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一年级是在离村子只有几百米的下庙上的，土坯砌成的墩子搭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上学还要自带凳子。下庙只有一年级，应该算做分校。二年级到上庙（娘娘庙小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改为文革小学，后来又改成周家山学校），这里是公办学校，六个年级齐全，离家有三四里远，用的是高课桌，也不用自己带凳子。

“文革”中，遵照毛主席的贫下中农自己办学、自己管理学校、小学复设初中班等一系列最高指示，生产大队决定将原来的养猪场改办成学校，所有本大队的孩子都要在这里上学。这个学校后来成为县地两级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典型”。不可否认，这种办学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教育状况，使农村困难家庭的孩子能有受教育的机会。（“文革”至少还有另一不可否认之处，就是改善了农村的医疗状况。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使贫困农民看病吃药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这里的校舍极其简陋，刚开始时高年级的课桌也是土台架板，也要自带凳子。后来扩建校舍，打土墙盖房子，高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因为是“典型”，地县教育局还给拨过一点教学器具，记得有地球仪、干电池、一点电阻电容、可变电阻、万用表、马蹄型磁铁、螺线管电磁铁等，好像还有一点试管和玻璃瓶。由于没有药品试剂，化学课从来没有做过实验，只有早已熟悉的尿素和氨水等化肥和六六六、敌敌畏等农药。物理课还用上面的仪器做过一点实验。初中二年级时，我与另外两个同学绘制学校的平面图，没有任何仪器，唯一的测量工具便是一根标了刻度的竹竿。

在拨来的这批器材里，还有一个篮球、一个足球和一个排球。课间休息时，三四百人在院子里抢，足球看谁踢得高，踢得远；篮球看谁扔得高，扔得远；排球看谁打得高，打得远。如果能在十分钟里有机会抢到几次，甭提有多高兴了。后来修阳（平关）安（康）铁路时，在学校旁边的公路上拾到钢筋，大队在修铁路桥洞时，顺手牵了些水泥，便浇筑了乒乓球台和独臂篮球杆。类似的篮球杆，我后来只见过两次，一是在南通市天生港小学，还有一次竟然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回想当年，每次都让我激动不已。但是排球和足球，直到我毕业时，也没有球网和球门。主要是因为学校的老师没有人会打排球和踢足球。

学校的老师也大多是就地取材，初中毕业的教小学，高中毕业的教初中，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上课讲错了，你要指出他（她）讲的和课本上的不一样，他（她）会批评你骄傲自满，不尊重老师。好在那年头比赛背毛主席语录，我的统计红线班上第一，比别人高出很多，否则倒霉的家庭出身就会被用来挨批了。这里有两个老师教得不错。一个是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物理老师（不知为何这样排课，他在那里只一年），一个是高中67级毕业的语文老师，教得很好。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水平很高，讲一口蓝田关中话，上起课来，七情上脸，手舞足蹈。一些高中语文课文现在我还能（也只能）用关中话背下来。现在我能写一点东西，要感谢他们的教诲。

一九七三年“回潮”，入学由“推荐”改成考试，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进了正规的武候中学读高中。尽管图书室不开，课程设置也少，但毕竟是正规中学，老师也大都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后来能考上大学，无不得益于这两年的高中学习。如果不是“回潮”，上不了高中，我的命运也许又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当然，也有不少佼佼者，一九七七年以初中的学历考上了大学，但他们肯定上的不是由猪场改成的学校，他们的老师也不会大多是“文革”前高考的落榜生，他们的母亲也大概不会是文盲。

三年磨炼

高中毕业后的三年里，什么脏活重活累活我都干过。老家在秦（岭）巴（山）山间的盆地，汉江河的北边，县城东约十里。村西有一条堰河，汇入汉江，出村向北两三里，便到秦岭脚下。那三年里，我上山砍过柴，割过草（喂牛），采过青肥（容易沤烂的青嫩的植物，插秧前踩入泥下做肥料）；开山放炮运石；修过水库；修过公路和铁路；扛过木头。下面便是记忆中最深刻的几件事。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后汽油紧缺，汽车开不了，地区钢厂炼出的铁锭只能由架子车拉到几里外的火车站。生产大队揽到了这个副业，报酬在当时算是优厚的（也就是汽车的运费），队上派我出工。八月初的酷暑，人力车载着一千几百斤的铁锭，在柏油路面轧出近一寸深的槽，到下午两三点，风静蝉鸣，赤日炎炎，最能体会出以前写作文时乱用过的形容词“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记得当时曾写过：“汗珠落地摔八瓣，始信人间血泪钱”。

在凌口子修茶（店）张（家河）公路时，住在岩洞里，连天暴雨，不仅将新修的路冲毁，原来的山间小道不是被冲毁，便是淹在洪流下面，粮食送不上去，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后来粮食吃完了，只有水煮冬瓜，盐也没有了，辣椒便是唯一的作料。记得我们要回家时，刚送上去一点粮食，三个要回家的人只分到一斤多的面饼子（当年随便一顿就能吃一斤多饼子），可要走一百五十多里路才能到家。清晨五点多上路，扛上几十斤东西，直走到傍晚六点多才到家。渴了喝路边的溪水，饿了就打山上的青核桃，在河边的石头上砸去外面的青皮，再敲开吃里面的嫩仁，有的还没有长仁，白敲一场。核桃的青皮汁，把手和嘴皮都染成了黑色，后来嘴上生生脱掉一层皮。

上山扛木头，晚上没有被子没有床，围着一堆篝火，熬到天明。初春天气，夜间山风很凉，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简易的窝棚里，烧饭没有锅盖，加之海拔高，只能吃夹生饭，伸手折两根树枝，就是筷子。

大队的学校是地县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典型，地区教育局给拨了五万元修缮校舍。大队决定利用这笔钱盖一栋楼房。县上也给了些优惠，让大队上山去清林（即定期清理森林中的死树病树），将木材扛回来盖房。那年冬天，队上去万家坪转运木头。说到这万家坪，还有一段笑话。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时，有很多人不要去周家山，而要去万家坪。实际上，周家山离县城十几里，通公路，大半在平川，少半坡地；而万家坪却在约一百七八十里外的深山老林。不知是何方圣人给一个十几户的山村起了这么一个响亮的地名。也或许这里曾经繁荣过。

那时是冬天，我们住在万家坪。早饭后上四五十里外的林区，将经过粗处理的圆木或锯开的方木（另有一批人专门清林，截锯），扛到万家坪堆放寄存，让林业局检查站量验收，以后再扛回去。山间的小路，常常在谷底的溪边，时而左侧，时而右侧，常要踩着石头过河。为防上下坡打滑，山里干活时，脚上总是穿着草鞋，过河时也会时常踩在水里。扛着木头走（山里扛木头和挑担子，上坡时慢慢爬，平路和下坡总是小跑步，否则会更累），踩在水里并不觉得很凉，在停下来休息时，尤其是山风一吹，汗湿的棉衣贴在背上凉，裸露的双脚就更冷了。

说实话，秦岭山里有很美的地方，就我干过活的一些地方，听听地名就能想象：锅底滩，杨家峡，摩天岭，鸡公山，撑阳崖，铁门槛。这里两步三桥，山势巍巍，山道弯弯，跌宕起伏，逶迤连绵，本是赏心悦目的好地方，可当你汗流浃背，腹内空空，负重在肩时，真恨不能一脚踩平那千年的铁门槛，踏平那千山万壑。

在万家坪转运木头时，下过几天雪（雪下得不够大，没能封山，还要继续干活），风景正如《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的唱词：“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可你不是来观赏风景的，扛着百多斤的木头，踩在冰冷的河水里，一不小心，肩上的木头撞在路边的树上，哗哗落下的雪灌进了脖子，透骨的凉。

晚上四个人（有时六个人）挤在一床（大多时间打地铺，或在楼上），盖一条破被子。那时一天要吃两三斤大米饭，常常是只有辣椒下饭，偶尔能向房东买点浆水菜或泡菜。从万家坪往回去扛木头，通常是一天去，两天回。有一次也是三天，但却扛了两根。扛一根到前面放下，再回去扛第二根，交叉接替，空手回走便算是歇息，那一天吃了五斤大米饭。当我最近把这件往事告诉九岁的女儿时，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现在五斤大米，我们一家三口可是要吃两三个星期的（当然还有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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