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不觉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三年了。每次打开信箱，里面不是空空如也，就是塞满了不相干的邮件。再也接不到来自故乡那熟悉的航空信封，再也看不到他那总是十分工整地写满了几页纸的颜体楷书了——我常常想，如果真有灵魂的存在，他一定不会离开我们太远的，因为他太爱我们了。对于我来说，他既是严父，又像慈母，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诤友。父亲之所以这样爱我们，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冷冰冰的封建大家庭里，自己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父爱。

“文革”初期他被诬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又因为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在学校里的批斗大会上被当场逮捕。他在监狱里饿着肚子睡了半年多的水泥地，最后才因证据不足被放了出来。回到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他此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咬紧牙关活下去，一定要亲眼看到“文革”的结束；二是希望有一天，能实现年轻时就有的梦想，出国见识外面的世界。这不但是他，也是许多与他同时代饱受摧残的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愿望。可怜的是，他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这第二个愿望终究是落了空。

父亲的一生丰富多彩却又多灾多难。他从年轻时就喜爱文学，热衷于京剧，对摄影、书法和美术也都有相当深的造诣，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小时候读的是私塾，最喜欢的是李杜的诗歌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对于科学数学之类则毫无兴趣。由于没有读过中学，他当年投考省里最有名的省立第一高中时，数理科目几乎都交了白卷，但校长最后却破格录取了他，因为他的国文考了第一名，而校长又实在欣赏他的文章。多少年后，父亲的爱好又影响到了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找不到一本数理化的书籍，厚厚的像砖头似的由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学大纲》之类的工具书和中外名著倒是一册又一册，不但印刷精美，而且图文并茂，结果害得我也是从小就讨厌数理化之类，成绩自然可想而知。等到了美国才发现，老美以为中国人个个是数学天才，经常有同事跑过来向我讨教，弄得我好不尴尬，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因为当年父亲不肯接受祖父为他包办的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又不愿按照祖父的安排去走当小官吏的仕途，一直是封建大家长的祖父一怒之下，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所以父亲从上高中的时候起，就依靠给报纸投稿来换取自己的学费。后来他做过记者，当过演员，也曾骑马挎枪奔驰在豫西南山区，担任过缉毒队员。那是一个大时代，中原大地上军阀混战不已，关内外烽烟四起。和当时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父亲也曾梦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也和许多人一样，常常受到命运的无情捉弄。三十年代初，他曾经在故乡的数千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南京航空官校。在前往南京报到的火车上，别人都是兴高采烈，他却是整夜失眠，原因是割舍不下正在热恋中的女友——学校里最漂亮的校花。车到浦口，他终于独自下车托词返乡了。后来冷静下来，他又连续几次重新报考却连连失败。祸也福也？后来他只知道，当年一同考上航空官校而飞上蓝天的同学中，竟无一人活到山河易帜之时。

到了抗战时期，他又考入胡宗南在西安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想不到的是，就在受训期满，即将以中校军衔分派到部队的前夜，一群宪兵突然破门而入，把他绑走，押到刑讯室里，不由分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军棍，接着又逼他交代通共的活动。他越是不承认，受的毒打越凶，一直到昏死过去。过了好久之后，父亲才知道，自己是受了室友郭某的牵连。郭某倒的确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当他发觉自己受到怀疑而仓皇逃走之后，急于将功赎罪的宪兵就想当然地把父亲抓去拷问。当局后来虽然知道冤枉了父亲，可就是不肯认错放人。后来，还是那位逃走的郭某，大概觉得连累无辜心中有愧，事发半年多之后，趁看管渐松之际，终于设法帮助父亲逃了出去。

一个本想投军杀敌报国的热血青年，就这样差一点成了国共两党残酷斗争的牺牲品。这次无妄的牢狱之灾，不但使父亲身心大为受损，也使他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潜出西安之后，一天深夜，他逃到了华山脚下的一所寺院里，一个人仰望着月亮踌躇再三。出世乎？入世乎？他最后还是决定“以出世的态度，过入世的生活”。当时他怎么也料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上，身不由己地被夹在国共两党血腥的斗争中间而到鬼门关上转了一圈，这才刚刚是他的第一次。

一九四七年深秋，父亲在荥阳西关外的一所中学教书。当时国共两军在城外血战正酣，位于一个小山丘之上的学校，就成了两军拼死争夺的制高点。那天枪炮轰鸣了一整天，校园里教室的玻璃窗早已无一幸存，墙壁上更是弹痕累累。来不及逃走的教员和眷属们大大小小共有一二十人，都躲进了比较坚固且无窗户的储藏室，父母亲和当时才两岁的姐姐也在其中。终于盼到天色渐暗，枪声也渐渐稀落了，父亲和两个年轻的男教员决定冒险出去为哭泣了一天的孩子们弄些吃的，至少也先找些水来，满屋子里的大人孩子们都是一天水米未沾了。

父亲走在最前面。谁想到他刚一打开门，咣的一声一颗手榴弹丢了过来。多亏他手疾眼快顺手把门一关，手榴弹被反弹到几步远的石阶下炸响了。他的迅速反应和厚重的老式木门救了一屋子人的性命。屋里的人们根本分不清是哪一方扔的手榴弹，只好扯着嗓子拼命地喊叫：“屋里都是老百姓，没有军人哪！”

喊声未落，一群早已杀红了眼的军人已经端着枪冲入屋里。多少年后父亲还几次提起当时的紧张情形，一再说连他自己都奇怪，看到当兵的手里那些仍在滴血的刺刀的时候，竟然忘记了害怕，只是紧紧地把母亲和姐姐搂在怀里——相持了好一会儿，军人们才撤走。回到家里，父母亲才发现，几乎所有的财物都被国民党的溃兵洗劫一空了。

一九四八年易帜前夕，父亲随着难民潮来到了上海。在码头上轮船的汽笛响起，眼看就要和在国民党空军中任职的姑父等人一起登船撤退去台湾了，他忽然又割舍不下还留在老家的母亲和正是年幼的哥哥姐姐，独自悄然返乡了。他又在关键时刻和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去了台湾，又有多少个家庭从此被拆散了四十多年，从而造成了海峡两岸无数的人间悲剧——不过也多亏了父亲的这一临时决定，否则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我了。

回到家乡，父亲对新政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此时只有以沉默来面对现实了。相比之下，我的另一位堂叔却天真多了。他禁不住干部们的一再劝诱动员，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热心帮助党整风，实际上只是给他任职的大学里的党委书记的家长作风提了一些意见，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并立刻沦为贱民，更被党内和党外的积极分子们当做皮球一样，从六楼顺着楼梯一直踢到一楼——等到折磨够了，又把他发配到大西北的荒漠里去劳改，一去就是将近二十年。

父亲虽然侥幸逃过了前几轮“阳谋”迫害，但到了“文革”风暴袭来时，他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早已是在劫难逃了。他先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加入过国民党，而成了“历史反革命”，不久又因为受人牵连——又是受人牵连——成了“现行反革命教唆犯”，而被抓进了监狱。此事的起因是我大哥下乡插队的一名同伴，深夜钻在被窝里偷听台湾电台的广播被发现，同屋的几个知青都被五花大绑地抓起来严厉审查。在当时，偷听敌台可是个不得了的罪名。一查我大哥不是“红五类”出身，再顺藤摸瓜自然就扯上了我父亲。在那个血统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怜的是，父亲虽然在千里之外，还是逃脱不了残酷斗争的旋涡。

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一闭上眼睛，还是常常清楚地看到那天傍晚父亲戴着手铐，被一群警察和红卫兵簇拥着回家搜查罪证的情形。尽管嘴角有血痕，圆领的白色旧汗衫上带有鞋印和污泥，面对着院里院外乱哄哄看热闹的人群，父亲的腰仍然挺得很直，一脸的坦然。看见此时的父亲，我突然想起了他过去经常教给我们的那两句话来：“做人一定要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看得出来，父亲当时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想不到的是，院子里的批斗会开得正酣，屋子里忽然传出来一阵疯狂的叫喊：“找到了，找到了！”紧接着一名红卫兵手里捧着一个铜锈斑斑的旧墨盒从屋里冲进人群，对着父亲大声吼道：“你暗藏国民党党徽，分明是妄想变天！”一直躲在角落里的我此时不由暗暗叫苦，这是小时候父亲教我练习毛笔字用的那个铜墨盒，它的盖子上有个残缺不全，几乎看不清楚的国民党党徽是不错，可这是民国初年的老古董啊！“文革”初期扫“四旧”时，全家只顾焚烧书籍字画，砸碎祖传的古玩玉器，这个小小的根本不起眼的铜墨盒不知被遗忘到哪个角落里尘封土埋，连我也早已把它忘掉了。想不到的是，它今天竟被挖地三尺的红卫兵们翻了出来，成了父亲“盼蒋反攻大陆”的证据，而使他罪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