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从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禁区的。因为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这种文艺政策，给作家设置了很多不能写的题材。譬如爱情不能写，不能把敌人往好里写，文艺政策实际上是很刻板、很僵化、很保守、很“左”的。到了八十年代作家在慢慢地突破当年设置的很多禁区。不是不能写爱情吗，那我就写了一篇关于爱情的，一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是不能写中间人物吗，他就写了很多这种中间人物，这种中间人物很难分辨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八十年代在我开始写的时候就去突破各种禁区，像我在《丰乳肥臀》里面，我用了很多笔墨来写很难定位的人物，这用过去的那种文艺观念来衡量是不对的，比如我写的一个国民党，这个人是一个男子汉，敢说敢作敢当，按照民间的理解是个好汉，但他是敌人，是属于国民党那个体系里的，这在我们过去的作品里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在我的小说里就出现了，我当时就明确地说要把所有的人都当人来写，要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我们过去是不允许写八路军、新四军这种好人的任何缺点的。我说这些好人,他们身上也有缺陷，也有人性的一些阴暗面，就把这样的好人当坏人写，再有我说过要把坏人当好人写，过去认为什么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是野兽，完全没有人性，这都是不真实的，这些人实际上也是父母的儿子,也是妻子的丈夫，也是孩子的父亲，他们身上也有人性的一面。

问：《红高粱》里面的那次孙家口战役是国民党打的吗？

莫言：是国民党的游击队打的。在过去的抗日里，这是犯大忌的，八路军新四军你不写，你写国民党。而且我的里写了一些土匪，土匪抗日，这样的人物算什么人物呢？算英雄呢？还是算坏人呢？通过《红高粱》这一系列我在突破文学的禁区，当时有很多的争议，有一些老作家是不认同的，但也有很多的读者是持欢迎态度的，所以我讲过我的作品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挑战禁区，在突破禁区。我也遭受了一些很严厉的批评。有的人认为我的作品没有挑战、没有和社会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这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书，只有读过了我的书，才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也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问：你有没有什么作品是被查禁的？

莫言：我刚才提到过的在1996年首次出版的《丰乳肥臀》。但这本书不是别人査禁的，是因为我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是我主动和出版社联络，讲明这本书先不要印刷，我需要充分考虑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赞扬这本书，而且这本书也获了奖，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很多的读者非常的喜欢，也有很多的读者非常反感。到了2004年这本书出了一个插图版重新出版，现在书店还可以买到。当年有很多书确实是被禁止了，最近几年也被原封不动的、未加任何修改的出版了。这说明了现在对的一种宽容，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问：具体来说就是现在没有一篇作品是没有发表的，都发表了？

莫言：我写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基本都发表了。有一些我写着玩的没有发表，比如说我曾经把样板戏《沙家浜》改成了一个武侠，题目就叫《革命样板》。当时寄给了一个刊物，人家看后哈哈大笑，书稿退回来以后，我就当做生炉子的引火纸烧掉了，过了几年

他们来找我，说当年你给我们的那篇稿子呢？我们想发表，我说你们当时不要，后来我把它烧掉了，现在也很遗憾，那个要是留着，现在会很有意思的。

问：你认为文学是有什么权力的，可以像权力一样发挥作用？

莫言：我认为我们一直高估了文学的作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作家被关进监狱、被放到农场劳改，给他们扣的帽子就是他们要用文学来反对国家、反对政权，这实际上是对文学的一种高估。他们常扣的帽子是反党反社会，但是我觉得文学没有这么大的功能。没有一篇能够颠覆一个政权，也没有一篇能够制止一场战争，或者发动一场战争，这都是对文学的夸张。但是文学确实可以潜移默化地对人的灵魂、对人的情感产生影响，甚至也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因为有一个人因为读了某一本书，突然做出一个人生的巨大的决定，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把文学过度的政治化，这是一种错误，那就不是文学，而是宣传。

问：自从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有人说你比较低调，而且一直在体制内，又是党员，你对这样的批评有什么样的看法？

莫言：低调是我的本能反应，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个样子。我确实是很高兴得这个奖，但我没有高兴到像媒体渲染的那种程度，而且我非常清楚我是很幸运的，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作家写得也不比我差，我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他们也有资格。在世界范围内，有数千个优秀的作家在排队等候，他们都有资格获这个奖，但他们今年没有得到，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正是因为幸运，导致我心中的惶恐，我确实觉得面对那么多写得不比我差的同行，我有一种歉意，这是我真实的一种反应，并不是我低调。我也知道有一些批评，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国有八千万共产党员，有一些批评我是党员的人自身其实也是党员。在写作当中，我没想过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写，我没想过我要用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怎么写，写作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作家，我就是一个人，我根据我的良知来写作，根据我对世界的认识来写作，外来的任何的政治符号都不会也没有改变我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追求。而且很多共产党员作家也都写得不错，智利的诗人聂鲁达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诗歌就是经典。另外前苏联的作家肖洛霍夫也是共产党员，他的《静静的顿河》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也是很多中国读者、世界读者经常的一本经典；还有葡萄牙的作家萨拉马戈也是共产党员。有人说我和政府关系很密切，我就想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卡斯特罗亲如兄弟的朋友，他的《百年孤独》，难道因为他和卡斯特罗是亲如兄弟的朋友而影响这部的文学品质吗？这种外在的划线式的、排队式的对文学家的认识我觉得是很片面的，因为作家是个活生生的人，而政府首脑，像卡斯特罗一样，本身也是一个性格非常丰富的人，他本身是一个立体，不是一个照片，他本身有很多作为作家应该了解的丰富的侧面，所以我觉得作家应该广交朋友，贫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地痞流氓、泼妇刁民、恶棍、善良的劳动人民、军人、官员、政客，我们都应该了解，都应该去交往，只有对广大的各个层面的人有了丰富的了解、准确的理解之后，才可能写出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作家的一切生活，包括他的交友，都是在为文学服务，一切都是为了文学。

问：中国有些官员在你得奖之后表示祝贺，也听说现在有一个广场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你有什么看法？

莫言：这说明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影响，还有一个酒也是以我的名字命名，还有什么食品也是以我的名字命名。这些我觉得都是热闹一阵子，很快就会过去。以莫言的名字命名的一种酒，如果这个酒不好喝的话，他也卖不出去，你用我的名字命名了一种食品，很难吃，应该也卖不出去，真真假假，现在这样一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借着这个机会表达他们个人的见解和看法，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我是不会在意的，随他们便，很快就会过去。

问：你一点也不关心政治吗？

莫言：我心目中有自己的政治，有我的大政治，这种政治就是人的政治，什么人，什么样的行为能让人生活得更像人，能让人生活得更幸福，这样的政治是我所赞赏的，也是我所追求的，所以我要把这样的政治贯穿到我作品的始终，我从来都把人当做政治的最高标准，把人当做我的文学最高的追求目标，站在人的立场上，这是最大的政治，其他的政治都是我不感兴趣的。

问：欧洲现在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经济很不好的状态，中国却在发展、在壮大，你认为中国将来会在世界范围里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并发挥怎样的作用？

莫言：我根本不去想中国的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我在想地球的将来、人类的将来，这一点上人不分种族，也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界限，我们用一种宇宙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那些浅薄的政治实在太可怜了。

问：你也逐渐学会了很多作为现代人的技术、通讯手段，比如说使用微博、手机，你利用微博这样一种形式都在写些什么呢。

莫言：我去年开了微博，也是在一些小朋友们的“绑架”之下开的。开始时我不是很了解微博是什么，后来发现是蛮有意思的，我在微博上就写了一些打油诗、顺口溜，但是我很快就没有兴趣了，也就是坚持写了一年多，现在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是要花费一些时间的，但是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种被微博所捆绑的状态，好像不写微博就没完成今天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性格，我觉得唯一可以捆绑我的事情就是文学，它确实使我有时候废寝忘食，除了这个别的我觉得都是可以不干的。

问：中国人现在也富裕了，很多人也有车了，有干净的水喝了，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更多的目标，还在追求什么呢？

莫言：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们也许在追求慈善事业，但愿他们追求的是真正的慈善事业。

问：这几天是高密的红高粱文化节，你和这个文化节是怎样合作的你和张艺谋先生是怎样合作的？

莫言：25年前张艺谋先生根据我的改编拍摄的电影《红高粱》，就是在昨天我们拍摄的那个小石桥那里拍的。那时候我们都还比较年轻，现在回首往事，产生很多的感慨，人都老了，但是我们走过的路是用我们的作品作为一个个的见证标明了的。我个人感觉这二十几年来实际上是应该写得更好，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写得太好，很多的作品应该写得比现在想象的更加地完美、更加地成熟。在《红高粱》之后，我和张艺谋还有两次合作，但均不成功。有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和张艺谋再次合作，那我只能说这全看张艺谋，不在我，如果他有意愿再改编我的某部作品，我想我愿意充分和他商讨，但我不能去求张艺谋你再来改我一部吧。

问：你对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这部电影怎么看？

莫言：《红高粱》我认为是改编得很好、拍摄得也很好的一部电影，充分地发挥了他作为一名导演的艺术才华。

问：你书法写得很漂亮,这是怎么来的？

莫言：我没有认真地练过，我有一个叫潘阳的朋友，他教我写的。我原来是右手写，但是右手写的很像我钢笔字的放大，后来我就用左手写，像儿童学字一样从头学起。现在看左手写的更像毛笔字，而右手写的更像钢笔字。

问：你写文学作品都是手写吗，还是用电脑？

莫言：我用过五年电脑，从《生死疲劳》这部开始,我又开始用笔写。

问：中国字的内涵很丰富，你和中国字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莫言：我和中国字的关系，就像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中国这块土地的关系一样。我认为中国字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种东西，就像所有植物、树和我一样，我,我们都离不开这块土地。

问：音乐在你的生活里,好像除了茂腔以外，没有什么你特别喜欢的音乐。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莫言：实际上我对音乐的感受力是很强的，但是我很难表述出来，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经过理论训练的音乐欣赏者。我喜欢听西洋音乐，但我分不清那些艺术结构。但是我会被它的旋律所打动，我会听着莫扎特的音乐去怀念我的童年生活，贝多芬的音乐也会让我热血澎湃，但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技术，我就不知道。我对中国民间音乐可能体会更深一点，因为民间音乐是从我们中国的乡土上生长起来的，它可以激发我产生更多的对自己的生活的联想，所以我有时候听音乐听得热血滲湃，有时候听得手舞足蹈，但是你让我自己去作一个曲，那我是做不成的。

问：最后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搞清楚你到底写了多少作品。比如说、散文、诗歌等。你出了多少本书？

莫言：我也只能够大概统计，我一共写了十一部长篇，二十多部中篇，大概有一百篇左右的短篇，还写了些话剧剧本，还写了些电影剧本，还写了些电视剧剧本，还写了数百篇的散文、杂文。我自己还写了一些旧体诗词，也写了一些现代诗歌，但这都没发表过。出了多少本书就没办法统计了，因为很多书在重复出版。

问：你还是个诗人，但你的诗歌没有发表？

莫言：还没有发表的诗是潜在的诗，因此我也许是个潜在的诗人。

问：为什么没有发表?

莫言：因为我觉得写得不好，三流的诗歌。我一看别人写的诗，我就觉得我写得太土了，人家的诗都写得很洋，我写的诗可能就太好懂了，不像别人写的诗我都看不懂。

问：高行健最近也发表了诗歌，他也写诗。

莫言：将来也许我也会出一个诗集。

问：你现在在瑞典出版的只有三本，但是这三本是不是足以代表并呈现你的创作？

莫言：这三部作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红高粱家族》是早期的作品，《天堂蒜薹之歌》是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品，《生死疲劳》是充满了东方的哲学、充满了东方人的生命观念的作品，也很具有代表性。当然别的作品我也不能说不好。我的翻译家安娜选得非常有眼光，如果让我来推荐，我也是选这三本。

问：下面是对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像问卷调查一样，很简短。

1在中国，人们是怎么理解诺贝尔奖的？

莫言：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看得非常重，过去我这样说可能还没有什么事实证明，但是在我获得这个奖以后，我发现无论是媒体的反应，还是老百姓的反应，其强烈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由此可见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人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

问：2你对颁奖典礼还有什么期待吗？

莫言：我没有什么期待，我就担心我不会跳舞，如果公主邀请我跳舞，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为这个问题发愁。

问:3你得到消息以后，谁是你第一个告诉这个好消息的？

莫言：自然是我太太，她当时就在我旁边。

问：@你会不会说瑞典语的“晚上好?

莫言：我不会说，你可以教教我。

问：5你知不知道瑞典人口有多少？

莫言：八百多万人。

问：你知不知道瑞典的国家元首是谁？

莫言：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

问：瑞典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菜是什么？

莫言：龙虾。

问：@你能不能说说我们瑞典的音乐家或者合唱团？

莫言：这个音乐家我说不出来，瑞典的合唱团我在中国看过瑞典的儿童合唱团。

问：9你去过瑞典吗？

莫言：2001年去过。

问：10你对瑞典还有什么了解吗？

莫言：我知道瑞典的诺贝尔奖，我知道瑞典的大剧作家斯特林堡，我看过很多他的剧作，我知道瑞典的作家拉格洛夫，我还知道瑞典旁边那个国家的易卜生,我还知道瑞典的volvo汽车，我知道瑞典的手机，叫爱立信，我还知道瑞典有一艘著名的商船，叫哥德堡号，它曾经在2006年被重新复制、乘风破浪航行到了中国的广州，我想到了几百年前瑞典的伟大先民，驾驶着这样的商船，冲破了惊涛骇浪，来到万里之外的中国。我还看过瑞典的大自然的风貌，看过瑞典的一个奇石镇，很多巨大的石头摆在那里，我还去过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那个大学有一个居髙临下，从髙处俯瞰的平台，在那个平台上进行过人类最早的外科手术。

问：为什么你喜欢睡在地板上？

莫言：因为这个房子很矮，睡在床上的话，站起来经常会撞到脑袋，另外，睡在地板上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可以很放松，不必担心从高处掉下来。

问：你这样坐在一个小凳上，是不是很不舒服？

莫言：还可以，我比较习惯，从小我就坐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