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出生时，特别爱哭，白天哭，晚上也哭。那尖细高扬的哭声将四邻吵得无法入睡，引来不少抱怨。我一哭，妈妈就会立即醒来，给我喂奶。每次我只吃一点点，然后安静下来。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哭起来，妈妈只好又给我喂奶。就这样，一个晚上要折腾无数次，真把妈妈害苦了。

外婆按老规矩，认为外孙女是在哭找干妈。于是将我的一件小衣挂在门后，口中念念有词：“从这小衣挂出之内的三天，第一个来到家里的，就是小囡的干妈。若是一条狗偶来撞上，那狗就是她的干妈。这是天缘。”妈妈直向外婆抗议。抗议归抗议，可她终究拗不过外婆的旨意。

小衣挂出已是第三天，幸好前两天内没有狗闯进来。我后来的干妈，那时是妈妈的同事，平常来往并不多。我出生之前她正好去外地出差，回来后听说我妈刚生了孩子，急忙赶来看望。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从此她就多了一个女儿。干妈非常高兴，因为她只有两个儿子，正好没有女儿。

说也真奇，从那天起，我这个哭天喊地的夜猫子，居然安静了许多，再不那么声嘶力竭地哭叫。一家人都高兴极了，外婆更是认为冥冥中一定是干妈在保佑我。

记得我七岁那年，爸爸妈妈调到一个正在创建的工厂工作。这个厂座落在离省城三十公里之处。我通常在每年的寒暑假，去干妈家里住上几天。每次去干妈家只有干妈和二哥在家，很少见到干爹和大哥。原来，“反右”一开始，干爹就成了“右派”，在远离省城的农场劳动。大哥高中毕业就当了知识青年，在另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二哥正在读高中。那时，干妈一家处境非常艰难，每月的收入几乎就靠她一人的工资。我不知道当时干妈是否因为有个“右派”丈夫被揪斗过，是否为了两个孩子曾昧着良心表示要与丈夫划清界限。那时我还太小，什么也不懂。

干爹被打成“右派”之前，是厅级干部。干妈出生于书香门第，长得小巧玲珑，瓜子脸，大眼睛，漂亮又活泼，曾是解放军文工团团员。她是在国庆之夜随文工团为首长表演节目时与干爹相识。那时的干爹年轻英俊，又有作为。时势的变化令人难以捉摸。当年幸福甜蜜的一对小夫妻，怎么能料到婚后没过几年团圆日子，干爹就成了“右派”，在农场一待就是近二十年，有时即使过年了都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娇小的干妈坚强地在尽着为人之母的责任。

每次去干妈家里，总觉得那两间小小的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一尘不染。最显眼的家电就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上面铺着洗得发黄的白色钩花布，还放有一个小相框，里面是那张干妈扎着两条小辫，穿着解放军军装的照片，笑得好纯净好甜美。干妈身上的衣服，虽然就是那两件灰色和蓝色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就是显得好看。干妈生性活泼，即使在当时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她也保持着这种性格。每次与她在一起，她的风趣幽默，总是逗得我笑个不停，以致于我几乎遗忘了干爹和大哥的存在，体会不到那时他们生活之艰苦。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干妈、二哥和我一起去看川剧，回来后好长一段时间，干妈还会操着剧里王麻子的腔调，学上一番，直把我笑得前仰后合。

那时节，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我们家也不例外。平常对孩子，父母从不娇宠，不必要的东西一定不给买。在那个工厂的附近，全是成片的农田，周围都是村寨，可以说我们是生活在乡下。每次从省城回家，总有不少干妈送的礼物，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番，定会引来不少羡慕。他们都遗憾自己没有一个在省城的干妈。

人生中的记忆，最多的感悟，最深的感动，往往是镂刻在童年岁月的过往里。

儿时我有一块小表，不是真的，是塑料玩具表，干妈给我买的。那是有一次同干妈一起上街买东西，我看见街边摆摊卖塑料表的小贩，被许多孩子围着。我一时也被那表吸引住了，站在那里，忘记挪步。干妈见我这么喜欢，就走上前来细看。一块纸牌上写着：一元钱一只。当时的一元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干妈犹豫了一下，但一看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地上五颜六色的手表，就掏出一元钱，买了一块，戴在我手腕上。那是我第一次戴手表，尽管三个指针不会动，可还是足以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动不动就拉起袖子，煞有介事地看看表，乱报一个时间。这份童年的喜悦一直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少年时代，我穿过的最漂亮的一套衣裙是干妈送的：浅粉色的的确良衬衣，红底印花的尼龙丝百褶短裙。那是我在小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名，干妈早就请人从上海带回这套衣裙，作为我的毕业礼物。我特别喜欢这套衣裙，一直穿着它，直到读高中了，它们对我来说已太小，只好下放给妹妹穿。将它送给妹妹的那夜，我抱着衣裙千摸万抚，十分舍不得。后来这套衣裙也成了妹妹的最爱。直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都还十分清晰地记得它的颜色、图案和式样。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得干妈那份爱我的细腻感情。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干妈一直鼓励我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做个有出息的人。虽然她自己终年穿着灰蓝的衣衫，却不惜费神请人从千里之外的上海买来美丽的衣裙送给我。在干妈的心中，一定是虔诚祈祷，期冀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灿烂的生活吧。

干妈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华妇女中的一个，她淳朴、坚强、乐观、热爱生活。与干妈一起度过的儿时时光，温馨甜美，终生难忘。

还是妈妈忘不了

小时候读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实在是故作摇头晃脑，哪知个中三味。之后求学他乡，功名累人，难与母亲相聚。娶妻生子，虽不是“有了媳妇忘了娘”，但自家儿女要人疼，昔日母子亲情似如天高云淡。出国多年，每逢仲夏母亲节，看着洋哥鬼妹一个个给老妈送礼物，也勾起自己对母亲的一片思念之情。

我的妈妈对儿女不够“关怀”，从不检查我的家庭作业，也不叫我学琴学画。我背着妈妈，公然叫三个姐姐替我做暑假作业，自己乐得一天到晚在外面“打游击”。我的妈妈也不会做菜，在食堂打饭的我常常流着口水看别人的妈妈做菜。

可是，有了妈妈，我们才有个家。因为有妈妈，我们姐弟四人吵架后仍能和好如初；即便今天远隔重洋，一开口讲到妈妈，手足之情油然而生。这份家庭的温馨和亲情迈过变化的人生和社会，把我们姐弟连在一起。

我想，妈妈一定是为了要儿子才生到我为止。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爸爸在外地工作，妈妈又不怎么管我们，所以我家四个小孩各有去处，经常忘记回家。可是，妈妈是要读期末成绩单的。我学习上有点小聪明，考试上不吃亏。可怜我的三个姐姐，一听说妈妈检查成绩单，就像小炉匠掏联络图一样，拿不出手。我那时把成绩单一举：“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可惜妈妈并不封我一个“团副”干干，最多奖励一本“找红军”之类的拼音读物。

“好时光走得快”，一九六六年初夏的一天，班主任说期末考试取消了，提前放暑假。把我给乐坏了，颠着小屁股直往家跑。我当然不会想到，这个“暑假”会长达数年，我的家庭会受多大的影响。

爸爸在一家大企业做总工程师，“文革”中斗他“反动技术权威”，他挺不住自杀了。爸爸是北方人，抗战时读书来到西南。家乡南阳是个穷地方，交大毕业后他便留在四川不走了。爸爸死后第二天，妈妈就被押到台上挨批斗。我住在成都，不跟父母在一起，妈妈很长时间没有告诉我爸爸的去世，希望我能有一份平安。

爸爸一死，家里经济很不好：大姐走“六二六道路”到了公社医院当医生；二姐走“红军经过的地方”到了四川会理当了插队知青，挣妇女工分一天两毛钱（红军经过的地方很穷，国民党都收不了税），三姐刚小学毕业。“文革”中人人自危，邻居朋友不敢沾边。妈妈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鼓励我要读大学，今后做番事业。妈妈真让我相信了自己大有前途，不能颓唐坠志，一直到现在。

其实，妈妈经历的变化更大。她出生于一个富有家庭，我的外公给一家英国公司做总会计师。妈妈是一九四七年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结婚的。解放后，外公失了业，要妈妈奉养（“文革”中红卫兵要外公用英语唱样板戏，后来被斗死）；稍后，她唯一的哥哥和嫂嫂先后病死，丢下四个孤儿；最后丈夫自杀。妈妈就是很坚强，不向命运低头。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妈妈要我第一志愿考清华。待妈妈一转身，我就改成东工。我以为东北冷没人去，好考。我那时只有初一文化，离考试有两个月。结果真让我给混进东工了。大年初一接到通知，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妈妈说你填的是清华吧。妈妈真有信心！也给了我信心——那个多难年头最需要的东西。我真幸运，能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我想，无数个中国家庭正是有了妈妈支撑，这个国家才能重头收拾山河。

我考上大学，也许是多年来，最让妈妈高兴的事。到东北上大学时，第一次看见妈妈为我哭了。从此后，到东北，到美国；读大学，读研究生；漂泊不定。从此后，妈妈守着儿女离开的空屋。

记得在东北念大学时生活不好，妈妈经常从四川托运食品来。几千里路，铁路货运半个月。有一次运来一小箱皮蛋，打开一看全冻坏了，四川人不知道东北有多冷，皮蛋没吃上。这样的事，我当时不在意，妈妈一定早忘了。可是，多少年后想起妈妈，那箱皮蛋就会出现在眼前。

我的家里挂着一张父母的结婚照，日月悠悠，艰难已经洗尽妈妈的风华；年岁有加，衰老未能停止妈妈的操劳。做妈妈的为儿女真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自从在美国工作以后，年年攒下假期回国。和妈妈在一起讲讲过去的事，讲讲我的女儿；那份亲情会让我想上一年。妈妈送我的情景又把我再次唤回。做了父母，才知道妈妈有多爱我；才知道我有多么感激妈妈。

姥姥

姥姥过世那年九十九岁，跨鹤西行那天狂风大作、黄沙扑面，火化之时春光明媚、碧空如洗。并非神化，而是她确实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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