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大约十几年前，有几首很流行的歌曾特别打动过我。它们是《我的家乡并不美》《黄土高坡》《我拿什么送给你》《家乡才有九月九》等。也许歌名我说的不对，但某些歌词似乎至今仍印在脑海里，如“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男人为它累弯了腰，女人为它锁愁眉”、“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风沙漫漫无边地走，什么都没改变”、“我拿什么送给你，我的小孩”、“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乡才有美酒才有九月九”……除了“我拿什么送给你”，将以上歌的歌词串联起来，便基本是当年中国贫困省份的农村情形。那些歌当年唱出了中国农民儿女的心曲。中国之农民，已被愁苦生活压榨得近于麻木，只有他们的儿女，于麻木中仍执有些许之希翼。诸歌词中，尤那“什么都没改变”一句，听来最使人揪心，每听每欲落泪。然而那些毕竟是八十年代前后的歌，“什么都没改变”，乃相对于建国之后前三十年而言。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命运，却是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的。有些农村富了，有些农村脱贫了——而有些农村，依然贫穷落后着。各项益农政策，只不过使那些农村的农民于愁苦中得以喘息而已。他们收入的基本指望，是他们进城务工的儿女。那样一些农民的儿女，是那样一些农村的“精锐劳力军团”。若他们挣不回钱去，那样一些农村人家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在全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儿女中，他们究竟占多少呢？目前未闻有统计数字。依我想来，大约比半数要多。并且，他们都将是“资深农民工”。哪一天为止，我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差不多都是要由青年干到中年的吧？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时，他们不干家庭生活会塌方的。

在这样一种大情况背景之下，“休闲”二字之于他们，确乎意味着是一种毫无设身处地感受的极想当然的说法。常言的“休”以要有环境条件为前提的，而“闲”是指心情不但足以放松，且较愉悦。我觉得，此两方面，对于他们似乎是奢望。故我非常理解第一个问题的质疑性质，而且也作如是想。所以我更愿这样讨论这个问题，即——在法定的节假休息日里，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他们的人，究竟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又实际需要哪些关心。我认为以下几点是可做的：（一）帮助他们提高依法维护自身种种权利之意识（工资按时应得权、工作安全保护权、工伤补偿权、居住条件权、饮食卫生权、性别平等权、女性不受骚扰权等等）；（二）传授日常疾病预防常识；（三）工伤互救常识；（四）突发事故应对常识；（五）授受城市文明约束，融入城市文明常识；（六）打官司的常识；（七）自我心理减压和调适常识；（八）人际交往常识；（九）不受骗上当的常识……

想到他们是些背井离乡肩负帮助家庭脱贫的孩子，应该也值得告诉他们的事不少。有些事，我自己在有关方面的组织下是做过的，时间通常是每年的小长假期间。我觉得大多数的他们也是爱听，且认为听了对自己有益……

二、他们的工作都很劳累，辛苦。休息日对于他们主要是补觉、歇乏。但情况不尽相同，极少数幸运的他们，成为厂区颇像样子的工厂的工人，居住情况也还过得去。那么他们虽劳累、辛苦，心情总归较为舒畅。那么，读书、技能讲座，甚至文娱爱好培训，也都是他们欢迎的。倘为他们举行慰劳性的文娱义演，他们自然是高兴的。但目前而言，能为他们想得如此周到的用人单位极少极少。那些终日劳作在流水线旁的他们，基本工资是低的。倘要多挣点，须加班加点。每日工作十三四小时是常事。所以他们更需要的往往是睡眠不是娱乐。那么，至于他们真的有点儿精力了应怎样娱乐，不必谁多操闲心——结伴吃大排档或“麻辣烫”、“串串烧”吗？在路边花两元钱唱一曲“马路红”式的卡拉ok吗？在网吧里玩几个小时的游戏吗？看场电影吗？逛逛公园商场吗？不碍事地坐那儿发呆吗……随人家便好了。只要不沾染黄、赌、毒；不有碍观瞻；不违犯城市管理条例，不必自作多情地操心。他们的自由选择和高兴，便当是我们城市里人的欣慰和高兴……

三、这个问题倒是提得好些，值得当成个问题进行讨论。城市社会是那么的不同于非洲部落和与世隔绝的山区；在城市社会，尤其全面商业化了的城市社会，若非立足于体面的物质水平之上，“生活得更有尊严”是一句空话。一户人家若连菜都买不起了，捡菜市场的菜叶以佐三餐，或孩子看到别人家吃肉便流口水，所谓尊严是没法自保的。前几年这样的人家还是有的，近年“低保”实行得较好，已少有所闻。“尊严”不仅仅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关，其他方面姑且省略不谈，多谈谈“尊严的劳动”。让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劳动者，特别是做那种脏、累、挣钱又少的活儿的体力劳动者，如果仅仅被视为劳力，甚或命该如此的苦力，而不被当成也必须友善而礼貌地对待的一个人，则他或她根本不能感受到劳动者的尊严。这不应是一个向他们自身提出的问题，而主要应是对社会平等的叩问。几年前，我的眼多次见到类似《包身工》的劳动者，其中不乏少男少女；也见过类似“劳改苦工”的襄·阿让似的劳动者；还见过仿佛在中世纪奴隶作坊里干活的劳动者；甚至见过仿佛古埃及奴隶在建金字塔的大劳动场面。听说监工对他们的态度十分恶劣。他们的人身安全几乎无保障，吃住条件也很差，甚至有打手严防他们逃跑。他们的身份证、手机往往也遭扣留，讨要工资每被打骂……这等现象，何谈“有尊严的劳动”？这分明是社会的丑陋，是犯法现象。必须要有严厉的法律消除那种丑陋，并确保那些劳动者不受非人对待。在这方面，我们的法律和执法者实在是对那些被称为“老板”的人太仁慈了；某些地方官员屁股坐歪了，缺乏对劳动者起码的感情立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直至闹出人命来，或被看不过眼去的人曝了光，才不得不作为一下。严厉的法律一经向社会公布，有胆敢挑战者，当像打击黑恶势力一样予以打击！

总而言之，“有尊严的劳动”也罢，“有尊严的生活”也罢，公休日的休息内容和质量也罢，如你所言，首先应立足于对政府对社会的建言，而不是反过来“教化”需要关注和关怀的劳动者，仿佛全是由于他们劳动得太愚钝生活得太乏情趣似的。启蒙他们的自我意识是必要的，启蒙社会良知则更必要。我们的社会太缺少人文情怀。“利益最大化”的贪欲法则侵向社会各个方面，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一切关系似乎全都利益化了，有利而丧天良，无利而见死不救，这样下去是万万不可的！当今之中国，应大讲特讲“利益人文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管有些人多么烦，另外一些人也还是要讲，必须讲！

四、这首歌我听到过。极有情怀的一首歌。《卖火柴的小女孩》不是写给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她们得卖掉多少包火柴才买得起一本安徒生的童话集呢？安徒生是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他不啻是两百年前整个欧洲的人道主义烘炉，他一个人就是一所“人文主义学校”。《卖火柴的小女孩》《小天使》《快乐王子》等等童话，主要是安徒生、王尔德们写给不至于在大冬天里卖火柴的男孩女孩们看的，而后者们大抵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或是贵族家庭的孩子。安徒生们往他们心灵里播人文的种子，以使他们长大后成为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人。这样的人多了，于是“良知社会”可以实现。

《春天里》既是为农民工兄弟姐妹们创作的，首先当然也是唱给他们听的。由他们自己唱来，感染力更强了。这首歌同时也感动了许许多多不是农民工的人，这一点更重要。否则，岂不成了农民工们自己感动自己了吗？

我们的社会还能被一首这样的歌所感动，这是我们对社会仍抱有不泯之希望的充分理由。我们的社会很需要这样的歌，这样的戏剧，这样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剧；甚至，包括摄影和绘画……

在此时代，文艺不仅要彰显它的商业能动性，还要弘扬自身的人文情怀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