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上午i斯德哥尔摩是座迷人的城市，被世人称为“北方威尼斯”无可置疑，“诺贝尔”一词使它更加闻名遐迩。这里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乡，也是自1901年以来，承办每年诺奖相关活动及颁奖仪式的城市。如果要想对诺贝尔其人和111年的诺贝尔奖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诺贝尔博物馆是再好不过的去处了。莫言此次诺贝尔之行的第一站也正是这里。

与如雷贯耳的诺贝尔奖不同，诺贝尔博物馆的外表并不起眼，甚至有些过于简单朴素，静静地坐落在市中心老城区紧邻瑞典皇宫的一条小巷子里。这座建筑原先是瑞典古老的证券交易所，在2001年纪念诺贝尔奖诞生百年时，改作为博物馆。

每年的诺贝尔周，正逢圣诞节前夕。博物馆门前的空地上，也展现着一派圣诞节的欢乐景象。十多个红色的小木屋组成了一片圣诞小集市，包装缤纷炫目的糖果、形状各异的藏红花小面包与姜汁饼干、煮红酒的丁香桂皮料包、会唱歌的圣诞老人玩具……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味道组合起来的幸福的香甜气息。一群前来参观博物馆的小学生，穿着明黄或亮橘色的反光背心，四仰八叉地躺在博物馆门口堆砲的小雪山旁唱歌，兴奋地在雪地里玩游戏。

“你们是来参观的吗？”

“是的！我们还要在这里上课！”一个眼睛如湖泊般清澈的孩子答道。

“你知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者吗？”

孩子大声道：“m0!m0!”“你读过他的书吗？”

“没有！可是我家里买了好多！”

再想多问，孩子们巳拥挤打闹着簇拥进了博物馆。天真烂漫的孩子，三五句童言稚语，却让人在这冰天雪地中感到了温暖。

博物馆门口的两扇玻璃小门渐渐闭合，雕刻在玻璃门上的诺贝尔的侧面肖像随即显现出来。就是这个伟大的瑞典人，世界著名的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硝酸甘油炸药的发明者，用他的智慧与博爱改变了世界。博物馆的门楣上很随意地写着两个单词；nobelmuseum。这种简洁设计，一如诺贝尔生前的行事风格。他在世的时候，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幽默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下面的记载，依我看是最漂亮的了：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当他呱呱坠地时，他那可怜的生命，本可断送于一位仁慈的医生之手。主要的美德：保持指甲清洁，从不累及他人。主要的过失：没有太太，脾气很坏，消化不良。唯一的愿望：不被人活埋。最大的罪恶：不祭拜财神。”

博物馆的规模不大，头顶轨道上的视频，循环展示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几百位获奖者的照片和他们对人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遗忘他们，岁月的沉积使他们的成就与光辉更加耀眼。我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离不开他们，仰望他们、向他们致敬，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态度。

一张铺有黑色天鹅绒的空桌摆放在展馆中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神秘地告诉我们：“这里将放置五把椅子！”

“五把椅子？”一张桌子旁边放置五把椅子，这有什么值得故弄玄虚的吗？

“不！是要把椅子反过来扣在桌上！”

大家恍然大悟:过一会儿，获奖者会将名字签在椅子底部，倒置在桌子上向参观者展出。

早上9点，斯德哥尔摩的奥兰多机场，瑞典外交部派给莫言的随员秦碧达女士正焦急地看着表，等待着莫言一行的到来。当机场的显示屏上出现莫言乘坐的航班顺利抵达的信息时，她才松了一口气。莫言刚一出飞机，秦碧达便急步走上前，请莫言坐上诺贝尔专车，奔赴诺贝尔博物馆，参加即将开始的两个活动。一个活动是今年所有诺奖得主及其家庭成员的集会，另一个活动是中午在博物馆楼上的瑞典学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身着便装的莫言夫妇来不及取行李，匆匆离开机场，等待取行李的笑笑忽然意识到父亲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正装都在行李箱里。正在焦急时，秦碧达女士打来电话：“笑笑，酒店的服务人员马上就会到达机场接你们！”

很快，酒店的服务员就到了。他们客气地问笑笑是否第一次来瑞典。笑笑开心地点了点头。

车窗外，一派银装素裹的雪景。行至中途，笑笑接到父亲电话：“就等着你们把衣服送来啦。”

“很快就到！”

9点30分，管笑笑终于赶到莫言下榻的酒店——grandhoel。尽管马不停蹄，还是无法准时参加9点40分开始的诺奖得主们及家庭成员的聚会了。

服务生迅速地将行李送到莫言的房间，秦碧达女士快速地帮大家办完了入住手续。

“我父亲住在哪个房间？”管笑笑问。

“702。”秦碧达回答。

管笑笑走进电梯时，她才发现，也许是出于对诺贝尔获奖者人身安全与个人空间的保护，想要到达7层，必须持有702的房卡。她无奈地停在6层，试图走楼梯上去，但通往楼梯的门也锁着。正在她有些不知所措时，一位金发女服务生过来询问可否帮助她。在问清管笑笑身份后，服务生用自己的工作卡打开了通向七层的门。

702房间已是宾朋满座。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大酒店，送来了花篮与祝福。

将近10点，秦碧达女士在酒店大堂打来电话：“抱歉，我们得尽快出发了。”

使馆人员生怕影响莫言接下来的活动，留下名片，先行离开，并再三叮嘱，遇到任何困难以及生活上的不便之处，尽管与使馆沟通。一番话，使身在异国他乡的莫言一家心中温暖。

杜芹兰迅速为丈夫找出在北京搭配好的服装，黑色西装外套，灰色衬衣上面印满了黑白二色、浓淡不一的莫言名章图案，搭配了一条宝蓝色的领带。

莫言匆匆忙忙地换上衣服，就与妻子下楼坐上了奔赴诺贝尔博物馆的专车。

笑笑乘出租车到达博物馆时，馆外早已聚集了各国的记者，都在热议莫言获奖一事。因为招待会时间未到，所以暂时不让记者入内。笑笑急忙上前自报家门后，才得以进入。馆内灯光柔和、温暖，笑笑找寻着自己的父母。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一位胸前佩戴诺贝尔徽章的女士友善地询问道。

“您好！我在找莫言先生。”

“噢，您好！您是？”

“我是莫言的女儿管笑笑。”

“噢！a

ika!我是a

ika!”这位身着橘红色套裙的女士热情地握住了笑笑的手。

在行前，a

ika是莫言先生的联络人1,和笑笑通过多次邮件。（每年，瑞典学院在宣布了文学奖的获奖者名单后,获奖者将很快收到一个白色的印有诺贝尔金色头像的信封。信封里有各种文件和表格，需要得主来签署或填写。诺贝尔基金会派专员负责联络每位得主，帮助他们解答在填写表格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疑问。在这些表格中，最重要的一份是得主邀请的客人名单以及他们的身份、头衔、饮食爱好等等。此外还有租借或定做燕尾服所需要的身材尺寸的表格。）

“太开心了！终于见面了！”笑笑兴奋地说。

“是啊，终于！”

两位女士虽然通过多次邮件，但因为隔着千山万水，总觉得有些距离。这次的相逢却是真真切切的，她们像老友重逢一样感到亲切。

笑笑在人群中看到父亲坐在一张桌子前正在喝茶，身边坐着杜芹兰和秦碧达。她取了一杯热可可和几块驱寒的姜汁饼干，与父母坐在一起，喝着暖暖的热饮……看着窗外的雪景，笑笑忽然觉得，天下至乐也不过如此。

离12点越来越近了。秦碧达女士提醒莫言和家人可以去楼上的瑞典学院准备一下记者发布会了。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莫言和家人穿过了博物馆的书店。店员友善地向莫言点头致意，他们的手中拿着莫言刚给他们签名的中篇集《变》。

瑞典学院的工作人员将莫言与妻女引至一个小房间，发布会的翻译早就在这里等待着莫言了。莫言和翻译简单地沟通了一下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细节，如语速、在何处暂停等等。

莫言说：“我会说几句，就停顿一下，留给您一些时间去翻译。”

11点55分，瑞典学院的工作人员推开了通向发布会现场的大门，莫言迎来了在瑞典的第一次媒体采访。会场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莫言微笑着，神情平静地走了进去。瞬间，镁光灯闪成一片。莫言双手合十面向众媒体致谢后，在中间的椅子上坐下，两目平视，双唇紧闭，人如苍山，心如巨石。

莫言的妻女在大厅靠墙处预留的长椅上坐下，平静地看着莫言。

2012年12月6日斯德哥尔摩

我已经记不清是几点起飞了，但到达斯德哥尔摩机场已是中午。在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过程中，透过核窗，我看到了被冰雪覆盖的北欧大地，不由得想到了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那片黑色的土地，想起了我在那块土地上挥汗如雨地劳作的往事，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感慨。国内有家媒体用通栏大标题“世无英雄，竖子成名”来评价我的获奖，我却认为，不是世无英雄，而是英雄太多，遂使凡夫成名。

刚走出飞机，瑞典外交部派给我的随员秦碧达女士与诺贝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已经迎候在通道口。我们从贵宾通道直接上了一辆崭新的宝马车。看到宝马车，我心中便有几分怵，因为在中国，宝马车似乎已成为专门欺负小民的车辆。据说前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乘的专车是沃尔沃，今年却换成了宝马，是不是因为沃尔沃品牌被中国人并购？也未可知。入乡随俗，让我们坐什么车，我们就坐什么车吧。

车行途中，看到路两边的山上，万树银花，山林寂静，真如童话中世界。时在正午，太阳在南方很搂的地方，光线柔和，照着雪景，焕发出奇异的色彩。秦碧达女士接了一个电话，说诺贝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希望我们直接去诺贝尔博物馆参加一个活动，我说，希望能先去饭店，换一下衣服,洗一把脸。他们同意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向主办方提出自己的要求。其实如果是我自己，我不会这样，因为我太太确实太累了，我为她才这样。

grandhoel饭店是瑞典最有名的饭店，它的名声，当然与每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要下榻于此有关。

一进大堂，饭店的总经理便笑容可掬地迎上来。她引领我们坐电梯上了7楼，702房间是最著名的“诺贝尔套间”，透过圆形的窗户，可以看到海湾与海湾对面的皇宫。令我高兴的是，这个套间可以吸烟。房间墙壁上挂着一些镜框，镜框里镶着一些诺奖得主的照片。我从中只认出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记得有一次为德国报刊写过一篇题为《格拉斯大叔，你好吗？》的文章，我记得他是抽烟斗的。这个允许抽烟的套间里，也许曾经住过他，或者还住过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诸多让我敬仰的大师。

我们赶至诺贝尔博物馆时，本年度诺奖得主见面会已经结束。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摆好了椅子，等待着我与其他八位诺奖者合影。这样的照片一般都是正襟危坐而拍，但我看到在我居住的套间墙壁上的镜框里，有一位不知何年的何奖得主，将脑袋歪在右侧那位得主的肩膀上，一脸搞怪表情。我很欣赏这些敢于出点小风头的人，但我自己做不来，这无关胆量，只是因为害臊。农村大多数儿童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在将近二十岁时，在人前都不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那些出身豪门或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照相结束后，我被引领到一把反扣的椅子前。椅面上已经有了去年的文学奖得主，瑞典国宝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诺姆（omasransromer)的签名。这位白发苍苍的诗翁，以他的为数不多的、精雕细琢的钻石般的诗句，赢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尊敬。能将我卑微的名字签在他的名字下面，是我巨大的荣耀。我用中文和拼音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写在这把黑色的简陋的小椅子的背面。我签名时，几位摄影师在照相。

照相完毕后，随员告诉我们可以吃点东西。两条铺着洁白桌布的长条案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和各色饮料。我没有饿的感觉，但还是与太太一起取了一些沙拉，与获得本年度医学与生理学奖的曰本化学家山中伸弥和他的身穿和服的夫人坐在一起。这位科学家获奖之后，非常谦虚地将功劳分摊给他的研究团队，我对这样的人非常尊敬。

饭后，在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参观了诺贝尔图书馆，看到房间两侧高大的书架里的各种外文版图书。非常遗憾我没有发现中文版图书。

中午12点，我进入瑞典学院的一间大厅，参加记者招待会并回答记者的问题。好像只有文学奖的得主才有这样一场记者招待会。很多记者会承认自己不懂物理或化学，但好像没有一个记者承认自己不懂文学。更何况，大多数采访过我的西方记者，几乎没有人问过我文学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政治，他们也许认为文学与政治应该画等号。尽管对此我很失望，但也习以为常。获奖之后，我在高密举行过两场记者招待会，毫不避讳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对这场在瑞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没有丝毫紧张，我知道他们会问什么，我当然期望他们能问几个与文学沾边的问题，但他们没有问。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就我的提出几个问题，但他们没有提，我猜想他们根本就没读过我的书。这也难怪他们，因为给他们发薪水的老板不喜欢文学。他们的老板即便喜欢文学也不愿让文学占据他们的版面，因为他们错以为老百姓只关心那些所谓的政治问题。

我是一个生怕让别人不高兴的人，多年来，那些邀请过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的人都可以作证，即便他们安排的活动让我筋疲力尽，我也是尽力完成，生怕让那些等我的人失望，生怕因为我的“个性”和“风骨”而让朋友为难。对那些设了陷阱让我跳的“朋友”，我也愿意往好的方面理解，因此，我也被人讯为“懦夫”或“乡愿”。其实，脱下马甲，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人。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在某媒体记者不断的逼问下，我难得地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我太太和女儿听了我这段话后都很感慨，她们说我从来没这么强硬地说过话。现在，对这段话，我需要反思的是，对那些胁迫我干的事我可以不干，但对那些花言巧语求我干的事呢？对那些我以为是朋友的人以“诚恳”的或“令人同情”的态度求我干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