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附录盖棺尚待论定(1)

作者:李宗吾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2:47

|

本章字节:7084字

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与宗吾在青木关相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为止,中间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写入《厚黑教主别传》那篇文章中了,此处不再赘及。我今只将遗漏的地方补述一二,以作本传的结束。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发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发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后,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驾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书信中。当时有人见到他这样信件的,就笑着说:“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对他的看法,则以为这是他的进步,是他能虚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他或者把过去大胆所假设的予以证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来。


他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回到北碚来,我们又相聚了。这次我们相处的时日较多,几乎无所不谈。他还是一味地自谦,说自己读书太少,见闻不广,而又叹时不再来,所谓“老大徒伤悲”了!我当时对他说:“我们中国近代的读书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独造的精神,试问海内究有几人?就凭你所提出的若干假设,将来有人为你证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发现,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独担呢?”他听了这话,仍是苦笑着摇摇头,叹息不已。


有一次,我问他:“你对于政治、文化、学术有什么究极的看法吗?”他说:“我在《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复这个问题,虽然是十年前的一种见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还是依然如故。这莫非是我不能进步的表现吗?哈哈哈!”


好了,现在我把那一章撮录于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总介绍吧: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穷源竟委地考察,实在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宗教家之利人主义,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了。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都可调和为一。性善与性恶,可以调和为一;利人与利己,可以调和为一。……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觉得无不可以调和,兹举两例于下:


甲。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可以调和为一的。兹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做卧房,某处做厨房,某处做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势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以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的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的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种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就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你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为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以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重趋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意思是一样的,并无冲突。“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二语,出在《尚书》,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俱在,可以复按。我们从此着想,就可以把傅说“知易行难”之说,和孙中山知难行易之说,调和为一。至于“难易”二字,乃是两相比较的形容词,与长短大小等字相类,行文说话时,往往用这类比较字眼,抑扬高下,以助文气或语气,于实际的道理上,并无何种关系。我们如果不明此理,认真在“知行”二字上,搜寻难易,要批评傅说和孙中山的是非,这就像听见三岁小儿说我们的身又长又大,巨无霸(东汉时的巨人)说我们的身体又短又小,我们就疑惑起来。究竟我们的身体,是长是短,是大是小,聚些人来研究,以定三岁小儿和巨无霸之是非,这就未免太无谓了。宇宙之内,只要有二物可以作比较,就可生出长短大小之差;只要有二事可以作比较,即可生出易难之差。比较的事物,可以随意取舍,无有一定,因之长短大小难易之分,也无有一定。天下事,无所谓难,无所谓易:寻件难事,与之比较,就成易事;寻件易事,与之比较,就成难事。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这类说法,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拿发明家和技师比较,则发明家难而技师易;拿技师和学生比较,则技师易而学生难。同是“知”字,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同是“行”字,孙中山是指技师的工作而言,傅说是指学生的工作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修理水管一事,与夫他自己革命的事实,凡此种种,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我们从这个地方研究,就可把孙中山和傅说的异同寻出来。孙中山拿发明家之“知”,和技师之“行”比较,故说“知难行易”;傅说拿讲堂上听讲之“知”,和手工场中实地工作之“行”比较,故说“知易行难”。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故说“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之位,他训诫武丁,是技师对学生说话,故说“知易行难”。二说俱是勉人实行的。故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可以调和为一。世间的事,可分两种,有知难行易者,有知易行难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论就圆满了。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