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莽苍苍的烟雨中，驰过来几匹战马。马上为首的那人，披着一件灰色的旧棉大衣，八角红星军帽下，头发长长的，很容易看出那就是毛泽东。

他同警卫员小沈，还有几个骑兵通讯员紧一阵慢一阵地向前赶进。正在行进的红军队伍，见他们过来了，就往路边略闪一闪。行进间，忽见前面一支队伍比较松散，行列中还有好几副担架，小沈就提醒说：

“毛主席，前面是不是干部休养连哪？”

毛泽东一看，果然是休养连，就立时收缰下马。小沈同几个骑兵通讯员也跳下马来。前面已经交代，这休养连中有共产党著名的“三老”，其中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所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凡在行军途中遇上这个连队，出于尊敬，从来不扬长而过，而是立即滚鞍下马，到三老面前，恭恭敬敬地问候一番才上马而去。这几乎成了惯例。今天毛泽东遇见他们，当然也是这样。何况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们。

毛泽东把缰绳交给小沈，向前走了不远，就看见徐老的背影。徐老拄着一支红缨枪，正走得十分有劲。他戴了顶红星军帽，却穿着一件非常不合体的古铜色的皮袍。由于皮袍过于长大，不得不在腰里拴了一根绳子把两个角掖起来，再加上皮袍没有领子，使人越发觉得好笑。有人谑称徐老穿了一件“龙袍”，大概就指的是这件袍子了。

“徐老，您身体好哇！”毛泽东赶到徐老身边一边走一边亲切地说。

徐老转过脸来。毛泽东这才看出，他的帽子只有红星没有帽檐儿；听人说他的帽子丢了，这顶帽子是他自己缝制的。他那旧式的蚂蚱腿儿眼镜，也少了一条腿儿，用细绳子系在耳际。但老人的眼睛却很有神。他一看见是毛泽东，就高兴得笑了，更有力地亮开大步，还带着自豪的口气说：

“你瞧，我一次队也没有掉！润之，我看你倒瘦得厉害，还是夜间办公？”

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笑着说：

“徐老，我听说别人对你有意见哪！”

“什么意见？”徐老一愣，偏过头来看了一眼。

“你怎么老是不骑马呀？”

“噢，是这个。”徐老笑着说，“我早说过，一骑马我就腰疼。”

毛泽东过去曾听人说，徐老所以不骑马，是因为他那匹马太老了，很怜惜它，舍不得骑；后来就给他换了一匹，他仍然不骑，显然就不是这原因了。

“腰疼？”毛泽东笑了一笑，“恐怕不是这原故吧？”

“润之，你要追问，那我就对你实说了吧。”徐老颇为严肃地说，“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的。马者，代步也。以代步为步，不以步为步，是舍其本而逐其末，久而久之，则体弱难举步矣，一旦无马，将如之何？”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道理是对，但您年纪大了，还是要适度为好。”

徐老这时回过头，亲切地望了望他那匹小马。一个小鬼牵着它，上面除了徐老的行李，还驮了许多书，另外还有两个别人的背包。徐老用手亲爱地抚摩着他的小马，哆哆嗦嗦地，象抚摩他的儿子似地，说：

“你瞧，它驮的东西已经很不少了！”

毛泽东望了望那个牵马的小鬼，显然就是人说的“小马伕”，上次贺子珍说，小马伕骑在马上，徐老拉着马走，想必就是这个小鬼了。

关于骑马的事，毛泽东只好说到这里。他看见徐老背上还背着两个口袋。一个小一点的还好看，那个大的全是用五颜六色的碎布拼缀而成。的里多落的，象装着不少的东西。

“您那里面装了些什么呀？”毛泽东问。

“这都是丢不得的。”徐老说，“这个小口袋里，是我的文房四宝，遇见好墙壁我就拿出来写几条标语，很方便的。这个大口袋，里面钉子、绳子、锥子、锤子都有，别人最看不惯的就是我这个口袋，老是劝我把它扔掉。他们还取笑说，这是我的‘百宝囊’。有一次，走到荒郊野外，一副担架断了，谁也没有办法，就是靠我这些东西才整好了。没有我这‘百宝囊’行吗？”

毛泽东微笑地点点头，知道老人有个倔脾气，也就不再与他争辩。

两个人边走边谈。徐老忽然转过脸问：

“听说，我们又要打遵义？”

“是的。”毛泽东说，“娄山关今天一早就打响了，打下娄山关，就打遵义。”

“那太好了。”徐老手舞足蹈地说，“遵义真可说是个文化城，藏书很多，《三通》都全，我本来想建个大图书馆，后来部队一撤，办不成了。这次再占遵义，还派我做这件事吧！”

毛泽东见他兴致很高，连声说好。

谈笑间，干部休养连的女指导员李樱桃走了过来。她笑盈盈地给毛泽东打了一个敬礼。她是纺织女工出身，在无锡和上海都领导过罢工斗争。后来在白区呆不住，才来到苏区。长征前，她是一个省委的妇女部长，因为精明强干，作风泼辣，才被调来当指导员的。

毛泽东打量了她一下，见她腰扎皮带，脚穿草鞋，红星军帽下露出短短的黑发，皮带上还挂着小手枪，显得十分英武。令人奇异的是，她虽然经过数千里的奔波，依然两颊绯红，光艳照人，简直真象刚摘下来的樱桃那般新鲜红润。毛泽东一面同她握手一面说：

“樱桃，你们的工作搞得很不错呀，几个老人都没有出问题，这就很好。”

“他们还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呢！”樱桃笑着说。

毛泽东早就听说，樱桃这人有一个谜。因为她人生得漂亮，又聪明伶俐，追求的人很多，其中不乏英俊有为的人，但都被她一概拒绝。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不知，她自己更是一字不露。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事，就笑着问：

“樱桃，你的政策改变了吗？”

“什么政策？”

“你那个一贯的独身政策呀！”

樱桃低头一笑，说：

“主席，你的消息也太灵通了，这个，我找时间向你汇报吧。”

“好，”毛泽东又笑着说，“这件事我非要弄清不可！”

他一面走，一面问：

“谢老呢，谢老在哪里？”

樱桃往前一指：

“那不是，他到前面去了。”

毛泽东顺着樱桃的手指一看，谢老正随着队伍爬一个小坡。他穿着宽大的棉军衣，拄着一根小竹竿儿，看来相当吃力。毛泽东由樱桃陪着赶上前去，见他额头上都是汗水，他比董老还小几岁，身体却差多了。

“谢老，你还吃得消吧？”

谢老停住脚步，转过略微发胖的脸，眯细着眼，问：

“是润之吗？”

“是我呀。”毛泽东笑着说，“您怎么没戴眼镜呢？”

“咳，不敢戴呀！”谢老拍拍上衣的口袋，理着胡子叹了口气，“我就怕把眼镜摔了。昨天，到了宿营地，我一看眼镜没了，把我急得登时出了一身冷汗。我想可能是休息的时候丢了，又跑回五里路去找，附近草里都翻遍了，也没找到。我说，糟了，这一路什么也干不成了，书也不用看了。谁知道我一摸书，鼓鼓囊囊的，原来把眼镜夹到书里去了。”

毛泽东笑起来，说：

“还是戴起来好，那倒不容易丢。”

“可是，你看看贵州这个路！”谢老指了指油滑的红泥路和莽莽烟雨中不尽的群山。

毛泽东看见谢老的脖子里系着一条鲜艳的红带子，胸脯鼓鼓囊囊的，棉衣里似乎挂着什么东西，一时颇感惊奇，就问：

“谢老，你脖子里挂的是什么呀？”

“噢，你问的这个，”谢老拍着胸脯儿，得意地笑了笑，“这是咱们的宝贝呀！”

谢老说着，解开上面两个扣子，露出一个红绸包包，象基督徒挂着十字架，正好垂在胸前。毛泽东一时看不出是什么，谢老更加得意地笑着说：

“这是咱们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大印哪！你说还不宝贵？”

毛泽东正要问个究竟，樱桃笑道：

“上次过土城，敌人追得很紧，谢老忽然坐在地上，不走了，他把上衣脱下来，露了个光膀子……”

“那是干么子？”毛泽东笑着问，“是要同敌人拼吗？”

“是呀，大家都觉得奇怪。我就问，‘谢老，你要干什么呀？’他也不理，就把这个大印从挎包里取出来，用红绸子包好，贴着他的胸脯挂在脖子上。然后才穿上衣服，微微一笑，说，‘这就再也丢不了啦，除非是敌人把我捉住，那我就同我们的苏维埃共存亡了！’”

毛泽东一面笑，一面不住地点头赞叹。谢老捋着胡子，很认真地说：

“现在四面都是敌人，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还是这样做稳妥些。”

毛泽东望着谢老，有兴趣地问：

“谢老，你现在还写诗吗？”

“偶尔写几首，不过不大象样。”谢老笑着说，“润之，你也写吧？”

“我多半在马背上哼哼。在马背上哼诗，那真是一种享受。不过一到宿营地就忙着弄电报了，诗倒没有记下来。……我的经验是，你一有兴致马上就写，兴致一过，时过境迁，再写出来，也不是那个味儿。……”

毛泽东一谈诗就兴致勃勃，他正要谈下去，那边，邓颖超停住脚步，含着笑问：

“毛主席，您好哇！”

“好，好。”

毛泽东迈开大步赶了过去。他看见邓颖超穿着灰色的便衣，披着一块黄色的雨布站在雨地里，身子显得相当单薄，脸也有些黄，就怜惜地说：

“邓大姐，你的肺病好些了吗？”

“好些了。”邓颖超笑着说，“毛主席，你别这么喊我，你叫我小超就行了。”

“你怎么不骑马呀？”

“我是骑一阵，走一阵，免得腿脚不管用了。”

“这样也好。”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樱桃：

“怎么没看见董老？”

“我正要向您报告呢。”樱桃把上午贺子珍的情况说了一遍，接着又说，“董老和侯政他们都跟着担架，恐怕快跟上来了。”

“到底还是赶到路上了！”毛泽东从心里叹了口气，对妻子不胜怜惜，嘴里却没有说出来，只点了点头。

“还是等她一会儿吧！”邓颖超说。

“等一等，很快会上来的！”樱桃也接着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看了几个担架上的伤员，就留了下来。路边不远处，有一棵黑森森的大杉树，正好避雨，警卫员就同几个骑兵通讯员牵着马匹来到树下。毛泽东仰起头一看，这树气势磅礴，大得出奇，顿时想起，正是上次向土城转移时遇到的那棵“树王”。他同周恩来曾一同在这里看过地图。于是就坐在隆起的树根上静静等候。

面前依然是濛濛的烟雨，浑沌一片。队伍还在不停地开进。虽然过来了几副担架，但都不是贺子珍。约摸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只听小沈兴奋地说：“过来了！过来了！这个很可能是。”毛泽东立刻站起来，远远看见山湾处，迷茫的烟雨中，果然颤颤悠悠过来一副担架，就笑着说：

“你怎么知道？”

“你看，后面跟着一个高个儿戴眼镜的，很象他们那个李医生哩！”

担架渐渐来到面前，后面果然跟着医生李治和那个背药包的强壮的女护士李秀竹。他们一看毛泽东在这里，就跑上来打了一个敬礼，李治笑嘻嘻地抢着说：

“毛主席！恭喜你了！”

“一个千金。”李秀竹也喜滋滋地说。

毛泽东同他们热烈握手，连声道谢，还向担架员道了辛苦。接着，他来到担架前，看见贺子珍盖着的一床灰色军毯，已被细雨打湿，脸上盖着一顶斗笠，也满是雨水。担架下面还在扑嗒扑嗒地滴着什么。

毛泽东心里一阵痛楚，怜惜之情油然而生，连忙扶着担架放在大杉树下。他轻轻揭去贺子珍面上的斗笠，看见她脸色惨白，微微地闭着眼睛。一块包头的大毛巾也湿了。毛泽东在她耳边轻轻唤道：

“子珍！子珍！”

贺子珍慢慢睁开眼睛，一看是自己亲爱的丈夫意外地来到面前，不禁微微笑了，但接着就涌起满眶的泪水。

“你很冷吧？”毛泽东抚着湿漉漉的毯子，轻轻地问。

“还好。”贺子珍声音低微地说。

毛泽东立刻让小沈从马褡子里拿出自己的毯子和一条干毛巾来。他把那条湿毛巾解掉，包上了一块干的。随后又把湿毯子揭去，把自己的毯子盖在里面，湿毯子仍旧盖在表面。一切都做得那么妥帖和轻微。贺子珍的脸上漾出一层幸福的红光。

“我作主把他寄了。”她望望毛泽东，带有几分歉意地说。

“也只好如此。”毛泽东说。

“可是，一个老百姓也没有在家。”

李治见贺子珍仍然为此事心中不安，就立刻插话解释道：

“没有问题。我们给房东留下了三十块光洋，还有两碗大烟土，他们不会不养活的。”

毛泽东也趁机安慰道：

“子珍，不要难过。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会去接她的。”

正说话间，董老、侯政和通讯员从后面赶上来了。毛泽东迎上去，同董老、侯政等几个同志紧紧握手，说：

“我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今天，我都替你作了主了！”董老笑着说，“如果做得不对，你就批评。”

“事情只能如此。”毛泽东再一次说。

说过，他向警卫员通讯员摆了摆手，同他们一齐翻身上马。在马上又说：

“娄山关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还要赶到前面去，你们慢慢地走吧！”

说着，向贺子珍、董老他们挥了挥手，放开丝缰，向莽莽苍苍的烟雨中奔驰而去。不一刻，连细碎的马蹄声也渐渐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