”为会长后，他的部下都称他为会长。

停了好长时间，阎锡山才悲叹道：“化之，你要记住，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其实，这个时候，令阎锡山悬心的，不仅仅是一个蒋介石。日本人的侵华野心已日益暴露，对中国的领土由蚕食而鲸吞，已经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统治。

2早就看好了山西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阐述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中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并提出“美洲就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阎锡山长期盘踞山西，推行自己的一套治理之策，把山西搞成国中之国。在许多外国人眼里，阎锡山以山西门罗主义而着称。而山西门罗主义，自然也就是“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任何外地势力都不得干涉山西的事务”。

山西门罗主义，此时已是空想——半年多来，可谓云飞浪卷，寇深祸亟，阎锡山处在重重矛盾之中：一是日本人的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二是红军东征掀起的抗日浪潮，猛烈地震撼着他在山西的统治；三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随时有被蒋吃掉的危险。这三种危险摆在他的面前，怎么办？向何处去？降日还是抗日？拥蒋还是反蒋？联共还是***？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徘徊在诸种矛盾之中。他很清楚，在目前、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稍有不慎，他的山西老巢就会被人一脚踹掉，他的“土皇帝”的桂冠就得落地。如何在日本、蒋介石和共产党这三种势力中间求得生存，对于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曾几何时，阎锡山对日本人充满了幻想。20多年来，他和日本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很希望像早年的张作霖那样，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成就一番大业，但他又绝不愿意像张作霖那样落个被炸身亡的悲惨下场。

1908年，25岁的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他已经在日本呆了4年。这是他一生之中颇为愉快的一段时光。他从高速发展的日本工业和蓬勃向上的日本国民身上，看到了这个岛国强大的未来。于是，他利用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1年时间，和队长冈村宁次、教官板垣征四郎、同学土肥原贤二等人建立了不薄的交情，尤其和土肥原贤二过从甚密。阎指望这些人日后在他需要的时候能给予他某种帮助。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把逃亡的落脚点定在大连，其目的就是在大连便于和日本人来往，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山再起。他和老同学、老朋友土肥原贤二多次晤面，订了密约三条：

一、阎锡山赞助关东军占领东北全部；二、日本关东军支持阎锡山将来担任华北首脑；三、日本关东军将设法保护阎锡山返回山西，筹备一切。

1935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部分高级军官开会，参加的有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朱绶光等人。朱绶光问：“日本人对咱们的态度究竟怎么样？”

阎锡山说：“日本人不会打咱们。只要咱们有力量，它(指日本)还得依靠咱哩。大家一定要好好整顿队伍，只要把队伍整顿好，有了力量，咱就什么也不怕了。”

阎锡山派代表去日本考察，板垣征四郎对他的代表说：“只要阎百川不抗日，我们就会给阎以帮助。”几年来，他一直信守这一“诺言”，在山西他的地盘上从来不许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生怕得罪日本人。在全国抗日风潮逐渐高涨的情况下，他仍同意日军在太原、归绥、大同等地，公开设立特务机关，他还在天津设有秘密电台，与日军联系，其目的无非是换回山西的“安全”。

然而，日本人得寸进尺，贪婪异常。1935年以后，先是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向华北节节进逼，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到了1936年5月，他们又唆使伪蒙军在绥东频频挑起事端。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对日本妥协，在广大的国民面前将蒙上“千夫所指”的汉奸罪名，不但他阎锡山自己会身败名裂，而且他和他的家族弄不好都得完蛋……

想到这里，阎锡山的心紧缩起来。

他自1911年当上山西都督以来，与各种势力不断角逐，成为中华民国史上少见的“不倒翁”。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大风大浪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它。

他为人处事的信条是“存在就是一切，需要就是合法”。他说：“人类需要的只是生存进化。”因此，他办一切事情都以存在为标准，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从来不走极端，不搞一边倒，在各种矛盾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也是他时常被人称为“九尾狐狸”的原因。

面对严峻的局势，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决定绝不能倒向日本人的怀抱，而且他还打算适当的时候，打出抗日的旗号，以求落一个“民族英雄”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