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国民革命军举兵进行二次北伐，晋军编为第3集团军，奉命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计划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孙楚作为前敌总指挥，“率师向东，策划指挥，衣不解带者逾50余日，仅以2万余众敌军阀10余万精锐之师，一败敌军于石家庄，再挫敌锋于定州，望都城外激战最烈，方顺桥前大破敌军，此后以战胜之余威作破竹之进展而下保定”。

6月7日夜，北京城外人声嘈杂，大批奉军沿着保定通往北京的道路向北溃退，连驻守北京城的奉军也正准备撤离，到处是车马，到处是人流，异常混乱。就在这条乱作一团的道路上，一辆卡车鸣着喇叭行驶，驾驶室里坐着一个小个子军官，黑暗中看不清他的军衔，但隐约能看到他戴着一顶奉军军官的大盖帽，溃散的奉军慌忙退向路边，让开道路，不时有人向他举手行礼。他就是孙楚。在他的后面，有数十辆卡车鱼贯跟进，那是他率领的卫队营。次日凌晨，这队人马进入北京城。孙楚的突然降临，使奉军留守人员顿时慌了手脚，纷纷逃往日租界。孙楚化装奇袭，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为晋军抢占了北京城。这大概是他的军事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

12天后，国民政府决定改北京为北平。

不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通令嘉奖有功人员，孙楚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并被任命为北平警备司令。

时过境迁，在日军兵临平型关下的时刻，孙楚又被阎锡山指定为杨爱源的代理人，负责指挥平型关之战，这说明阎锡山更为信任他。

他还能再创造一个辉煌吗？

2登平型关亲察地形

9月14日，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率部来到太原北面的原平。

原平是崞县所属的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同蒲铁路从这里拐向西北，如果去雁门关或繁峙、平型关，从原平下车最为便捷。抗战爆发后，第二战区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军事交通处。

师长已经提前赶到了原平。

他是最早深入山西腹地的八路军高级将领。由于战乱，昔日颇为繁华的原平镇已显出战前的混乱和颓败。第343旅到来后，以营为单位分驻到周围的几个村庄，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镇内，只派宣传队来镇上刷写标语。

15日清晨，李天佑第686团的1个营，作为第343旅先头部队，从原平出发，徒步前往代县。其余的部队等待战区派出的车辆，以便尽快赶往大营。

紧接着，第二战区派来1个汽车团，负责输送第343旅主力和师独立团。大约在16日前后，这些部队在大营集结完毕。

在第6集团军总部，和孙楚的手握在了一起。从外表上看，这两个人都是那么瘦弱，个头也差不多。不同的是，面孔苍白，略显忧郁；而孙楚脸色红润，显得开朗、从容。当然，由于比孙楚小近20岁，他身上的青春气息是孙楚无法比拟的。

根据第二战区的作战部署和八路军总部拟定的行动计划，第343旅和师独立团只在大营停留一夜，便出发向灵丘以南地区开进，19日进抵上寨地区休整待命。

部队向前开进后，仍留在大营与孙楚商讨两军的相互配合问题。

20日，似乎已能够听到前方隆隆的炮声，呆不住了，乘孙楚的吉普车，率少数随从人员和电台到前线侦察。

自从踏上山西的土地之后，便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之情。一路之上，他用兵家的眼光审视着坚如铁壁的太行山、重门叠户的吕梁山，还有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山峰，使他这个长期征战于南国水乡的军人，有一种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感受。他率陈光的第343旅和师独立团，作为八路军的一支先遣劲旅，率先迎敌而进，挺进的方向，恰好是晋、察、冀交界地区，雄踞内长城要隘的平型关，成了他们的必经之地。

吉普车沿着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那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来到北岳恒山和着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接壤处，然后又吃力地爬上海拔1800米的长城隘口——一座署有“平型关”三字的残颓的拱门迎面而来。

冲司机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吉普车迅即停下。他们下车，仰起脸来，对准“平型关”三个字仔细瞅了好一阵。然后，他登上平型关巅，举起胸前的望远镜观望。无论是北面的恒山，还是南面的五台山，这些层峦叠嶂的山峰，以及盘桓于崇山峻岭间的内长城，都能久久吸引住他的目光，很容易使他产生一种激情。最后，他将目光越过平型关之巅，望见了关前的一条峡谷甬道，它由西向东，曲曲弯弯，穿山而过，一直通向很远的地方。深谷两侧，是险峻的山壁，一条公路蜿蜒其间，沿着这条公路，就能到达灵丘，通过灵丘而到冀西……10年前，他就听说过平型关，那是晋奉战争中的一段往事，但印象早就模糊了。如今，置身在这座着名的雄关之上，前方炮声似乎已隐约可闻时，他明白，马上就要有仗打了，而且肯定就在附近打。

当然，这时候，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不会想到，仅仅5天之后，第115师就创造了一个举世震惊的结果。

山风一阵阵地刮来，初秋的晋北已是寒气袭人。和部队的官兵一样，仍穿着刚换上的国民革命军的单装，冷风一吹，他和他的随从人员都不由打起了寒战。

吉普车从平型关口驶出，沿着坑洼不平的公路向灵丘方向前行，车子出关口不远，就钻进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这条沟道刚才在望远镜里已看到过，此时他更加仔细地打量着：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沟长约5公里，深数丈到数十丈不等，很难攀登上沟沿。而且沟底的甬道仅能通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途中，仅见到一个叫老爷庙的地方有个缺口，能通到山上。

吉普车再次停下来。在警卫员杨兴桂的搀扶下艰难地攀上老爷庙以及庙后的老爷岭。这时，杨兴桂听到师长说：“如果阻住正面路口，截断敌人的增援，将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地里，在缺口处的高地上设置重兵，公路上的敌人就是瓮中之鳖了。”

他们到达灵丘城时，得知日军已前进到距城不到5公里远的地方，不能多作停留，于是原路返回，途中又在东河南镇一带察看了地形，然后回到大营。

21日，向孙楚辞行。他骑马赶到上寨，暂时与第343旅旅部驻在一起，等待聂荣臻率师直属部队和第344旅到来。

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关于作战方针和布置原则的训令》。训令中讲到第115师时，这样写道：

115师陈旅控制于上寨镇附近，小部经常袭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徐旅最好位于阜平东北，随时协助陈旅，相机袭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挺进游击队，深入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总直属队开到五台附近，发动五台以南、盂县及五台以东地区群众。

对这个训令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是同意的。但在第115师的具体使用上，他有不同的看法。

两天后，一大早，他问随从参谋：“聂副师长率师部直属队和344旅今天能来这里吗？”

9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号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来到太原。

黄绍竑这年已经52岁。“七七”事变发生时，他任湖北省主席。8月，蒋介石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面设6个部，最先成立的是第一部，主管作战。黄绍竑被任命为第一部部长。他认为军队的实权都握在陈诚手里，而他对军队的情况又不熟悉，只不过把蒋的面谕或手谕拟成命令发布下去，或汇集各方面的情况向蒋报告，他感到自己至多算个傀儡。尽管如此，陈诚仍不放过他，在给蒋的电报中，称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因此，他对作战部部长这一别人十分垂涎的职务并无兴趣。

蒋介石找到黄绍竑，说：“季宽，如今我们在华北和淞沪两地与日本人决战，华北作战的重点在山西。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进入山西，再经汉中进入四川。你去一趟山西，同阎锡山商量大同失守后的作战计划，怎样？”

黄绍竑这才有了山西之行。来到太原后，梁化之安排他住山西大饭店。此时八路军大部已进入山西，他在饭店里碰见不少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很想和这些过去曾经是对手的年轻人交谈一下，无奈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

几天以后，黄绍竑来太和岭口和阎锡山见面，在座的还有赵戴文、朱绶光、张培梅。阎锡山说：“欢迎黄部长来山西。委座有何谕示？”

黄绍竑：“蒋委员长认为山西是多山地区，易于防守，而且晋绥军对防守也有很好的经验，务要将山西守住，控制平汉铁路的西侧面，不让敌军沿平汉路南下渡过黄河，进而威胁武汉。”

阎锡山：“中央的指示，我很清楚，也很同意。我在抗战前，在山西境内各要隘及太原城北郊，都做了一些国防工事，也就是为了要保卫山西。”

停了停，阎锡山又说：“大同的撤守，是战略上的自动放弃。我同委员长的指示一样，要死守住东起平型关、雁门关，西至阳方口之线。我的判断，敌人必先取山西，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如果平汉路方面，能在保定以北挡住敌人，敌人光从大同方面进攻雁门关，尚易抵御。如果保定、石家庄不守，敌人必然进攻娘子关，从东、北两个方向包围山西。我感到敌人对晋北方面是主力的进攻，平汉路方面是助攻。晋北方面现在只有晋绥军和少量的八路军，兵力尚嫌不足，不能兼顾娘子关方面。为确保山西，尚须加调中央军协同作战。”

黄绍竑认为阎锡山的分析极有道理，答应回南京后向蒋建议，调有力部队支援山西。

临离开太和岭口时，阎锡山似乎有些激动地说：“我坐镇雁门关，决不后退。请你报告蒋委员长，放心好了！”

3日军最精锐的第5师团开赴山西自第73师在广灵被击溃后，平型关前倒也出奇地平静了几天，一时未见日军的大部队来攻。身在大营东山底的指挥所里，孙楚居然感到有点寂寥。

他喜欢琢磨。但琢磨来琢磨去，他又翻起了花样——像熟悉他的人说的那样，他开始发“神经”了。

阎锡山在太和岭口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时，孙楚没有去，阎锡山让他坐镇大营，一步也不能离开，防止日军大部队来袭。杨爱源回来后，向他传达战区长官部的部署，他当时没说什么，心里却对阎锡山的这个方案有不同的看法。当他认为自己的想法逐渐成熟后，便找到杨爱源，一五一十地讲给杨爱源听。本来他们平时就无话不谈，如此重要的关头，杨爱源也想听听孙楚的想法。

孙楚指着墙壁上一张刚挂上没几天的地图，急煎煎地对杨爱源说：

“星如你看，从蔚县进攻广灵之敌，不径趋浑源、抄击大同后方，而向灵丘前进，这说明了什么？”

杨爱源摇摇头，没有回答。

孙楚说：“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敌人兵团都是机械化部队，机动能力强，重武器多，这就决定了敌人仍必利用铁道交通之便，向大同输送，南攻雁门山。这也是现代大兵团作战的一般规律。”

杨爱源习惯性地扶了扶近视眼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孙楚又说：“我判断，目前我军的主作战方向仍在雁门山一带。而进攻广灵、灵丘之敌，不过是一支游动牵制的奇兵而已。如按阎司令长官的把敌人放进关内打的设想，则利于敌之分进合击，不是我军掌握内线作战的要领。”

杨爱源频频点头。似乎是受到杨的鼓励，孙楚越讲越来劲：“星如，我估计，以第17军、第33军两部扼守平型关、团城口间的险要地带，尚有把握。再配合八路军林师抄击灵丘敌后，相机出击，可能打个局部胜仗，对雁门山主战场的作战也能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

很显然，孙楚的这一见解同战区紧急军事会议下达的方针计划是背道而驰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楚的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问题在于，素来缺乏主见的杨爱源竟同意孙楚的这一错误判断。孙楚鼓动说：“星如兄，阎长官相信灵丘之敌系敌之主力，从而忽略了雁门山防线，如此打下去，咱非吃大亏不可。应想法让会长改变主意才对。”

杨爱源说：“萃崖，这事交给我便是。我将亲自去岭口，当面向会长陈述，请他定夺。”

杨爱源说办就办，快马加鞭赶到太和岭口。偏偏在那里，他又碰到了第19军军长王靖国。这些日子，王靖国时刻不离阎的左右，参与大计，深得信任。杨爱源刚陈述完，阎锡山还未表态，王靖国就站出来说：“会长，治安认为，萃崖的意见是极为正确的。我军在平绥路沿线，所有的抵抗濒于危殆，是由于受到敌之主力的侵犯。具有坦克和重炮的敌人不会选择平型关附近那样的荒山野岭作为主攻方向的……”

王靖国边说边观察阎锡山的脸色。阎锡山说：“治安，你大胆陈述便是。”

王靖国放开道：“治安认为，雁门关仍旧是敌人的主攻方向，这和萃崖的判断是一致的。我主张把傅作义的35军控制于代县和阳明堡地区，作为对未来雁门山主战场的支援。”

三说两说，阎锡山的决心就动摇了。他叫来参谋长朱绶光：“绶光，傅部尚未到来，而且繁峙以东主阵地工事构筑尚需时日，咱就批准孙萃崖、杨星如和王治安的建议，以现有兵力固守平型关、团城口一带，并使李仙洲的第21师向北延展一下，与刘茂恩的第15军连系起来，转变为对恒山东侧的掩护。这样，不论平型关，还是雁门关，都好办了。”

这种前后矛盾、举止失措的部署，使本已风雨飘摇的平型关防线变得雪上加霜。仅仅几天之后，它所带来的恶果就出现了……9月22日凌晨。在蔚县城内的日军第5师团司令部内，一个矮小、粗壮、着一身细黄呢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的日军高级将领，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前面的建筑物上高挂的一面太阳旗出神。他就是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第5师团的司令部里一片忙碌景象。每逢大战来临之前，都是这种气氛，忙乱而有节奏，紧张而有秩序，师团部的参谋和机要人员早已习惯了这种场合。往往这时候，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板垣中将却显得超脱而平静。

对于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讲，板垣这个名字早已不令人感到新鲜了。他1885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从进入日本军界起，即开始从事侵华活动，而且一贯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在他担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以及云南、汉口、沈阳等地日本特务机关长和公使馆武官期间，就已获得了“中国通”的称号。他不仅能流利地用汉语对话、写作，而且对中国历史和古文化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1928年6月，另一个着名的日本军人河本大作大佐，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阴谋炸死了家喻户晓的军阀张作霖。不久，河本在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解职，接替河本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便是已在日本军界崭露头角的板垣征四郎。板垣同河本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任不久，就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合谋策划参与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