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个家，我的家在北京。

北京的秋天是一幅画。天空深远，湛蓝，洁净。黄色的、紫色的、淡绿色的菊花，开在公园暖房里，开在街头巷尾，开在四合院人家的窗台上，开在姥姥剪的一串跳舞的小纸人旁。街上飘着糖炒栗子的香味儿，刚上一年级的小孩儿站在招牌前大声念：“糖炒票子！”在傍晚暮色临近的苍茫中，街旁住户的门缝里透出一股股蒸白薯的味儿，那是家，家的味儿。秋雨淅淅沥沥，如诉如泣。在昏黄的路灯下，举着一把黑色的伞，踩着被淋湿的黄叶，向前寻觅着，寻觅着不远处楼上的一个窗口。窗口透出温暖的光，那便是我的家。

春是一首奏鸣曲。当春的躁动的乐符在车水马龙的街上，在街心花园的上空，在家里敞开窗户的卧室里跳动时，请你轻轻地、轻轻地按住那颗不安分的心儿，将心儿栓在那只姥姥做的风筝上。风筝在门前那片小草地上升起，摇摇摆摆越过绿烟般的一行杨柳，迎着春天的日头向上飞着、飞着。这明媚的光在眯缝着的眼里旋转着，跳跃着。惊喜地叫声不知不觉地也混进了春的奏鸣曲中。“啪”，风筝落在四搂我家的阳台上。家，风筝也恋家。

夏夜，那是梦。温馨，静寂，平和。萤火虫的亮光在黑黝黝的灌木丛中闪闪烁烁。几个女孩子坐在乐团食堂的台阶上，那棵高大的合欢树下。夜的温暖的气息，带着似有似无的芙蓉花的香味儿，轻纱一样在周围浮动着，像梦一样。“我想当个钢琴家，穿着闪闪发光的曳地长裙”，建勤说。“我要到北大荒开拖拉机，看看野鸡怎么飞到饭锅里”，岩丽说。“我要当摩雅泰，住在竹楼里给傣族人看病”，这是我的声音。小英站起来清清喉咙：“我要当个男解放军”，掷地有声。大家都朝她看，都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变成男的？”

“琳琳，回家啦！”姥姥的声音悠悠地飘过来，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家？那是梦中的呼唤。

冬天的北京，在雪的包围中变得迷蒙。玉的世界，冷峻，清傲，孤寂。老鸦站在枯树枝上“呱、呱、呱”，那是冬，寂寥的音响。年根到了，街上挂起了红灯笼，门上贴上红对联。孩子穿上小红袄，小红鞭噼噼啪啪地响，一嗓子：“舅舅回来拉！”舅舅一家带着苏北的风尘，姨姨一家披着西北的砂砾，姐姐一家浑身散着东北的高粱碴子味儿，一个一个扑进家门。姥姥穿着深咖啡色大团花缎子棉袄坐在上座，看着满堂儿孙，抿着嘴笑。屋里热气腾腾，玻璃窗上蒙着一片水汽。那是全家在吃大年夜的团圆饭。

“家”，什么时候变得那么遥远，遥远的好像不曾有过。我曾在秋天的雨夜寻觅家的窗口透出的灯光。我曾像春天的风筝一样，恋在家的阳台。姥姥曾在夏天的夜晚呼唤我回家。大年夜曾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聚在家里吃团圆饭。

家……，我的家在北京，很久很久以前。

蓝天白云的日子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度过的。那时的北京城才四百多万人。古城墙四围，古城门仍在。蓝天高高，白云淡淡，远处的西山依稀可见。那时也正值“文革”期间，学生不用上学，摆脱了考试和升学的烦恼——所有学校都关门了。我们一帮半大小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趁着不用上学的大好时机，每天就在这蓝天白云下的古城边，玩得不亦乐乎。

偷桃

在物质匮乏的“文革”时期，小孩都特馋。如果哪儿有吃的，那一定是好去处。那时西出阜城门三里就是农田和村落了。我家所在的机关大院西边是生产队，还有乱坟岗子。生产队的菜地里种着茄子、青椒什么的。这些玩意儿没吃头。要是种西红柿，那一定绝收——全让我们给包圆儿了。村头路口有一排大槐树，春天一到，满树都是白色的槐花。有人说那槐花不但闻着香，吃着还甜。这下我们来劲了，手持长竹竿，跑到树下打槐花。那槐花虽不如水果糖那么解馋，也有几丝甜意。于是，我们几根竹竿一搅和，一树的槐花被捅下来一半。先坐在树下吃够了，然后把剩下的兜回去。临走还看着树尖上没捅下来的槐花，想着下次带根长点的竹竿或干脆上树。

到了每年六月中下旬，最诱人的地方是大院北边临街三里的桃园了。那些桃子香飘四溢，见白见红地挂在树上，诱惑力太大了，于是，偷桃就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这三百亩桃园归月坛公园果农班管理。果农们不但给桃树施肥，浇水，还负责对付我们。这片三百亩的桃园全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外还种着带刺的灌木。一到收获季节，果农们日夜轮班，巡逻护桃。

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而且我们是“团伙作案”，让他们防不胜防。往往我们能轻易得手：在桃园里挑大个的、软乎的照饱了吃，顺手再揣几个回院里向其他哥们儿炫耀，也可以给他们解解馋。这样一来，大家都尝到了桃子的甜头，每年的偷桃大军不断壮大。这令果农班的师傅们头痛不已。果农班的班长姓高，人称高师傅，个子也高，估计是个复员兵。果农班的农工享受工人待遇，每月有固定工资，旱涝保收。不知为什么，他们非要同我们这些小孩子较劲。如果古时文人“偷书不算偷”的话，那孩子们吃个把桃子就更不是偷了，就算“拿”吧。如果高师傅隔三差五地给我们送两筐桃子来，我们一人吃仨也就饱了，谁还去“拿”？也省得他们天天转圈巡逻了。我们在桃园里连吃带扔，不知祸害了多少桃子……但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不能指望高师傅赏咱们桃子吃，还得自己去“拿”。

某日，我们几位又要下手了。这次我把家里的老虎钳子拿来了，这玩意儿是剪铁丝网的快手。由于我有钳子，所以充当了“尖刀班”的角色。在一片灌木稀疏的僻静处，我钻进去就开剪。刚剪几下，衣领忽然让人揪住了。回头一看，不好！是高师傅！这时几个同伙已做鸟兽散状逃走，剩下两个铁杆在旁边看着我干着急。忽然，他们冲我大喊：“钳子，钳子！”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乘高师傅不备，抬手把钳子扔给了他们。他们拿着钳子，一溜烟就不见影了。高师傅抓到我顶多批评教育，但是如果拿到我的钳子，一定会没收——那玩意儿值三块多钱呢，能买十斤好桃。高师傅看我把作案工具“转移”了，气得不行，但也拿我没脾气，打不能打，骂不能骂，气哼哼地带我去找家长。到了家里，父母上班了，只有外地来暂住的亲戚在家。尽管高师傅把我一阵数落，但亲戚也拿我没招儿。后来，她根本没把这事向我父母汇报。钳子保住了，前些年我回国时，还看到那把旧钳子躺在工具盒里，但是那三百亩桃园却早就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楼房。农工班的师傅们也不知去向了。

如今的孩子们生不逢时，没有了要练本事、上树下河的空间，也没有了“拿桃”的乐趣。他们小时候不缺吃穿，要吃桃子家里一准儿给买，为什么要去桃园“拿”呢？其实这不是桃子的问题，而是那种“拿”法特刺激，又惊险，又曲折，还有点英雄主义。吃买来的桃子没味儿。

滑冰

我们小时候，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尿一泡尿都能结成冰柱。天气越冷，我们这帮孩子越高兴——滑冰的季节到了。那时我们人小，也没有冰鞋，就自造冰车在湖上滑。冰车是在一块大木板下边装上两根粗铁丝。这样，铁丝在冰面上摩擦力很小。滑冰时手持两根尖细的长铁钎子，人坐在冰车上向后戳冰，有点像撑船的意思。我很笨，自己不会做冰车，我的冰车还是我爸爸做的。为了打造滑得快的冰车，有的孩子去工厂搞来三角铁。那玩意儿装在冰车底下比铁丝的摩擦力还小，而且还能越过小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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