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想抗日，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找到同盟者。那段时间，他不断召集赵戴文、贾景德、梁化之，以及绥署军法处处长王怀明、山西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溶、绥署参议李冠祥等人开会，研究对策。他说：“对于蒋介石，咱应该明白，他是想借共产党之手或是自己动手消灭咱。但如果和他翻脸，因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咱必遭失败。拥蒋又非咱所愿，而对付日本人又需要国民政府的支持，所以咱虽然不满意蒋介石，又不得不依靠他……在眼下，联共倒是一条出路，但这样，蒋介石肯定又制约咱，使咱不能公开和共产党采取大的联合行动。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采用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任用一些进步人士为咱服务，有限度地允许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点上一支(抗日的)小蜡烛……”

他又说：“我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害，决定选择一条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蒋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又不公开合作的道路。这样做，就是在日、蒋、共三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在这三方的夹缝中求生存。说穿了，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啊……”

很显然，他打的算盘是：这种政策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还可以避免让蒋介石一口吃掉，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也不会向他下手，可谓“万全之策”。他把这叫做“自己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之路。他甚至有些兴奋地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看谁能制服谁了！”

1936年7月，阎锡山选拔1000多名青年学生，组织“暑期健身团”，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他在开幕式上大讲“万变之中有个不变的中心……变者其子，不变者其母……存在是永远不变的，为了存在而采取的方法则是随时可变的……”为他改变政策作舆论准备。

当中央意识到阎锡山从降日到抗日，从***到联共的转化后，将此视为对山西进行统战工作的良好机遇。早就看好了山西，他认为山西日后一定会成为红军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也许会像当年的红都瑞金一样，成为红军发展壮大的又一个摇篮……征得阎的同意，立即派彭雪枫去山西，在太原秘密组建红军驻太原办事处，并设立了电台。彭雪枫到太原后，起初只是和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来往，并通过梁化之给阎传递信息。彭雪枫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阎锡山联共抗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6月初，决定放回红军东征时俘虏的阎方团长郭登瀛。经过教育，郭登瀛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表赞同。托郭登瀛向阎锡山转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患得患失，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在这封信中，还提到了被红军俘虏的吉县县长琚秀咸。他写道：

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据说阎锡山看了这封信，沉默不语。许久，他才对内心极为忐忑不安的郭登瀛说：“你先歇着吧，让次陇(赵戴文)在省府给你找个差事干，如果需要，我再派你去见毛润之。”

这段时间里，正处在十字路口上的阎锡山还同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来往密切。蒋介石对日坚持“不抵抗政策”，听任华北“特殊化”；而日军的战略企图，显然是要占据晋、绥等地，如此下去，很可能会促使他成为第二个张学良。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结局！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晋军占领了济南，阎、冯联军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就在这时，战役之初保持中立的张学良突然宣布拥护“中央”，亲率大军入关，致使阎、冯大败，阎锡山和张学良为此结下了宿怨。如今，迫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剧变，他们已经尽释前嫌了。

张学良身边主管情报、新闻工作的李金洲奉张学良的命令，以张学良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到太原，探讨阎锡山对一致抗日的看法。李金洲先拜访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赵戴文说：“阎主任认为，剿匪是必要的，但眼下并非上策。因为内战损失了国力，将来对外难以抵抗日本军队。”

李金洲接着拜访了阎锡山。后来，李金洲有如下记载：访阎时“所谈亦同”，阎并表示“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

不久，李金洲与张学良的参谋长、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窗好友戢翼翘再次来到太原。李金洲在《亲历记》中称：“与阎先生长谈两次，内容与前完全相同。”

大约在秋初时节，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太原。阎锡山和张学良单独秘密地会晤了两次，所谈内容，除当事者外，别人无从知晓。估计可能是请阎锡山一同出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0多年后，曾在抗战时期担任第二战区炮兵司令的周玳回忆说：“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我在场。内容是张学良请阎锡山在侧面支持他。张学良临走时，还是我送他到飞机场的。”

张学良离开太原后，阎锡山对绥署参谋长朱绶光和周玳说：“小六子(阎在背后，一贯称张为小六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原战败后，我们元气大伤，只能见机行事了。”

周玳还回忆说：“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也亲自来过太原。但不巧，他患上了感冒，在山西大饭店多住了几天。”周玳常去探望他，所谈也大都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话题。

1个多月后，杨虎城又派西安绥靖公署秘书蒲学政来太原探询阎锡山的态度。阎锡山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不难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把阎锡山当作同路人和支持者来看待的。

山西的抗日风潮逐渐形成了。按照阎锡山“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大政方针，他要想法保持各个方面的平衡。9月，日本提出要在太原设大使馆办事处，在绥远设领事馆，他不但没有拒绝，而且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已无法使阎锡山保持平衡。10月下旬，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相继占领大庙子和百灵庙。日本特务遍布山西，他们绘制地图，拍摄山西的防卫设施。日本关东军的特种小分队秘密策划袭击大同，在那里炸毁了一个很大的物资供应基地。日军拿下绥远后将向山西进攻的流言蜚语到处流传……阎锡山愤怒了。他对前来采访的南京中央社记者说：“你们看一看‘九一八’后的东北四省和现在的察北。在这种情势之下，若不想叫别人把自己的财产抢了，除了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大家起来抵抗死守，还有什么好法子。”

1936年12月18日，阎锡山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正式提出“守土抗战”

的口号。他说：“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强自治。”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敌行为，就叫守土抗战。”他又说：“能守住就能存在，我们应当在守上努力。”他认为贫弱的中国没有绝对打胜仗的把握，但打“死仗”却实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拼命地守土抗战……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日本不给他面子，他仍然给日本人留了一点面子——他只说“守土”，不说抗日。这里面似乎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子：只要你不来侵占我的地盘，我就不抗战。

阎锡山在“守土抗战”的口号下，提出要把自己军队扩充到10万人，并建立一支3倍于军队的民兵组织，以及一支由15万名学生组成的“军官预备团”。这一决定吸引了大批华北各省及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进入军官学校参加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位来自北平的学生说：“华北的所有学生都把阎锡山看成一片黑暗大海中的烛光。”

3八路军115师率先进入山西

1937年7月，古老的中华大地赤日炎炎，来自北方的战火硝烟弥漫了整个天空。

阎锡山释放了共产党人王若飞。他对驻太原的中央联络代表彭雪枫说：“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这个时候，阎锡山已经预料到，日军进入山西已不可避免。7月底，他提出了一个山西省战时动员方案，并成立了山西省、县、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省动委会由阎锡山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县动委会由县长任主任委员，下设组织、训练、宣传、总务四组。省、县两动员委员会负动员、指导、督饬、考核和解决下级困难之责，实际工作则全由村动员委员会开展实施。方案规定各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下设各队：(一)儿童队：以7岁～12岁的男童和7岁～14岁的女童编组，做唱歌和简单传话工作；(二)少年队：以13岁～17岁的男少年编组，做放哨、传话、送信、侦察敌情工作；(三)自卫队：以18岁～35岁的青壮年男子编组，加以军事训练，负保卫村庄，必要时配合部队打击日军之责；(四)壮丁队：以35岁～50岁的男子编组，负运送军用品、挖战壕、抬伤兵之责；(五)救护队：以5l岁～65岁的男子编组，负看护伤兵、救护逃难老弱、劝募慰劳及救济款物之责；(六)缝洗队：以15岁～60岁的妇女编组，负制作军鞋、缝洗军衣之责；(七)老年祈祷队：以61岁以上女子和66岁以上男子编组，专做祈祷战事胜利并负照料各家幼儿之责。

这个方案很快下达到各县、村。但正像在整个抗战期间一样，政府发动群众仅限于口头上，并未做多少实际工作，而共产党却把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当作大事来抓。后来的事实证明，它成为共产党人发展、壮大自己的一条根本捷径。

8月上旬，蒋介石电邀各地军政大员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独霸一方的阎锡山自然在被邀之列。当时他正在生病，且日军已开始进攻平绥线上的重要关隘南口，山西局势已出现了动荡，但他还是“决计飞京”，并即兴赋诗一首：

病体未痊赴国难，轻身为国理当该。

扶病南行参国计，但求此去不空回。

此行，他有自己的实际目的：找蒋介石解决财政和人事问题。

会议结束的那天，军委会宣布了编制序列，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山西和绥远两省的所有部队。晋绥军编为两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当时驻在绥远的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名义上亦受第二战区指挥。如果红军开往山西，肯定也要受阎锡山的节制。自从和蒋介石打交道以来，阎锡山还没有这么高兴过。

回到太原，一下飞机，他就喜形于色地对前来迎接他的众部下说：“看来，抗日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不打，老百姓不答应，共产党不答应。”

不久，他被南京告知，八路军将开赴山西境内作战。又过了几天，南京来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他早年的参谋长、现被派往南京任常驻军事代表的台寿民说：“共产党红军开到山西来，够你对付的。”

“咋的啦？他朱德、彭德怀敢不听我阎司令长官的指挥？”他笑着反问。

8月22日，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路北上。

9月3日傍晚，冒着仍下个不停的秋雨，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从西安出发，前往潼关。这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给安排的专列。

车到潼关正好天亮，他们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到达山西的风陵渡。登岸而行，这一行人中，数徐向前感慨良深。自从1924年考上黄埔军校离开家乡五台县永安村后，10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如今终于踏上家乡的土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霎时攫住了他。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母亲赵金銮已于年前过世，他和前妻朱香蝉所生的女儿松枝也已经长成大姑娘了。10余年的时间不算长，恰恰就是这10余年的时间，当初那个穿灰布长衫、不爱说话、在阎锡山家乡河边村川至中学当教师的徐象谦，摇身一变，成为名震八方的共产党杰出将领徐向前……梁化之奉阎锡山之命，带着两节专列火车迎候在风陵渡车站上。此前，梁化之从未见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但这些“共产党的大头目”

每一个都是如雷贯耳……梁化之不由得多看了他们几眼，在他们面前显得十分谦恭和拘谨。

周恩来等人上了车，这种窄轨车的车厢确实小，人坐在上面便觉出促狭。彭德怀数落了一句：“这个老西儿，真会算计。”

周恩来看了看徐向前，说：“当心呀，我们这里也有老西儿。”

大家都笑了。

小火车在晋南大地上行驶，透过不大的车窗玻璃，他们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从窗外广袤的土地上掠过。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片美好的土地就会成为中日两军刀兵相见的战场。八路军已经挥师北进，但对于他们，毕竟是一场全新的战争，前面等待着的，将会是什么呢？

周恩来的思绪也许更遥远一些。本来，洛川会议结束后，他打算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的，到西安后，连续接到两封急电：

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

于是，他便中途折往山西。

此时的山西，在等共产党人眼里，更为重要了。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在华北分两路进犯，一路沿平绥铁路西上，攻南口、张家口，进逼晋北重镇大同；另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保定，准备夺取石家庄。两路日军中，其主力使用于前一方面，也就是晋北方面。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要的意义。日军要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在中国军队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进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日军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日军由平汉路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到困难。毫无疑问，山西早已成为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

更重要的是，八路军主力正集中在山西境内。山西是八路军从陕北开往抗日前线最便捷的地方。依托着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条件，可以使日军的重武器——坦克、大炮、飞机难以充分发挥性能，极有利于八路军发挥它的长处，进行山地游击战，消灭日军，壮大自己。

周恩来收回目光，问坐在他身边的聂荣臻：“荣臻同志，115师到了什么地方？”

聂荣臻想了想，说：“估计先头部队已到达侯马。”

车到侯马车站，聂荣臻下车，率第115师先头部队继续北上。

4中国全面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从南京回来后，高兴了没几天，阎锡山的心就沉了下来。险恶的局势不容他喘息。到8月底，南口、张家口相继陷落，晋北完全暴露，战火很快就要烧到他的家门口。

他在太原呆不住了。9月初，他匆匆拟定了一个“大同会战”计划，自己则于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设立行营，亲自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