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种成绩考查法，是提倡私塾与学校竞争。学校对于私塾，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如果私塾学生，占了优胜，学校就没得面子了。学校的教员，报酬虽是微薄，总是得了公家的钱；私塾未得公家一文，而其成绩反在学校之上，相形之下，未免太难为情。所以实行这种办法，各学校是特别戒严的，自然成绩就好起来。

宗吾在省视学的任内，可说是无时无刻不在为教育上想办法。上面是说他主张考试制的建立，各学程毕业考试，无论是在校的，不在校的，一律准他们参与考试，由政府委派专员，主持此事。但他并非只知重视毕业考试，而不注重平时。平时的考试，他是更为看重的，因此他做了一篇《学业成绩考查会之计划》，首先请求在他的故乡自流井试办——其实自流井也在他的视学区域之内。他设立的学业成绩考查会，是约集地方教育界人士，筹备经费，每月会合在校学生，及私塾自修学生，按照部定科目，会考一次，及格者从优给奖，鼓励学生的兴会；而贫生得奖，更可以缴纳学费，或购置书籍，不致因贫废学。考试科目，及所用教科书，均先期公布，使私塾自修学生，预为肄习。张榜时注明肄业地点，及校长或塾师的姓名，以资比较，使学校与私塾，互相竞争。这是办法的大概。

此项办法，是重在提倡私塾，并借以警觉正式学校。但是还有困难的地方，因为国文国语等科，私塾教师大半能教，其他各科也有能教的；唯有工用艺术、象形艺术、音乐体育等科，如其要考，则私塾一向无此科目，一定考不及格，学生就会绝迹不来，有失提倡私塾的本旨，如其不考，则公家所办的学校，就会把这些科目抛弃。于是他主张先把这些科目指定范围，明白宣示。例如第一次考试象形艺术，通告上规定作四个图，考试时可择试一图；工用艺术，规定做两种物件，音乐规定两首歌，体操规定某某段，考试时择试其一，这样各私塾也就可以按照学习。第二次又另行规定几种，过了数次之后，把私塾引上路了，通告上又把这些科目改为某科用某种教科书，私塾就不感困难了。同时，还聘有私塾指导员，巡回指导。考试算学时，并考试珠算，规定用旧式算盘书，取其私塾教师及学生父兄，多能指导，而且便于实用。考试科目，有必考的，有择考的，可由主考人临时酌定，不让学生事先知道。试场外摆列桌子数张，分派教员数人，专司非笔试的考试，如学生交卷出来，即命他在某处打算盘，某处讲故事，某处唱歌等。试卷用弥封，无论及格与否，批阅后一律发还。榜上注明某某先生评阅某科，所以阅卷的先生，也十分认真。每次以平均满六十分为及格。后来发现一个弊病，有的学生投考几次，因见榜上无名，就兴味索然，不想来考了。因此，他和与事人商量，把那六十分以下的，再择些出来，列为副取，也略为发奖。如此用钱不多，取录一批人，这些人回去，一定要用功，想着下次考入正取。这就好像彩票的对尾，凡是买彩票得了对尾的人，下次还想再买。

经他如此试办之后，所有自流井一带的学校私塾的教师学生，无不兴奋起来，教者尽心教，学者也努力学。当时有许多人向他说：“你这个法子真好！我们是外行人，不经这一考试，家中的老师究竟好不好，我们怎能知道？”于是教师学生及家庭的心理，就可窥见一斑了。他以为教师与学生，不必用法令强迫他，或是派人去督促他，他们自己是知道着急的；但是把学生的竞争心提倡得过高了，于青年的脑力也有妨害，又当随时告诫教师，使他们注意，他又向坊间去调查，问他们教科书销售如何，他们都说一连销去好几批了，购者还是络绎不绝，于是他知道私塾是改良了，从教科书销数的增加，便是经书杂书减少的明证。

当时自流井的教育经费，是很不充足的，各校教员的待遇，自然也很微薄。他便特许各校的小学教师，自由征收学费，并可仿照先年议学金的办法，随家境的贫富，定出钱的多寡，有人说：“教员收费应加以限制吧，否则他们会任意多收的。”他说：只规定极贫的学生免征一条就是了。他们有钱之家，是担负得起的，我们何苦替他们俭省，使教师们饿着肚皮去教他们的子弟呢？但是教师征收学费，他自己也会酌量情形；如果取多了，学生会往私塾去，他校中无人来学，于他是很不利的。他以为教师越认真，来学的越多，教师的收入就越增加，劳力与报酬成正比例，这是一种天然的奖金。公家给教师奖金，还有考核不公的毛病；唯有这种天然奖金，教师如不能得，只有怪自己，不能怪他人。因此，他主张与其筹款奖励教师，不如筹款奖励学生，学生得奖，教师得名，教师有了名誉，天然的奖金，即随之而至。他所主张的成绩考查会，正是公家拿钱奖励学生的，但学生又拿钱去缴纳学费，仔细推寻起来，公家的钱还是入于教师之手，不过由学生方面周转一次罢了。学生想得奖，非认真用功不可；教师想增加收入，非认真教授不可。其实公家出钱是一样的，但多此一番周折，效果就迥然不同了。

他这种成绩考查法，是提倡私塾与学校竞争。学校对于私塾，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如果私塾学生，占了优胜，学校就没得面子了。学校的教员，报酬虽是微薄，总是得了公家的钱；私塾未得公家一文，而其成绩反在学校之上，相形之下，未免太难为情。所以实行这种办法，各学校是特别戒严的，自然成绩就好起来。凡当塾师的，只要他的学生考取了，他就要称赞现行教科书的好处，表彰他自己的本领，这种塾师，也就变成改进教育的劝学员了。假使私塾发达起来，人人都愿送子弟入私塾，就不妨把小学教育，让给私塾去办。剩下的学款，可以拿来办平民读书处，教授力不能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办师范学校，储备私塾教师；或是增加每月考试的奖金；或是添设公共实验所及公共导师。到了这种地步，就无妨承认私塾是小学教育的主体，公家只是设法补助私塾的不及就是了。

当时四川各县私塾的数目，大约十倍于初小学校。全县私塾的学金，和供给先生的伙食费，合计起来，大约也是十倍于全县初小学校的经费。他以为兴设学校，筹款既很困难，私塾中藏有这样大的一笔款，就该设法使它发生好的作用。学校与私塾的区别：一是照章教授，一是不照章教授。若是想出方法，诱导各私塾，也肯照章教授，便是凭空添了十倍的学校。私塾中藏有巨款，仿佛山中藏有金银矿一般；如此每月的考试奖金，也不过是开矿的一点费用罢了。因此可以说，他所举办的那个成绩考查会，犹如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小学校，那些私塾，可认为是他们的分校。分校的校舍校具，薪金伙食，都由学生自备；唯有举行月终考试时，学生来本校试验一次。他从此着想，实觉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可说是用少数的金钱，收到最大的效果。——这是他在自流井举行“学业成绩考查会”简要的叙述。

此外他对于平民教育，也是计划周详，当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选举董事，宗吾被选为董事之一。会中希望他发表意见，他便作了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那篇文字，可以说是补《考试制之商榷》及《学业成绩考查会之计划》所未及的。

他看到当时有些地方，私塾日益发达，许多家庭都甘愿出钱把子弟送入私塾，学校日益退化，以致学生寥寥，有名无实。依他的意见，各地有名无实的那些初级小学，不妨改为平民学校，内容可取私塾的组织，个别教授，有读整天的，有读半天的，有读一二小时的，有来问字的，均可听其自便。每逢赶场的日期（“场”即四川乡镇中交易的处所，每隔几日，人民前往买卖，名曰赶场），教师并可兼负讲演的责任。筹措学款，既是非常艰难，即不妨把平民教育、社会教育、通俗教育及义务教育等项，合为一起办理。一般贫民，并非不知读书的好处，实在是为生活所迫，要谋衣食，不能来读。若是有这样的一种平民学校：听人民来去自由，一面谋衣食，一面来读书，学者不感困难，自然就容易推行了。初级小学的弊病，在分班教授，按钟点授课；民间早膳午膳，早晚不一，学生来校，自然先后不齐，又学生常常耽误时间，缺课甚多，也是补不胜补。各家父兄，见课本中有许多未教，就很不满意，因之把子弟送入私塾，而私塾的组织，恰能弥补这种缺陷，这也是私塾发达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主张初级小学的内容应该改组，平民学校也应该改组。通常的平民学校，大半是夜间授课，因为做工的人，到了夜间才得暇；但情形各有不同，白日也有得暇的。如果平民学校的教师，白日夜间都在校内，来学的人就很感便利了。

他以为平民教育，应该扩大办理，教育一般民众，不仅仅教不识字的人。吾国人民，除一字不识者外，有读过一二年书的，有读过三四年书的，还有些人读书虽多，对于时局却茫然不知，其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兼之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些是有职业的，有些是无职业的，种种情形，也是万有不齐。因此供给人民所读的书籍，也应该万有不齐，方能与他们相应。民间通行的读物，都是印版书；唱本戏本一类的，他们尤其喜欢看。主持平民教育的机关，就应该顺着这种趋势办法，多征集些著作品，或白话的，或浅近文言的，都不必拘定，总以富于趣味为主。通行的唱本戏本，字迹非常恶劣；但因为富于趣味，词句浅显，只要读过一两年书的人就能看，间有不认识的字，也可以意会。因此编著平民读物的人，或用教科书的体裁，或用戏本的体裁，或用功世文、三字经、四字经，以及其他各种体裁，当应有尽有。更可把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诸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和其他应该知道的常识，分别编入，把字迹刻端正些，发交卖唱本戏本的人，沿街售卖，并派人讲演。人民纵有不认识的字，有不了解的意义，但有了问难的地方，他们读起来，一定很有趣味，辗转传播，如此人民的程度，自然就培养起来了。

他主张各街宣讲“格言”的人，和在茶馆内说“评书”的人，应该由教育局把他们召集起来，传习改良，授给他们一些新知识，把应该供给民众的读物，叫他们拿去传播，讲给众人听，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是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这就好比孔子出游时所发生的一段故事一样：当年孔子出游，他的马吃了农人的禾苗，农人把马牵去，孔子叫子贡去要，子贡百般解说，农人坚不肯还；孔子又叫马夫去要，马夫几句话，说得农人欢欢喜喜，就把马送还了。因为子贡与农人，知识不相等，说的话是隔阂的；马夫与农人，知识很接近，一说就投机。所以教导民众，不可不明白这道理。

他以为现在阻碍文化的，就是教科书有版权一事。我们中国，本来是读书很自由的；改行学校而后，订出种种法令，有了许多限制，读书就不自由了。从前无所谓版权，如今所用的教科书，概有版权，人民不能自由翻印，于是购书也不自由了。外县购置教科书很难，往往有钱也买不到书。他查学所见：有些初小教师，手写教科书，拿与学生读的；又有命大学生帮助小学生抄写的，这就是“版权”二字生出来的现象。有了这种制度存在，教育怎么能够普及？所以他提倡平民教育，首先要自编书籍，放弃版权；促进会再征集各种读物，加以审查，认为合格，即刻成木板或铅印，把著者姓名印上，予以名誉上的报酬；把所有书籍的名目，公布出来，各处要购某种，只要寄函到会，会中雇有工人代印，只取纸本，不取工资版费，如有愿翻印的，那就更好了，其刊版的用费，除募集外，并请求公家筹拨巨款；再则劝人捐资刊版，把捐者姓名，附刊版末。果能照此办去，则历年越久，存储的版片越多，各种书籍都有，就与万有不齐的程度相适应了。

他以为现行学制，处处都是束缚人的，因主张彻底改革。他认为施行教育，应该有三种方式：一是正式的学校，即现在的小学中学专科大学；二是私塾，即是现在有一般人，不愿把子弟送入学校，愿送入私塾，也应该听其自便；三是平民学校，有些人不能入学校，又不能入私塾，就设这种平民学校去容纳他们。另外再设一个考试制，立于其上，有来应考的，不管他男女老少，只看他的程度，到了某个地步，就发给他某种毕业文凭，如此办去，才可以多造就些人才。尤其现在的时代，是民众的势力，指导民众，如得其道，自然有很大的利益，如不得其道，发生出来的弊害也是无穷的。所以他希望热心救国的人，借平民教育，为指导民众的机关，使民众洞明事理，庶可为国家民族尽人民一分子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