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是诗人，我也是了。每人限期交一百首诗，五十张画。我也交出了，没曾想交出了毛病。那会儿的诗多为：“敢教大地全高产”、“施肥方知粪味香”云云。我的呢：“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教导主任白桂森绷起了面孔：这诗有思想问题——是“青春主义”。没提党和主席，没提三面红旗。

我泪汪汪地反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社论。那阵子我们最爱读的是老马《我爱》、《穿裤子的云》。张久兴、甘露林和我，天天早晨在小松林里来回乱走，狂剃成秃瓢——那像老马，穿件军棉裤，腰里勒根老电线。

我秘密地在写诗，写些上边不喜欢的长短句。因为秘密所以刺激。我们又密谋出版讽刺性的壁报。

白主任暴跳如雷，说：“如果在高中，你们早就够上‘右派’了。”他气咻咻地甩出一张我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为什么画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狠狠’两个字，你想吃谁？”我们全傻了。我那时才十四岁。

我们第一次明白了：那是禁止的游戏。

一九五九年，我到了101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沿帽。我努力学规矩，不敢提自己的诗。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诗。

借别人的诗呐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正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那会儿为纪念鲁迅，我们俩在导演话剧《祝福》而愉快地合作。在后台和郭士英开聊，他主演《过客》。

本来我最讨厌他爹——郭沫若老先生，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一点儿也不像兔爷。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

两三年后，听说郭士英被捕了。他们有一个文学小组，当然是地下的。“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自杀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确死了。只因为想用自己的脑袋瓜子想事。

后来才听到确切消息：他是被打死的。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一九六○年，张文兴在外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弹吉他、唱歌、读诗、写诗、画画。他固执而热情，浓眉大眼，嘴唇绷成一条线。五短身材，练一身钢铁肌肉。他从不服输，人们叫他“小拿破仑”。诗如其人，很有冲击力。我们转学进外语学院附中，离琉璃厂很近。放了学，我们流连在旧书店。

老马的诗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饥饿感。我们找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后来是朗费罗、惠特曼……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发现女同学戴絮的爸爸正是已故的名诗人——戴望舒。我们跑去借他爸爸的诗集，她却给我们拿来她爸爸的译诗《洛尔迦诗选》。翻开前言，这样一句震撼了我：

黑夜被夜色染黑。

我对这样的诗句高兴得要命，一边啃着白薯面窝头，一边读洋诗。困难时期，人人在找食吃，而我们却因艺术上的饥饿感形成了一个圈子。除了张文兴，还有：

张新华。一沾艺术就疯，吃不饱居然画油画。为朋友两肋插刀。

于植信。多愁善感，皱着眉头，似乎有点脚不沾地。

张振洲。薛宝钗外型，内心细腻厚道，写散文诗。

杨孝敏。学者型的女生，写散文，敏感而略显紧张。

董沙贝。黑瘦黑瘦，一身腱子肉，当时在美院附中。画现代派油画，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

张润。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脑子快，模仿力极强，记忆力超群。

我们经常组织诗歌晚会，多半在我家，有时也在他人家。育才中学的甘露林、陈乃云也时常参加。

一九六二年，中央工艺美院有一群诗歌爱好者。学生会主席张绮曼和我们商量，联合举办一个大型朗诵会。我们这伙人很兴奋，各自磨刀。我修改好长诗《燃烧的心》。杨孝敏又请来一位女生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两道剑眉，果然将门虎女。人们说她像西班牙人。

那天至少来了百十口子，座无虚席，后面站满了人。我们这伙中学生生气虎虎，“震”了那帮大学生。散场后，大学生黄伟、张鸿宾及张恨水之女张明明对我们十分推崇。

我在诗的结尾说：

我们——太阳纵队！

沙贝兴奋地大叫：“咱们立刻成立！”七嘴八舌，要自己动手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一半人在大街上走了一夜，另一半人在我家聊了一夜。

那会儿，就是爱诗、爱艺术，兴奋与反投降，根本没想到政治的阴影——政治和诗有什么关系呢？

一九六三年进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有个诗社“蒲剑”——借屈原故事命名，是文怀沙先生所题。前任社长是范曾，我和白汝博接班。在“蒲剑”朗诵会上，范曾吟唱了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团委书记赵更生认为范曾是复古，皱皱眉头，要我朗诵现代的。我只能照念老马。老赵更皱起眉头。

我出来，在走廊见到范曾，俩人握手大笑。我们都不是当局的好孩子。

“太阳纵队”的确开过一次成立大会。那是在老北师大的筱庄楼。参加的人有：张文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其目的无非是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我们打算每月搞一次沙龙，墙上挂画，朗诵作品，形成强力集团，打入社会。

那个阶段我写了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然而，不几天后，组织自行解散。

郭士英（那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他们的沙龙要去法国，被破获，全数被捕。凛冽冬风百草散，我们立刻停止了组织活动，化整为零。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地下艺术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画家袁运生的毕业作《水乡的回忆》，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美术》杂志登了这张画，学校里剑拔弩张。这张巨幅油画被搬出藏画楼，堆在乒乓球室，准备批判。

袁运生、丁绍生、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和我们都是铁哥儿们。当时袁运生已去了吉林，还不知道要大祸临头。

我和吴尔鹿、于植信、蒋定粤分别商量，怎么救哥们儿一把。我忽发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没法批判。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

我决定独立行动。趁团员大会校园没人，我潜入体育馆，从画框下割下那张画，卷成一卷，混出学校。

当那张画铺满我家客厅的地板，吴尔鹿跑来欣赏。我大汗淋漓，一面为老袁高兴，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机关冲到美院，作为政治案件处理，气氛紧张。

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对我的邪大胆佩服得五体投地。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当局一旦知道，这一条就能判你。

我七个不吝，八个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

聚会越来越隐密，而人员也在变更之中。

那时跟我最铁的是巫鸿。我们都来自101中，现在同班。志趣相投，又同时爱上蒋家的女孩子，我追蒋定粤，他追蒋定穗。蒋定粤的哥哥蒋之翘写古诗。他们家成了这一阶段的沙龙。

另一沙龙在周七月家。我们自幼是好友。他家有西方最新的唱片。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

一天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放着德国现代歌剧的唱片。他爹进来，脸色不好看，我居然没注意到。等放完一面，本应顺势放一张古典的，我却又放上了另一面。老天，我真是个祸头子。

老两口找我谈话，亮出了黄牌。当时觉得他们多虑，现在回想，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

郭士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牟敦白，最早放出来，就跑来找我。他家成了另一个沙龙，其中有：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后来又见了郭路生。我们经常聚会，玩秘密的写诗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常常是咸菜。

有一次，董沙贝带了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了削，大家觉得特别有味。张士彦是老大哥，已经有工作了，每次来看我们，总是带一瓶“中国红”，大家齐齐喝彩。

我也试着给《人民文学》投过稿，由于主编因政治原因下台，没有成功。

我们决定自己出版手抄杂志，只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行，我父母也参加了。其中有耿军、邬枫、蒋定粤、张大伟、张寥寥等。我主编那期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也许，那是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

一九六六年，因为袁运生的画、“太阳纵队”、秘密聚会、法国留学生们、我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公安局开始要逮捕我，我开始逃跑……在和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在王东白的本子扉页我写下：相信未来。

最终，我被抓了回来。先在学校，后在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无数次审讯，一再地追问那个“反动组织”——“太阳纵队”。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或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公安局的档案室里，或许早已焚为灰烬。

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

据说，有人已经开始研究这一段地下文化史；有人在着手收集、汇编那时残存下来的作品。

到底有没有“太阳纵队”那样一个地下文学组织？那的确是个传说。

白薇“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