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军部派军械处长刘树勋去第400团扣捕团长李生润。第61军没能在天镇、阳高坚守更长一点时间，与李生润麻痹大意丢失盘山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追究责任，李生润首当其冲。

然而，李生润却幸运地逃掉了——先是被抓获，而后又被人放掉的。

至于是谁放掉的，说法不一。李在溪回忆说，刘树勋将李生润捕获后，送交第213旅旅部，军参谋长刘金声念与李生润是老同事的情面，于李生润吃饭时故使眼色，李生润托词解手，越墙逃跑。贾宣宗回忆说，独立第200旅旅长刘潭馥(李的顶头上司)在气愤不平的情绪下，主使李当场逃走。

杨维垣在回忆中引用傅作义的话说：“我当即指示你们副军长贾学明，马上先将李团长逮捕解送二战区军法总监部。谁知你们副军长太糊涂，太混蛋，也太窝囊，竟让李生润由军部偷偷换上便衣，化装逃往西安。”

总之，李生润是逃掉了。据说他到西安投奔了胡宗南，并改名李德庵。后来他在胡部当上了少将高参。

如果李生润不逃跑，李服膺的结局会改变吗？

李服膺23岁那年，被阎锡山派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最让阎锡山看重的一件事，也许是曾为阎从保定军官学校拉回了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十三太保”，他被唤作大哥。

这些人后来成了阎锡山打天下的资本。20多年来，他一贯唯阎锡山之命是从，是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阎锡山的心腹。据说他还是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义子，与何应钦也有拉扯，他还同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私交甚好——他同后两人的交往也许令阎锡山稍感不快。

也有人认为他长于外交，短于军事，经常奔走于太原，进行私人活动，很少驻在防地，对所部中级以下官佐大半不相识。在用人上，一贯抓牌子(陆大)、拉关系(同乡、旧部)，练兵时看表面，作战时重私情。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在阎锡山眼里，他是个信得过的亲信，这比什么都重要。

时隔多年之后，已无人能说清李服膺什么时间到达太和岭口的。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刚一到达，阎锡山就命人把他扣了起来，押在张培梅的宪兵队。战区长官部上尉副官庞小侠念及李与他父亲是老朋友，就到设在西梁的宪兵队看他。庞小侠说：“老伯来了，想吃点啥，你就说吧。”

李服膺只是让他给找几本闲书看。他嘴上答应了，回到驻地，根本找不到，也就罢了。

那时李服膺仍然认为自己不会有事，会长扣起他来，是为了应付舆论。所以，在外人看来，他并不是很紧张。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仅仅半个月之后，阎锡山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说阎锡山一上来就想处决李服膺，那也不是事实。据众多的当事者或知情人回忆，阎起初是想包庇李服膺的。日军在晋北长驱直入，与阎锡山决策上优柔寡断，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有极大的关系。在南京统帅部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下，为了应付国内舆论，搪塞国民党政府，更主要的是开脱自己的责任，阎锡山找一只替罪羊，势在难免。当然也不是说李服膺就没有责任，第400团大意失盘山，造成整个晋北防线的崩溃，他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据杨维垣的回忆——有一次，傅作义对他说：“原计划在大同地区集结各主力军，准备与敌人进行会战。先是令61军在天镇、阳高固守3天，迟滞敌人的西犯，掩护主力在大同地区之会战部署，旋又追加固守天镇、阳高任务3天，共计6天。结果，因为敌板垣师团过南口后，竟从察南向平型关进犯，直抄雁门后方，以致不得不放弃大同会战的计划，分令各军进关，重新部署作战，显得很为忙乱。你们军虽然守天镇、阳高已超过时限，但阎长官认为还不够持久，对尔后战局影响不利，特别是放弃绥东与雁北广大国土，使国内舆论哗然……当你们军长被扣起来后，我不止一次地向阎长官进言，盘山永久工事的失守，影响天镇、阳高防守和尔后战局，主罪在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潭馥身上。为了严明军纪，激励军心和应付国内舆论，可以杀团长，处分旅长。阎当时同意了我的建议……”

作为第二战区执法总监的张培梅此时在干什么呢？庞小侠说，那时，不断有退下来的零散部队，副官处叫老乡蒸馍，过来的士兵每人发给5个，伤兵多给几个，没有准备菜。一天，一个伤兵在五道庙拉手掷弹炸死了自己。张培梅知道后，把庞小侠叫过去问道：“你们怎么准备的吃的东西？光吃馒头不行，小心你的脑袋！”张培梅的意思是给伤兵弄点菜。

那些日子，张培梅的脸色很难看，动不动就发火。

关于张培梅在李服膺这件事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张培梅好杀。

他得知李服膺部天镇溃退、雁北失守的消息后，立即提出应严肃军纪，按战时军法处决李服膺。他认为，面对凶残及装备现代化的日军，中国抗日军民唯有拼死血战，不怕牺牲，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对那些作战中动摇、退却、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军人应该处决，才能杀一儆百，提高部队的士气，否则只能动摇军心，造成人心涣散，于抗日大局极为不利，并且对全国其他战场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处决李服膺；二是起初张培梅主张处决李服膺，但当他得知天镇、阳高失守的全过程后，认为李服膺不是死罪。他向阎请求将李服膺交付他依法处理，阎就是不同意。

虽缺乏权威性的史料记载，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半个月之后，在太原省府大堂，阎锡山于深夜提审并下令处决李服膺时，最有资格坐在大堂之上的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却没有到场，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处决李服膺。这时他已从太和岭口回到了太原，内长城一线的作战已近尾声，忻口战役即将开始。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太原。一天，一颗炸弹落进绥署大院，炸死了少校副官席向南。日机飞走以后，人们都围过去，阎锡山也拄着拐杖出来看了看。他的脸色十分冷酷。

促使阎锡山尽快动手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李服膺的老同学、现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的唐生智来电，要求将李服膺押解至南京审理。

如果将李服膺放走，那么，雁北的那些偷工减料的工事就会大白于天下。

不如先斩后奏，灭口了事；二是蒋介石紧紧盯住不放。据说汤恩伯也在蒋面前状告李服膺于平绥线作战不力，使汤部蒙受重大损失，更使蒋对他感到恼火；三是舆论压力太大，不杀他个把军师旅长难以应付；四是借李服膺的人头警告晋绥军的将领，以制止溃逃之风。

10月2日夜，11点多钟。这天晚上，轮到刚刚接替席向南升为少校副官的庞小侠担任值日官。听到阎锡山要夜审李服膺时，他颇感吃惊。

一辆汽车悄悄停在省府大堂门口，宪兵从车上押下李服膺。他并没有被捆绑。一进大堂，李服膺蓦然发现大堂内设有公案，两旁宪兵肃立，气氛阴森恐怖，顿时呆住。他嘟囔道：“这是干啥？”担任陪审官的副官处处长谢濂说：“会长一会儿要和你谈，你且等等。”

未几，阎锡山从里边走出。他双手撑在公案上，两只鹰隼一样的眼睛盯住李服膺，低声说：“慕颜，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

李服膺插话说：“让我守6天，我守了6天，我有电报……”

“你胡说！”阎锡山逼视着他，顿了顿，“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有顾虑。”

李服膺这时流下了眼泪。阎锡山朝周围的人点点头，快步离开。谢濂说：“慕颜，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诉我。”李服膺气愤地把帽子往地下一摔：“那还说球哩！”

有人上前捆他，谢濂制止：“那像什么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李服膺的肩上。上车后，他对谢濂和宪兵司令张建说：“为啥这样糊里糊涂地杀人，使我死得不明不白？”

车到小东门大教场，他们下车。宪兵司令张建跟着李服膺往前走，还没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建往一边让了让，负责行刑的绥署警卫连长康增从背后一枪将李服膺打倒在地。黑暗中看不清他临死时的模样。

连续几天，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显着位置登载了败军之将李服膺被惩办的消息，阎锡山赢得了一片赞誉之辞——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秉公办案、阎长官“挥泪斩马谡”……这一招很灵，李服膺一死，几乎所有的责难都化解了。

李服膺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3个多月后，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在武昌被处决。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终年都是48岁。在抗战初期，他们的死都曾轰动一时，使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

罪名一样，死法一样，内情却有别。1938年1月28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自作战以来，死法虽然不同，我国已死了不少的抗日将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之死，人人为之掉泪，朱耀华(第18师师长，淞沪会战中兵败自杀——笔者注)之死，尚有人为之惋惜，李服膺之死，亦尚有人为之代抱不平，只有‘青天草包’(指韩复榘)之死，人们却认为是死得应该的。”

50多年来，国内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上，包括一些权威性的文章，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大都把李服膺和韩复榘视为同类。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着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却这样写道：“从9月5日开始攻击……天镇县城之敌仍旧孤立而顽强地进行抵抗，没有退却，11日(日军)才攻占县城。”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遗憾。

1937年9月中旬，放弃了“大同会战”的阎锡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像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似的，直趋内长城沿线的一个重要关隘平型关。后来被海峡两岸的战史学家皆认可的“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