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江的浮桥上过来一副担架，颠簸在浓烈的硝烟中。由于飞机轰炸，担架走走停停，有时又被蜂拥前进的队伍挤到旁边，在队伍里就掉得愈来愈远。

担架后面有四个警卫员，一个挎红十字包的年轻医生，紧紧地跟着它，保护着它。

担架上躺着一个年轻人，约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容貌秀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颇有一点学者风度。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如果仔细看来，就会看出他是在极力忍受着痛苦，仅仅是在下级面前才显出那种若无其事的平静。

他就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是头一年春天，在一座古庙里开会，遭到敌机空袭负伤的。伤很重，弹片把肠子打穿，后来又化了脓。没有麻醉剂，也得施行手术。整整八个小时，他的额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却没有吱一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文弱书生内在却如此刚毅。由于当时没能把弹片乱出来，腐骨没有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接了一根橡皮管子把脓排出体外。这样就不能不增加他许多痛苦。长征以来，他就坐在用青竹子扎成的担架上。经过两千余里的行程，几个担架员的衣服早已挂得破破褴褴的了。

这位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是十年前，也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投身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他的命运几乎是当时一般青年人都会遇到的命运。当时，他在芜湖的一个教会中学读书，由于看不惯外国校长欺侮中国人而参加了驱逐洋校长的学潮，紧接着就被开除。随后，家里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他不乐意，这就跑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上了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个以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为校长的学校，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共产党人在那里办学，这就是邓中夏。此外，瞿秋白、沈雁冰、施复亮等都在那里教书。王稼祥就从这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当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他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他聪敏好学，又有些英文底子，俄文学得很快。不到两年，他就作为高材生结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那时同学中能够同他比肩进入这座殿堂的，只有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一九三○年学成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王明为了贯彻他那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就向全国各个苏区派去了钦差大臣。王稼祥也在这时，同任弼时一起化装成牧师，辗转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成为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和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常常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同毛泽东共事之后，竟合作得不坏，并且常常流露出对毛泽东的钦佩，这难免就使事情复杂化了。

现在，担架随着队伍进入一带密密的松林。飞机暂时看不见他们，人们的心情就变得舒缓一些。王稼祥也微微地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这时，他听见前面队伍里有几个人正在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议。声音不算很大，但还听得清晰。

只听一个江西口音说：

“王参谋，这到底是上哪里去呀？”

“不是说同二、六军团会合去吗？”一个福建口音回答。

“二、六军团在哪儿呢？”

“说是在湖南什么地方。”

“能够会合吗？”

“鬼才知道。”

“唉！”那个江西口音的叹息了一声，“前四次反‘围剿’打得多痛快，一次就消灭他好几个师，俘虏是成千地捉，光师长就抓了好几个；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搞糟了，连苏区也丢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不是那些‘洋房子先生’搞的！”“我看也是。”江西口音的说。“莫斯科的‘洋房子’又加上上海的‘洋房子’……”说过，哈哈大笑。

“还有‘独立房子’！”福建口音的也哈哈大笑。

“你常见‘独立房子’吗？”江西口音的停住笑问。

“怎么不常见，可是我怕见他。”

“也不过鼻子高一点儿，有什么可害怕的！”

“咦，那人长着一对猫眼，黄眼珠，一瞪可真吓人！”

“你少见他一点就是了。”

“我们这搞事务工作的，少见也不行。他三天两头叫去训我。难伺候呵！他挑警卫员要一般般高的，漂亮的；他的马要用香肥皂刷洗，备好马，他先用手从马头摸到马尾，有一点点灰，就要骂人。有一次，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为什么？”

“那一次，我骑着马去给一位首长送信，离他的门还有好远，就被他叫下来，大骂了一顿，问我懂不懂红军的规矩，你猜是为什么？原来是我过他的门前没有下马。”

“听说，‘独立房子’一天吃一只鸡？”

“鸡？还得有咖啡呢！”

“听说，他烟抽得也凶？”

“对，美丽牌的罐头烟，一天一筒。你看前边还给他担着整整一挑子呢！”

“这也太过分了！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是吃筲子饭，一人一份，一点不能多吃，吃点南瓜豆腐菜，剩点菜汤加点开水一喝就完了，‘独立房子’怎么这样？总书记就不说说他！”江西口音的有点气愤了。

“唉，说他？言听计从噢！什么事都是‘独立房子’说了算！”

“哼，要不然他也许还不这样呢！”

说到这里，谈话停下来。好象彼此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一阵子，只听江西口音的又问：

“毛主席呢？”

“他不管什么事了，出发前听说住在一个山上。”

“现在呢？”

“听说他跟着中央纵队走，身体坏得厉害，现在不知道过来了没有。”

“唉，什么时候……”

话声停下来，好象彼此都没有再谈下去的意思。担架走出了树林。路上又是人流滚滚，尘土飞扬。王稼祥从担架上侧起头来，望了望那两个说话的人，一个是总部的老参谋王柱，另一个是刚从下面调上来的小参谋肖明。这两个参谋今天公然议论“朝政”，而且语多不敬，要搁平时，至少要受到特派员的注意和查问，可是今天听来却也不无道理。王稼祥只望了他们一眼，又把头侧过来躺着去了。

说实在的，这两个参谋无意的谈话，深深地触痛了他，引起他的羞愧与不安，促使他反省自己的责任。“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称为某种路线的“四大金刚”。然而他心中却不无隐痛。中央苏区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毛泽东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待”、“右倾”和“狭隘经验论”。情况汇报到中央，中央还认为批得不够，说是以“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所以就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批判，这就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指责，王稼祥实在听不下去。因为他自进入苏区已经同毛泽东有将近两年的合作经历。他不仅感到毛泽东学识渊博，对中国社会理解透彻，而且在军事上确实有奇才，一韬一略，常能出人意外，所以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在后来讨论是否撤销毛泽东的军事职务时，他是反对把毛泽东赶出军队的，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两种对立物的斗争中，往往是很难找到转圜余地的。坚持党性，又往往会触动派性。被党中央派去贯彻全面“进攻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妥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莫斯科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山沟沟里出什么马列主义！”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毛泽东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称赞他，心里更是痒辣辣地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叫高鼻垴的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住在那座寺庙里。有时下去搞点调查研究，有时就潜心读书。那种生活自然是清冷的。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竟有许多观点接近，心底的感情也就有了进一步地交流。谈到激动处，毛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哦！”

形势越来越恶化，而来自党内的压力却没有丝毫减轻的样子。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难解难分，红军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央还开了一个五中全会。会议宣称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大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议还决定，派张闻天到政府里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来是由他做的。这无疑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之后，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剥夺了。王稼祥参加了五中全会。那天，他正发高烧，昏昏沉沉。他没有能顶住这个强大的压力，他举了手。事后，他懊悔万分，多次责备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软弱了。人世间许多感情都会渐渐消逝，唯独内疚会长留心头，甚至陪伴到人的终生。对一个正直的人更是这样。刚才两个参谋的谈话，又一次勾动了他心之深处的情愫，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唉哟！”只听担架上叫了一声。原来一头驮炮的骡子挤上来，几乎把担架撞翻，担架员打了好几个趔趄，才站定了脚步。

“你们长眼睛了吗？”几个担架员瞪着炮兵狠狠地骂道。

年轻的医生小彭和几个警卫员，也纷纷赶过来责问：

“把首长碰坏，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算了，算了，”王稼祥摆摆手。“他们又不是故意的！”

担架停在路边，等炮兵过完，才继续上路。

路上又歇了几次，才爬上三千界的山垭口。王稼祥向西一望，紫蒙蒙的云气一片迷茫，在那层层叠叠的山海上，停着一轮血红的落日。

“咱们歇歇吧，同志们也太辛苦了！”

王稼祥招呼担架停下来。他自己离开担架活动了一会儿，随后要过望远镜，站定那修长的身子向东凝望。只见界首浮桥那里，已不见人影，显得气象森严，仿佛部队过完，指挥部已下令封江。北面一带松林中，枪炮声也渐渐稀落，自北而西的条条道路，都有红军密集的队伍，正向西面一带大山撤退，那想必是鏖战数日的一军团了。而那弯弯曲曲的湘江上，仍然断断续续地漂浮着尸体、圆圆的斗笠和文件……

这时，飞机又在上空出现。人们正在纷纷隐避，下面山径上却有几个人不慌不忙地走着，后面还跟着一匹白马。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步态悠然，象若无其事的样子。警卫员小丁一看急了，就尖着嗓子嚷道：

“那是谁？注意防空啰！”

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停住脚步，仰起头看了看飞机，见飞机拐了弯，就又走起来，还是那样步调悠然。小丁还要再喊，被年轻的彭医生止住：

“你瞧，是不是毛主席过来啦？”

一说是毛主席，王稼祥急忙收起望远镜，往下一看，见前面那个高个子微微驼背的姿势，果然象毛主席，就往下迎了几步。

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警卫员，已经走了上来。王稼祥仔细一望，见毛泽东面容黄瘦，颧骨高耸，疲惫之中还带着病容，显得相当憔悴。过长的头发从他那八角军帽的两侧露出来，身上满是灰尘，还背着一把破雨伞。

不知怎地，王稼祥顿然升起一种怜惜之情；就走上去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你的身体看来很不好呀！”

“主要是睡眠不好。”毛泽东微微一笑。

接着，他关切地问：

“稼祥，你的伤怎么样啦？”

“还没有太恶化。”王稼祥指指山垭口下面的担架员，“就是苦了他们。”

说着，他拉着毛泽东，靠着一棵大树坐下来，颇为感慨地说：

“真没想到，今天遭受这样大的损失！”

毛泽东低下头想了想说：

“大概也只能如此！”

“你看，这种打法行吗？”

毛泽东笑了一笑：

“这叫‘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这种局面能继续下去吗？”

听见这话，毛泽东蓦然一惊，侧过头来望了王稼祥一眼，没有说话。

王稼祥聪敏的眼睛一闪，知道毛泽东不好说什么，就接着说道：

“现在实际上就是李德专权，博古什么都听他的。应当把他们轰下来！”

毛泽东眼睛一亮，象电花闪了一下似的。但是，他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才说：

“办得到吗？”

王稼祥似乎胸有成竹：

“我想提出，开一个会，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那好。”毛泽东紧紧握住王稼祥的手说。“恐怕还得活动活动。”

两个人站起来，都觉得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先送王稼祥的担架上路，随后跨上白马。

夕阳已经落山，山路渐渐溶进夜色里。毛泽东听着得得的马蹄声，眼前出现了一幅又一幅的图画。而首先出现的一幅画面，是江西宁都的一座祠堂。那时也象现在这样暮色低垂，会议经过对他的激烈批评之后，要最后决定了。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有三个人是不同意让他离开部队的。一个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那个脸上已经开始出现皱纹的，完完全全象老农民的朱德。你想不到这个一天到晚对谁也笑嘻嘻的人，在关键时刻竟然如此倔强。他的嘴角下垂着，灼灼的目光凝视着屋角，就象大山一样岿然不动。而另一位就是周恩来，他积极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第三个就是这位年轻的、修长的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毛泽东，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就萌发在心底了，这幅图画就象刻在心上似地终身难忘。今天，他又看到这只年轻的手要支持他了。在深浓的暮色里，他脸上出现了长期不曾出现过的从内心里露出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