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冬舅的旧学根底原本不错，笔头也健，等到五十年代末，政府为了百姓吃不上饭而大伤脑筋，无暇顾及这些空口说白话的人，他就经常写一些有关诗词歌赋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是到底技痒难搔，欲罢不能；二则也是物价腾飞，入不敷出，正好挣些润笔补贴家用。一来二去也就成了毛病，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此时的周君早已是党内的高官，也深知旧友的文采，于是就极力怂恿冬舅到《光明日报》去重拾旧技，并说愿以他的身份和关系帮冬舅的忙。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终于可以看出冬舅痛定思痛，大事不糊涂的地方了。

记得那天冬舅冒雪来我家，与父母商量此事。我的父母到底在政治上还没有遇上大的风浪，天真了许多，他们鼓励冬舅不要一蹶不振，还是应该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多作一些贡献。冬舅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后来我从母亲那里知道，冬舅自己最后的结论是，一次浑水蹚了个趔趄，就不再蹚第二次了。周君听说他执意不肯，也就作罢了。说来也怪，从此冬舅也就戒了写文章的瘾，只字不出家门，只是偶或应朋友之嘱，缮写字轴，装裱送人。

在此之后，冬舅的爱好转向集句。他最爱的是集梁启超、徐志摩等近人的句子成联，偶尔也选些古人的诗词。他的集句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联。一联隐约是在说外面的世界：“更难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另一联则似乎是用来勉励自己：“剩有两鬓青霜几根傲骨，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

冬舅原本就是个嗜吃如命的人，这时便转而学习厨艺。据说做菜有道的人一定是个馋鬼，这话用在冬舅身上一点不错。每月一发工资，他必是到有名的饭馆去点几个招牌菜，细细品尝，有了心得便在家中仿制。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是他的厨具可以说毫无出众之处，一口铁锅，两个蒸笼。只有一件里外相套的搪瓷烧锅样子特别，在那个从言论到商品无不一律的时代，还真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他的手艺是炖肉肉美，烧鱼鱼香。有时到我家闲坐，看到作料齐全，他也会一展厨艺，并且总是倾其所知，言传身教。可惜的只是我的父母都并非美食之徒，对于此道并不十分在意，如今冬舅的这些点滴心得都已失传于世了。我那个时候人还小，觉得冬舅做的饭菜十分可口，并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只记得他总是嘱咐母亲，烧肉时切切不能多放汤汁。后来到了美国，我的太太一直把“慢着火，少着水，工夫到了自然美”的东坡炖肉歌挂在嘴边，我这时才突然发觉，冬舅做红烧肉的要诀竟然与古人暗合，不禁连连在心中喝彩。

此后的冬舅，一改旧日的口若悬河，变得异常沉默寡言，而且不修边幅，早已看不出昔日的潇洒风度了。但他的内心并没有因此而关闭，对世事也还另有一番见地，有时酒足饭饱之余，也偶有警世之言。

记得有一次在我家的餐桌上，众人夸奖冬舅的豆豉腊肉有湖南曲园的水平，他便说道，有美食也就不枉此一生了。母亲打趣他，说冬舅年轻的时候可不是如此没有出息。

冬舅说，你们哪里知道，其实人生最低的欲望无非财色两道，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个说德语的犹太人把该说的话差不多都讲尽了。在此之上才是视觉、味觉与听觉上的欲望，然而终于不脱凡俗。只有宗教才是最高的美。人生只有两件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无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其一是对过去的追悔，其二就是对未来的企望。但是宗教帮助了你。对过去的追悔，你可以用忏悔来慰藉；对未来的企望，你可以用祈祷来满足。无论什么宗教，无不是帮助世人完成这两项愿望。我现在就是在追求最高境界的美。

00果然，冬舅似乎从此颇有觉悟，常常面壁参禅。不过即便如此，我看冬舅并不真心向佛，至少尘缘未了，依然终日酒肉不断，而且对世事还是颇为用心，因此往往也就能够洞烛先机。

记得是我报考中学的那一年，发榜之后，冬舅听说是北京那所最好的中学，就特意跑到我们家来道贺。父亲在政治上实际可以说是毫无抱负，但是在子女的学业上又最要面子，自然是高兴得很。冬舅先前也是说上一堆让人受用的话，可是接着就开始教导我，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更要处处留心才是。我那时还很幼稚，只知道要上中学，心里高兴，他的话也没太往心里去。谁知事后的几年中，以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社会形势大变，人心再也无法收拾，我这才略微懂得一点冬舅的意思了。像我所在的那所中学，充斥着诸多政要的子女，运动一到，果然就像发了鸦片烟瘾一样，欲罢不能。所以人心之险恶，拼杀之残酷，前所未闻。倒是冬舅自己这么一个浑身上下都是政治疮疤的人，在城南一所颇有恶名的“蹩脚”中学里混事，反而躲过了“文革”中学生毒打老师的一劫。大约是那些平民家庭的子弟，既无风头可出，又无政治野心，而且见到原先朝夕相处的老师一夕之间被诬为罪人，反倒是下不去那样的狠手。

更有戏剧性的是，从“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冬舅的旧友，早年参加共产党的周君就失了势，成了“黑帮”一族，自是首当其冲，苦不堪言。冬舅反倒因为当年的“起义”，况且又是区区一个中学教员，早早就从“劳改队”里放生出来。事后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没有去报社，让周君少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罪状，自己这条命也算是又捡回来一次。于是从此之后他更加嗜吃如命，每月月初必到饭店大开荤戒，在家中更是加紧研习烹饪之道，仿佛社会上的雨疏风骤与他全然无干。现在想来，我总觉得冬舅“食不厌精”的美食修养是自“文化大革命”中才开始了长足的进步。

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风声仍紧，冬舅在王府井大街上邂逅程潜先生的太太。程太太一见冬舅，就大惊失色地喊了出来：“啊呀，我的天！你还没有给打死哇！”说完之后顿觉语失，连忙放低声音再三赔不是。冬舅也只是对她笑笑，后来对我说过，想不到程太太跟了程潜先生一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到了“文化大革命”却怕成了这副样子，言语中似乎对自己处变不惊的能力颇为自得。

冬舅到了晚年，早已将世事悟明。政府的统战部曾经找到过他，让他带上子女到香港定居，为的是统战台湾的旧羽。冬舅自知这又是一池浑水，到了这把年纪，就更不屑一顾了，于是婉言谢绝了此番好意。

后来冬舅中了风，不但失语，而且半身偏瘫，人也苍老了许多，但心境并不坏，豪气还在，每日仍然酒肉不断，大有当时政治口号所言“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英雄气概。有时儿女怕他贪食过度，有碍健康，他还大发脾气。

冬舅辞世的时候，我正在德国读书，也没有来得及给他送行。不过我想，他临走前的心境大约正如一句德国谚语所言：“当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哭，而你身边的人在笑；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笑，而你身边的人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