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1973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去一个水利工地干活，工地在昌邑县，离我家二百多里。我是作为一个农村的劳力，去水利工地去挖河，住的是窝棚，就是从地上往下挖一个半米深的土窖，在土窖地上铺一些麦草，上面用草席遮盖一下，条件非常艰苦。我带着一个小笔记本，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写作。我记得我当时写的一个，就是模仿当时流行的革命小说的写法，人物一出来就先背一段毛泽东语录，然后对着毛泽东的画像宣誓，就是这样的一篇。当然现在回头来看，那根本不是文学，也不是。真正开始正儿八经地写应该是到了1978年，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开始复苏，这个时候是伤痕文学的时期，我写了一篇《妈妈》，后来也没有发表。我又写了一个话剧，摹仿当时特别流行的一部话剧《于无声处》。1981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到现在也三十多年了。

问：你为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但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莫言：实际上我内心深处并不觉得农民的孩子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像是一个工人的孩子，我想他也没有必要为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孩子而感到骄傲一样。但有很多官员的孩子，他们很骄傲。我作为一个农民儿子的骄傲是针对这些富贵者、官员的儿子的骄傲而发的。他们总觉得自己的父母是做官的，他们是高人一等的。我觉得我作为农民的孩子我才是真正骄傲的，我们农民脚踏大地，生产粮食，没有我们生产的粮食，你们吃什么？这种骄傲实际上是对那些权贵者的孩子的一种对抗。我们内心深处也许是自卑的，你看他们那么的富贵，我们这么的贫穷，他们这么的高傲，我们这么的卑微，但就是这种自卑，却在不觉中滋生出一种骄傲。你们炫耀富贵，我炫耀我的贫困，所以有时候也把贫困当成了一种资本，当然现在我认为任何一种出身都没有必要骄傲，任何一种生活经历也都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问：你父亲是个很有自尊的人，我听说他拒绝了一栋五千万的别墅。是什么原因让他说不？

莫言：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我们兄弟姐妹在少年时期见到我的父亲就像见到老虎一样，十分害怕。我父亲1949年前读过三年私塾，学过儒家的经典，他本质上是一个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乡村知识分子。乡村知识分子对子女的要求就是严格，对人宽，对己严，对别人家的孩子可以非常和蔼，对自己的孩子则非常严格，所以我从小就是在我父亲的这种威风下被吓出来的。但是父亲当年对我的这种教育，对我的一生、对我个人的品格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无论多么的贫困，只要我们提出读书这种要求，他都会满足。另外在做人的方面，他有一种最朴素的原则就是“无功不受禄”。我母亲也教育我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就是你没为人家做什么贡献，你吃人家的饭，就欠人家的情，人家就可以要求你，你无端地拿人家的东西，你在这个人面前就直不起腰。我想这不仅仅是我父亲我母亲持有的观点，也是我们大多数乡亲们都有的一种最朴素的观点。我父亲对别人赠送给我们一栋五千万的别墅做出那样的回应是非常自然的。他没有想表演什么，他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么大的一笔财富，我儿子没有为你做任何的事情，拿了会内心不安的，所以他昨天就讲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只有我用劳动换来的，我吃住用，才心安理得。

问：在中国作家中，像你这样出身的多不多？

莫言：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写农村题材的占了绝大多数，很多作家也都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生活轨迹、人生经验都是差不多的，到了后来才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有的人比我更早地进入城市，有的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人生经验是差不多的。

问：你想当作家的这个目标是很早就产生了，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的家乡、你的村子、你的童年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写作素材？

莫言：这应该就是1984年以后的事了。1984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这里，我听了来自北大、北师大和人民大学的老师的课，也听到了很多作家的创作经验介绍。我认识到，一定要找到一块自己的根据地，这个时候我读了福克纳，看到了福克纳他一生都在努力营造约克纳帕塔法县这样一个虚构的文学地点。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找到自己的一个文学王国，然后在这个文学的王国里我才可以自由地写作。1984年，在我的一篇题为《秋水》的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名，也出现了“爷爷”、“奶奶”的形象。里讲爷爷奶奶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高密东北乡”这么一个荒凉之地。那个时候这里没有人烟，只有他们来了，他们就是开创“高密东北乡”的先祖。在这个里出现了“高密东北乡”以后，后来所有的故事都放在了这个“高密东北乡”里面，我的童年故事，我的乡村经验，我的左邻右舍，我的父母兄弟，我村头的一个池塘，村头的一棵大树，田野里所有的动物、植物全都变成了我的素材，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我作为一个文学国王的方便和荣耀。

问：你的《丰乳肥臀》里有一个瑞典传教士在高密的历史中是否真的有过瑞典传教士？

莫言：高密在清朝末年就有外国传教士来传教，最早来的是挪威的传教士，他们的教堂后来就是高密市第一中学的一个办公室，然后是瑞典的传教士也过来了，他们是天主教，现在高密市天主教的信众还是很多的，最近几年他们盖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教堂。瑞典的传教士确实来到过高密，而且在高密发展了很多的信众。我记得我在写完《丰乳肥臀》之后，有几位批评家，看到我在里写瑞典传教士，就批评我，说我向瑞典学院献媚，是诺贝尔奖综合症的一个表现，哪里的传教士不好写？偏偏要写一个瑞典的传教士？他们说我是用这个向瑞典学院献媚，我也懒得反驳，你们可以查看高密县志，看看高密的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来过瑞典的传教士。

问：在你的笔下自然是非常重要的题材，你经常会描写美丽的蚂蚁呀，河流呀，高梁杆呀。你和自然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莫言：如果我没有辍学，而是小学、中学、大学这么一直读下去，我也就不会和大自然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因为一个人放牛放羊，一天都不回来，中午带一点饭，在外面吃，一整个白天牛在吃草，羊在吃草，那我就只有看看植物，看看草地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追追鸟,找找刺猬，到水坝子里抓抓鱼，就是因为童年这段孤独的放牧生活，培养了我和大自然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我感觉植物也能够跟人进行交流，我会观察植物的各种变化，有的花早上是封闭着的，白天是盛开的，到了晚上又封闭起来，有的草的叶子晚上是并拢在一起的，像含羞草的叶子一样，白天是全部张开的，而且有的花的颜色是在不断变化的，早上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的时候是紫色的，晚上又变成红色的。鸟的叫声我觉得是很丰富的，如果一个没有观察过的孩子，他不知道鸟的不同的叫声代表什么，我是知道的。当一只鸟在我头上发出尖利的叫声，飞来飞去的时候，我知道它的巢必定在我周围很近的地方，因为我造成了对它的巢穴和巢穴里雏鸟的威胁。我仔细一看，果然在草的遮盖之下有一个鸟巢，里面有几只雏鸟。当我慢慢地离开的时候，鸟就飞上了蓝天。所以当我拿起笔写到这一段生活，写到土地，写到植物，写到动物的时候，就感觉到得心应手，感觉我的笔远远跟不上我头脑思维的速度，上句没写完，下句就连篇而来。当我写到城市生活，就没有这样一种便捷的思维。

问：除了花、草、鸟之外，你和动物家畜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和感情？你可以谈谈吗？

莫言：天天和牛打交道，它就是你的伙伴，就是你的朋友，这时候你就感觉到尽管它不能讲话，但它是有感情的。我经常会在牛眼睛里看到我自己的倒影，我也知道牛在看我，我也知道牛喜欢我对它做什么。放羊也是这样，当我听到一只小羊羔咩咩叫着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柔软，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当我小时候看到一头牛拉着犁，遭受着农夫的鞭打的时候，经常会眼睛里饱含泪水。牛、动物和人实际上应该是平等的，而现实当中却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我遇到虐待动物、虐待家畜的人，我心里真是恨透了他们。

问：《生死疲劳》里你也写过这种动物。

莫言：我家里曾经养过一头猪，猪养大了自然要卖，要卖猪，猪不走，我姐姐就拿葵花杆抽它，我就骂我姐姐，我姐姐跟我母亲说，我母亲就批评我，我说干吗要打它，我很难过。但是别人可能理解不了孩子对动物的这种情感，猪赖着不走，当然要打它，不打它怎么走？道理是这样，但我心里面很不忍，很难过。我从小就是心软的人，干不了大事情，只能写写，尤其搞不了军事，搞不了政治，因为心狠不下来。

问：你对生和死怎么看？

莫言：死亡让人悲伤，不只人的死亡，动物的死亡也让人感到难过。我当然看到过很多死亡，看到过自己亲人的死亡，也看到过周围邻居的死亡，也看到过很多动物的死亡，这确实是让人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终结。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没有死就没有生，就和没有生就没有死是一样的。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痛苦的办法，就是把死和生联系在一起，把死亡看成是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环节，无法摆脱的一个环节。死亡并不可怕，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生命是可以轮回的，死后可以托生转世，即便从纯粹的科学的角度来想，你死亡之后，你的身体会转化成为另外一种物质，所以对死亡的理解和超然实际上是建立在生命生生不息的基础上的。

问：你的本名是管谟业,是因为你的母亲让你不要说话所以你选择了莫言作为笔名是吗？

莫言：我在里也说过，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讲话的孩子，但我的童年是中国社会很不正常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搞阶级斗争，制造了许多所谓的敌人，一句话讲得不妥当，很可能给家里带来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祸，我的父母亲就教育我们尽量不要多说话，最好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去听，更不要去插嘴，而我喜欢说话，曾经给家里带来了麻烦。我母亲父亲就教育我不要说话，尽量少说话。其实我想大多数农民都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后来我拿起笔来学习写作时，想到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恰好我的本名中间的这个“谟”字，一拆两半就是“莫言”，就觉得挺好的，而且“莫言”嘛，就是你少说话，多干事,有时候你光去说，没干出实际事情也不行，我把该用嘴巴说出来的，用笔写下来了，所以“莫言”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就是嘴要少说，笔要多写，能言不用嘴，真正会说话的人不必用嘴巴，他可以用一种更加有力量的方式，用笔写出来。

问：你曾经写过右派，在自己的里，右派是怎么回事？

莫言：我的里写过右派，中篇《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里面写了一群右派。中国在1957年的时候把很多知识分子划成了右派，有右派就有左派，左派代表了革命，代表了进步，代表了正义；右派就代表了落后、反动。一旦被划成右派后，如果是教师就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如果是医生就可能被剥夺了诊病的权利，如果是学生就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这些“右派”会被集中到一起接受改造。我的里就写到了一群来自各个行业的右派，他们在一起劳动改造。实际上他们人人身怀绝技，让我们农民敬佩，当时我们看到这些右派，都没觉得他们不好，都觉得他们真了不起，而且很多右派的生活可能他们自己感觉到很痛苦，而我们作为农民的孩子，还觉得他们生活得挺好的，我记得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右派？有的右派是体育运动者，跳高可以跳到一米八，有的右派是音乐演奏者，能够演奏二胡，有的右派是报社的总编，能够在黑板报上不打草稿写出文章，有的右派是医生，有的右派是建筑设计师，所以我当时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右派呢？

问：你能介绍一下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被划为右派吗？

莫言：这是1957年搞的政治运动。有的人因为对社会的批评，有的人因为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情况，被划为“右派”。有的人就是因为一句话，被划为“右派”。譬如有的人问，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有的人说我们现在生活不好，吃不饱，这就被划成右派了。有一些知识分子可能是对共产党的一些政策进行批评，说你们的政策不对，应该更宽松，这自然也被划为右派。

问：他们本来说的是对的。

莫言：本来说的是对的，结果后来变成错误的了。1978年以后把所有的右派都改正了，平反了。

问：你说八十年代的写作，是存在一些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