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是充满了变机的一年。忠厚的华国锋此时已“脱贫”，被周围一群阿谀奉承之辈冠以“英明领袖”，捧得晕乎乎的。台下的邓小平却韬光养晦，呼之欲出。

开春后，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席卷农场，我们这次也没幸免，如火如荼地参加了劈山造平原。以往农业学大寨只停留于口号上，打倒“四人帮”后，英明领袖华主席火眼金睛看穿以往下面只喊口号，没有行动的把戏，号召全国把农业学大寨落实在行动上。跃进分场决定以我们大队为重点，把一百亩坡地桃园平整为一百亩平原，同时，把二十亩低洼地的梨园也拉平。

我们轰轰烈烈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真正懂得了“生土”与“熟土”之间的区别。半米以下的生土，硬得和石头没有区别。一镐头下去，火星四溅，也顶多刨半寸深。抬土一杠子两百多斤，压得龇牙咧嘴，直不起腰、迈不开步。两天的热情一过，常常想，难道当年杨白劳、田大江为地主打工会比这更苦、更累吗？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农场天天为大家提供午饭。因为不要钱，吃起来特别欢，有一次我一口气竟吃了两斤馒头！这时想起小芳爷爷说的，地主到秋收秋种时，也给长工们吃大鱼大肉白米饭。看来世道并没变。大家累得半死不活，着实体会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和晚上“挺尸”的睡觉，翻个身都困难啊。

正当大家沉浸在瞭望一马平川的平原的喜悦之中时，却传来今年要实行根据经济效益发奖金的文件。这对我们无异于当头一棒，晕晕乎乎中明白了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腰不疼的道理。一百亩的人造平原至少三年没产量！

随风而逝的桃花落英，转眼换作满树累累的果实，又到了夏天收获的季节。这一年，周围的农民偷桃子的事件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要根据经济效益发奖金，全队拿奖金的希望都寄托在不到九十亩的坡地桃树上。农场的职工和周围的村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拉不下面子，于是，程队长就鼓动所有知青来巡逻，并反复交代任何人都不得吃桃子。

刚开始因为桃核不好销赃，真还不敢偷吃。一天，小芳来吃桃子，只见她手握一根拇指粗的棍子，消失在桃树中。半小时后，她笑呵呵地出来了。我问她，吃的桃核呢。她举起手中的棍子往地下一蹾说，埋了。我这才意识到她手中木棍的另一作用。

年轻人对朋友“胎气”，对外人却很忠于职守，与来偷桃子的插队知青和村民常常发生冲突，甚至打架。周围人要来报复的风声很紧。

男子汉值夜班，每队一个人。盛夏的上半夜，屋里溽热难熬，林中值班，反倒清凉。难熬的是下半夜，夜贼黑，天贼冷。夜深人静的山谷，凉风回荡，梦幻在山风间升腾。除了像夜猫叫春一般揪心的风，还有那由风而起的哗哗的树叶声，很是撩人、很是瘆人、很是萧杀。每逢值班，我总是非常小心，非常害怕，从不敢偷懒睡觉，每隔一段时间，就和别人以哨声联系。

吹哨子是小芳的绝活，食指与拇指一勾，往小嘴里一放，哨声直冲云霄，几里之外都能听见。我用指头吹哨子，就是跟她学的。这种吹口哨的方法，城里的流氓、小痞漏才会，但山林里值夜班护林，彼此联络全靠这哨声。

在一个月白风稀的夜晚，一声撕裂心肺的惨叫，划破夜空。许多人都听到了，但没有人起来。第二天一早人们才发现小蒋被打死在桃林里。从流血的现场看，小蒋在被击中要害后，拖着重伤流血的身体，爬了近一百米，死在离宿舍不到三十米的地方。

小蒋被埋在桃林后松林前的山冈上，背靠茫茫的林海，面朝西面的桃园。凶手没有被抓到。

小蒋死后一个月，我搬进了他的房间。小蒋是老知青又是团支书，所以有自己的小房间。农村对死人住过的房间有忌讳，而我要清静，也就不管吉利不吉利了。

这时已是一九七七年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高考已经静悄悄地在全国紧张地开始。这些年来，无产阶级一统天下，靠推荐上大学，实际上是靠父母的关系网和送礼。出身好、父母们又在台上的，当然“纲举目张”，下乡磨个屁股就接到上大学的推荐。出身好但父母们不在台上的，总可以看看革命战友吧，礼尚往来，堂而皇之，也接踵走之。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因成分不对，岂敢和革命干部称兄道弟？农场的日子，一直因为没有希望而妄自怅然，高考成了我回城的唯一救命稻草。

这时才发现来农场是个错误。插队的知青此刻都一溜烟地回城复习了。对他们来说，最多没有工分（不拿钱），而农民因为知青不分他们的口粮，正求之不得，因而皆大欢喜。而农场是国营企业，要走就开除你。那年头全国一盘棋，要是被任何国营企业开除，或者是没有档案，永远也甭想再进其他任何国营企业。谁也没吃豹子胆，敢冒这危险，只好找个安静的环境自学。

夏天收完桃子后，全队实行小承包制。所谓大承包是按组承包，而小承包是按人承包。大承包时，要是迟到几分钟，程队长一定会扯着他的公鸡嗓子在门前大喊大叫。小承包后，再也听不见他的嗓门了。小承包既让好几个斤斤计较的知青反目成仇，也促成了好几对知青鸳鸯。往往女的不能完成她们的承包定额，男的完成后就来帮忙。回家后，女的帮男的洗洗衣服，用煤气炉炒盘小菜。这时，感情最容易升华。漂泊的心需要的就是安慰，哪怕是一点点。

小承包对我的最大好处是因为我主动放弃奖金，大家也不挤兑我。国营农场不许请假看书，却可“生病”。于是，我成了医务室的老病号。老知青赵医生，是个“赤脚医生”，平时管个头痛脑热的病，发发避孕套之类的事，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我去“看病”，她应该知道我的病根，但她从不多问，总是要几天假，给几天假，还关切地问寒问暖，让我永远心存感激。

幸亏小承包和高考同时开始，不然，我和小芳可能不是今天的结局。因为我不去上工，免去相互帮忙的机会。我除了吃饭整天整夜的闭门不出。房间里弥漫着卷烟和山芋酒的混合味道，床很凌乱，是我辗转难眠的痕迹。桌子上摊满了书籍、草稿，地上摆着一台收音机，无聊地沉默着。

小芳偶尔来看我。有时她来，还给我带点吃的，让我暗暗憧憬着“素碗秉烛，红袖添香”的美景。表面上，我却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我们之间，或许由于小蒋的去世，或许由于我的高考，突然有了距离。我们之间往日的默契时时掺和着莫名的尴尬，令人窒息的宁静。

我的情绪时好时坏，心里充满矛盾，常常自问，为什么要冒被讥笑、被打击报复的风险？为什么不融入周围嘻嘻哈哈的人群中，做普通的一员？为什么这么含辛茹苦、挑灯熬夜？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泪流满面，觉得自己应该接受命运的安排，过普通人的日子。白天耀眼的阳光，拌着红辣油的粗饭又使我恢复理智，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

孤闷啊，当时队里竟没有一个公开的志同道合的高考朋友。政策多变，坏消息一来，大家都信，赶快夹着尾巴过日子为上策。好消息一到，谁也不能确定这次不是又一次“回潮”。因此，即使十月二十三号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招生改革的消息，表面上众人还都人五人六地继续装着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要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样子。暗地里，许多人都在复习，只是不“串联”。正是应了哲人的谶语：情到深处人孤独。

高考后的一天，小芳又来看我。那天，她身穿一件刚开始流行的连衣裙，平时乌黑而闪亮的辫子，此时却像高山温柔的瀑布，婉约地流泻在圆滚滚的芳肩，宛若天上飘下的仙女。我意会到她眼神里的含义，“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但我不敢想，也不敢迎接她的眼神，装作一派纯净，天蓝云白，我行我素。当时叫吃了秤砣，铁了心。

转眼就到了一九七八年二月，望眼欲穿的入学通知书终于来了。我悄悄地收拾行装，在一个静悄悄的早晨，离开农场。除了领导，我谁也没告诉，包括小芳。

之前，我没有忘记我的诺言，把小提琴送给了小芳。在一个冬天的黄昏。小提琴递到她手里时，我们的手指轻轻接触。她的指尖光滑而冰冷，一丝疼痛划过我的心头。那一瞬间，是我们手指的唯一接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真的给我呀？”小芳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奇，口气上却有点揶揄。然而这时，也许她已经意识到我的离去，但她没问。瞬间的兴奋化为沉默的忧伤。她把小提琴贴在心口，眯着眼睛注目着西沉的斜阳，嘴边显现出一丝苦涩的血色微笑，目光柔柔。看着她这神情，我心头一阵冲动，一种莫名的感觉让我暗暗战栗。时空在我周围凝固，那种感觉，像在万籁无声中，一把利剑一下一下地戳在我的心坎上。我仿佛听到她心底的挣扎，我压抑着冲动，却感到自己的心被揪得很疼、很痛。

就这样，在残冬的夕阳映照下，在埋着小蒋的松冈前，我狠心埋葬了两年来的暗恋。用一丝虚伪、两点矜持、三成世故、四分胆怯。心绪如乱麻一般，我不能够毫不在乎。尽管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尽管爱莫能助的愧痛始终缠绕着我，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我却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感到自己是那样地窝囊、那样地怅然。

二月的气候，依然挟着深深的寒意。田野、山峦无遮无拦，阴飕飕的山风直往脖子里灌，透心凉。八点钟的天，依然灰蒙蒙的，压抑。吃了最后一顿辣油稀饭，抽了最后一根卷烟，我一夜无眠，为了小芳。凝望蜘蛛网稀疏、房梁毕现的屋顶，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接的过往残片，直到天明。

当我坐入进城的早班汽车里，在回头一瞥的瞬间，透过车窗沾满尘土的玻璃，恍惚看见小芳伫立在埋着小蒋的松冈前的孤独身影，寒风萧瑟，云鬓飞乱。我的心又被狠狠地抽了一下。汽车轰隆隆地离开桃园的山冈，小芳的身影慢慢被抛弃在远方。一滴泪珠滚入嘴角，咸咸的。

佛主说，良善的友情是人生最大的礼物。当年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被注销了城市的户口，自愿在烈日下、寒风中干原始的体力劳动，用青春的汗水换取勉强裹腹的口粮和上调的一线希望。在茫茫的旷野中，在低湿的房屋里，耳听萧萧落叶，面迎凄凄冷风，小芳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亮点。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

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

你站在小村旁……”

尾声

“还真能吹呢。”妻子看完后，轻轻地称赞了一声。

我松了口气。她却话锋一转，关切但不失温柔地问：“你写的可都是真的？”

“写下来的事儿嘛，总是半真半假。艺术来源于……”我有点得意地想给她上堂文学创作理论课。

“这么说这事是真的？”她的音调更加关切，“那你和小芳真有一腿？”

“没得、没得，我和她没有任何‘超越友谊的关系’……”我感到她的声调在升高，赶忙解释。

“你们要是有个孩子也是很有可能的啰？”妻子不顾我的辩白，穷追不舍地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

“那怎么可能呢。我做事从不留后患。”我有点急了。

“好你个小子，这下子给老娘问出来了吧！”妻像发现新大陆那样大声喝道，原先的温柔消失得无影无踪，换上了一脸杀气。

“没、没……不、不。”我被妻子的脸色吓得两腿打战，语无伦次。我定了一下神，才缓过气来，恢复了往日的敏锐，“你听我说。人家说，初恋无性，况且是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

“可你们那么年轻。人们也说，春风不问路。”

“那是八十年代的春风。”

“……”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没有回过那农场，脸色阴沉的程队长有没有承包桃场？医务室的赵医生是否回了城？小芳头上的大辫子换成了什么样的发式？其余的知青，是不是也没忘记那漫山的桃花开得无拘无束，忘情而热情，那遍野的落英，伤情而悲情？是不是也没忘记在那欲火中烧、翻转难眠的夜晚，房顶上传来的夜猫叫春声？但愿岁月已抚平了我们青春的痛苦、怅然，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