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跳舞和唱歌，跳过一种西藏长袖舞和带翻跟头动作的红军舞，唱的歌多为样板戏，因嗓子不好老师只让我演刁德一。每次演出完能得到一包饼干，那种饼干我自己也经常买，两角钱一包。我们也画画，大院报社的美编叔叔当着大家的面一会儿就画了一幅刘少奇的漫画，之后加上的叉子好像用的是红蜡笔。我羡慕极了，因为我画半天也不像。我发觉画画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我的习作不断出现在纸上、墙上、马路上，有一次竟是在一个弱小男孩的外衣上。我善于使用彩色铅笔和蜡笔，粉笔不好掌握，不鲜艳。

然而，每星期六别人被父母接回家时，我知道我在盼望什么。

我曾偷着跑回家好几次，但门永远锁着。只有一次例外，那天，远远看到母亲背着大行李卷刚进楼门，我兴高采烈地一头冲到家，却招来一顿打，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在父母不在家时“开小差”，因为我已经被“交给”幼儿园了。

在这之后，我跟母亲去乡下待了些日子。猪场在那个村子一角，养着数不清的猪。每天清晨当我睁开眼睛时，母亲已经把猪饲料煮好，用那种直径一米的锅。母亲拎起盛满饲料的桶，招呼我一起去。我很喜欢看猪们津津有味的吃相。

村里经常派人来起圈和送干饲料。据母亲后来讲，喂猪是当时最轻的农活。有一次，母亲和大队兽医把头病猪治好了以后，憨厚的大队书记才知道母亲是大夫，派人从北京买来针灸针，请她做赤脚医生。母亲出身于中医世家，但只受过西医教育。她想试着学。那个印有语录的黑色皮夹里有几十支针，短的连柄四厘米，长的有十几厘米。几天后，就有妇女队长愿意在自己胳膊上试针。

母亲在回北京之前的半年，成为了大队专职赤脚医生，不仅学会了针灸，还学会配中草药和号脉推拿。我牙疼，怕门诊部的钻头，母亲一针虎口穴，顿时见效。乡亲们对母亲非常尊重，总帮我家劈柴挑水，我惹了谁家孩子，这孩子回家反会挨打。以后许多年一旦有乡亲上京城，都会提一篮鸡蛋先来我家。

一九七一年我上小学。小学在大院附近，报到时是被邻居领去的。我们那时不叫年级，叫“连”，“一连”就是“一年级”。我被分到“一连二班”。我们的教室右上角有一个方盒子喇叭，每天听数次广播。音响效果不好，我过了两个月才听懂里面说的是什么。课桌上摆一摞课本，最上面放袖珍红宝书，老师进来后，如果班长令“起立！”我们要迅速拿宝书按老师说的页数翻开，念上一段，这都是六连大姐姐告诉的。我们认字不多，基本上是将宝书用右手贴至胸前，背诵口号。“要斗私批修”和“要复课闹革命”是我新学会的口号，虽然并不知道含义。

我们班很快有了“标兵”，是一个像猫一样的女孩。她的最大优点是上课双手背后，一动不动。“五好战士”、“优秀红小兵”和以后的“三好学生”与我无缘，我连哪“五好”也不知道。几乎所有事情都和军事有关，操练是每天的节目，喊口令很绝，普通话的不行，要那种“口令语”，稍息读“烧洗”，立正读“里争”，齐步走是“期补，揍”。我最喜欢报数，每次都有好玩的事情发生，每个人报出自己的数字时立即头向左转，下一个接着，数到十以后就难了，总错，一片嬉笑。我没出过错，生来个小，只喊“一”。小个子排第一是不符合军事要求的，我多年后才发现。班上军队子弟多，有人还能惟妙惟肖地走段正步呢。我们不比谁爸的官阶大，杠杠星星早没了。我们愿吹嘘自己的爸爸打过仗站过岗，站岗其实很普通，但我们羡慕那端枪的神气劲。顺便提一下，我的所有玩具除了一台自制老吊外，都是“准军事物资”：手枪、杆枪、冲锋枪、红缨枪，望远镜、坦克、军舰，子弹壳和武装带都是真家伙，“军事扑克”的大小王分别是司令和副司令。

第一个班主任田老师毕业于师范，很受我们欢迎，她生小孩后调走了。韩老师继任，她是随军家属，认字，也爱说，没完没了。韩老师说话很难懂，管“脚丫”叫“脚片儿”。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她总忘记留家庭作业，为我们省下不少工夫。她的拿手好戏是传达重要消息，告诉我们林彪摔死了，但不许对外国人说(当时已有少许外国人到公园游览名胜)，让我们都宣誓。“批林批孔”时，她改教唱歌，但她不会弹琴，属于清唱那种。有一首歌的开头是这样的：“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

”她教一遍就有人能跟着哼，原因是歌曲本身没旋律，念词时带点河北方言就齐活。她把“复辟”这个词读“复屁”，“和屁有关的能有什么好事？”她的反问引起我们哈哈大笑。她指着窗外操场上推单轮车运煤渣的干瘪老头说，他就想复屁。干瘪老头原来是校长，“文革”被打倒后一直留校监督劳动，若工作态度不好，据韩老师说，学校就会让他把煤渣运到垃圾堆以后再运回去，如此反复。可后来他又当了副校长，主管环境卫生。他的声音出现在学校广播里，几乎永远是：“厕所堵塞了！”我们班有一个坏小子在副校长后面用柳条赶他，被传达室杨大爷扇了一耳光。杨大爷一直追到我们班瞪着眼睛喊：我工人阶级谁都敢打，谁都不怕。韩老师一句话没说。

韩老师有个发明，叫做“背对背揭发”，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变种，每月都做一遍。具体做法是：学生每人写自己和别人的坏事和错误言行。“包括其他老师和我自己！”她强调。署自己名字后上交给她。韩老师在讲课时经常能不点名地列举谁的劣迹，并且坚定地说这坏家伙就在班内，顺着老师的目光大家互相瞅着，做了坏事的孩子，如果诚恳一定会低头和红脸。也不知哪个狗东西把我七岁半曾在人家菜窖里撒了泡尿的故事透露给韩老师，以至于以后谁说“菜窖”，大家就看我。

我学习不错，算术、图画老师最喜欢我(我当过唯一的“班”级干部是数学课代表)。我害怕看到韩老师严厉的目光，更害怕这目光变成“慈祥”。她微笑着说请我母亲晚上去她家，我就知道大难要临头。母亲晚上快九点才下班到家，赶去老师家后，我至少会挨母亲一通训斥，韩老师那时的目光就更显慈祥。说起我们那时候的课余活动，贡献型的有捡粪、捡树叶和捡废钢铁。捡废钢铁有时就是偷，马路边的井盖几人抬起一摔就碎，我们班捡的分量最重。惊险型的是打架和钻地道，我挨打的次数相对多些，地道有时钻着钻着就迷了路，甚至拐进下水道里，太味儿。还有赌博型：弹球是赌具，子弹壳充赌资；烟纸的赌具是我们的小手。弹球游戏，我琢磨出了经验，赢的子弹壳堆满床底。一次有人抓了只野猫，我们把它倒吊在树上，学着电影里坏蛋或鬼子的口吻和动作，“往死里打”，谁家的奶奶便捯着小脚跑来，骂我们是遭天杀的，我们一哄而散。年龄大些的坏小子一般十五六岁时就被他爹送去当兵，几年后都算有了出息。

我至今仍相信，小学时代上课只是基本持续的副业，主业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走廊的墙壁上总有大字报，老师写的都是连笔字，不好认；学生的作品狗爬类居多，一般写不出什么，照抄报纸。我红模字没练仨月，也被选成大字报“抄手”，有次连拔草劳动都免了。

“反潮流”是我印象中投入较多的政治运动。我们班好几人秘密商量要给韩老师贴张大字报，因我是抄手，让我旁听。大家控诉半天，也不知怎么动笔，因为她从未打过我们，无奈，只写了一句标语：韩老师是个坏东西！！落款的主意是我出的：全校革命师生。我们犯的错误现在看来是既没讲事实也未讲道理，标语很快就被别的大字报覆盖住了。地理王老师曾摔断刘小军的铅笔，因为刘小军把笔夹在下唇下。老师称他做怪样，刘小军申辩他正在思考，至少老师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地理王老师哭着给那个坏小子送来一打新铅笔，我突然听到刘小军也哭，说不是老师错是他错。我算糊涂了，真闹！

我们还不断受过学习雷锋的号召，做好事。做好事也可以，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被要求不顾家地为班集体做好事。张国典的父亲是大院大轿车司机，他做好事的方法是在学校春游时让他爸爸出车，每次都得到老师夸奖。他爸爸一次因执行任务没来，他觉得自己没脸见人，竟从大院偷来一辆大卡车。老师问司机叔叔在哪儿，他嘿嘿一笑指指自己。春游没成行，他父亲受了军纪处分，他在挨他爸一顿暴打后成为我们崇拜的英雄——十二岁的飞车大师。

不顾家，对我们来说就是不顾父母姊妹和自己。我们发现所有报纸上表彰的英雄模范榜样都把自己的家折腾得够戗，家人生病还是死亡他眼不眨家不回；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差不多都死了。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按说雷锋叔叔做好事又不是一年两年，人家死之前怎么不夸夸？

外出劳动当时叫“开门办学”，我们很开心。走出去：来回路上一律打红旗齐步走，到附近的农村抢收过大白菜，踩过麦苗，还“三夏”过，所到之处鸡飞狗跳。刘小军逗狗，狗急，他没站稳掉进粪坑，差点出人命。我们干完的农活农民大伯还要返工，都忙。请进来：贫下中农上讲台，这可绝。教我们认认什么是害虫和忆苦思甜也好啊，偏不，要讲数学和语文。讲不下去，就唱歌。楼里歌声此起彼伏，我们不认为隔壁教室的歌声比我们嘹亮，贫下中农铿锵出一句：“给他一大哄啊！”我们更铿锵：“啊哄，啊哄！！”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学校设灵堂，一片啜泣，尤其是女老师和女生，弄得我也跟着热泪盈眶。派我守堂，没人的时候，我无聊地在一株万年青的肥胖叶子上刻满小人和动物。

小学毕业，我们都没有得到什么证书，一走了事。但是那天，学校的玻璃碎了至少三十块。而今，回想起那疯狂的几年，我心里依旧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