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由300余页知青日记辑成的书稿。

在我看来，乃是几十名当年知青的内心独白。

至今，我已为全国各地许多当年的知青们的书稿写过序了，但却第一次为这种由日记辑成的书稿写序。

那么，也让我以日记的方式来写这一篇序吧。

昨天——2011年4月22日上午9点半，我参加了本年度的“中华文学写作者年会”。年会由中国散文学会、《散文选刊》（下半月刊）、《长篇选刊》合办，到会者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写作爱好者，亦主要是诗歌、散文、的获奖者。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俊杰、国家广电总局剧本中心主任高尔纯、全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等都到会了，并都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向获奖者们表达了热情洋溢的祝贺……

下午，我本是要作一次创作讲座的——但我想，这篇序真是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说明原因，得到朋友们的谅解，开始在家中读这部书稿。晚饭前，读罢三分之一；晚饭后，又读罢三分之一。今天——4月23日上午，全部读完。

书稿中呈现出某些相当有时代认知价值的人、事。如：

哈尔滨女知青郝志宏，听了农场干部的动员报告之后，“情绪十分激动，也没和家人商量就第一个报了名”。

这刚满十八岁的中学女生何以“十分激动”呢？因为报告人说：“农场的生活条件可好了，常年吃大米。土豆像香瓜一样大，像倭瓜一样面，天天早上喝牛奶，吃的是大白馒头。”

当年，哈尔滨人每人每月才两斤白面，一斤大米。普通城市人是根本喝不到牛奶的；尚未参加工作的儿女一年到头是难得吃上几次大白馒头和大米饭的；春节期间才能往饱了吃几顿。家家户户平时是舍不得吃大米白面的，为春节过得高兴，得月月留存。并且，对于上班的人，也总须照顾——隔几天蒸一屉白面与苞谷面相掺的馒头给他们带。若还有老人，更须留存米面在老人生病时改善一下他们的伙食。

所以可以这么说，农场干部的话，不但对郝志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几乎对当年所有北方城市的儿女都具有同样巨大的吸引力。

在当年，“吃什么”是中国人的第一幸福要素。那么，农场干部“瞎忽悠”没有呢？

也没有。

北方的大多数农场，口粮确实以面粉为主。每年麦收以后，新面蒸的馒头确实又白又香。土豆也确实很大，很沙。至于牛奶，除了养牛多的农场，一般农场的职工绝不会天天喝到。即使天天有得喝，那也得买。知青每月32元的工资，若天天早上买牛奶喝，每月也就剩不下几元钱了。

农场干部们还说：“谁报名下乡谁就是革命的，不报名下乡就是不革命，阻挡下乡就是反革命，早走早革命，晚走晚革命。”

由于没和家人商量，郝志宏“第一个报了名”的“革命行动”，使父母一时乱了方寸。但她是那么的固执，父母难以阻挡。想想吧，那不是有“反革命”之嫌吗？

然而，她迁完户口，“走出派出所，我的心里一阵空荡，有些念恋城市，留恋家”。下乡知青专列开动后，“当哭声平静下来，我才品味到对家乡和对亲人的无比依恋，开始号啕大哭。车不停，我哭个不停……我想家，想我那温馨的房间，我的滑冰鞋，我的游泳衣，我的手风琴……”

列车加水时，她居然偷偷溜下了车，爬上空货车，于半夜回到了哈尔滨车站货场，坐人力三轮再回到家里……

在当年，她居然有自己“温馨的房间”，有滑冰鞋、游泳衣、手风琴，证明她生活在不一般的家庭里。若是生活在儿女较多的普通人家，大约便没有以上经历了。对于后者们，下乡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之事……

郝志宏当年的下乡过程，相当有故事性地诠释了这样一种时代现象——“激动”乃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特别普遍的一种动力；对于第一、二批知青们而言，尤其如此。

与郝志宏的下乡经历相似的还有岳淑霞，她是到了农场之后又跑回家里去的。怎么办呢？城市户口已经注销了，女儿已经属于农场的人了，父亲只有与她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用“革命”思想再将她劝回去。

后来，这两名知青，都是坚持到最后一年才返城的。

陈忠礼是一名兵团知青，负责每天敲连队的钟。这是不足论道之事。

但对于陈忠礼意义重大。

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我每天敲钟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为革命在敲钟。早上敲钟是叫同志们起床跑步，上工前敲钟是叫同志们马上去战斗，批判会前敲钟是号召全体战士们拿起武器和敌人去交锋。我敲的是革命的钟，鼓励战友们在工作中去革命，在革命中去工作。我敲的是革命的警钟，敲得阶级敌人胆战心慌。革命同志喜欢我的钟声，阶级敌人害怕我的钟声。我敲的是革命战斗的钟，我敲的是对阶级敌人警告的钟……”

可阶级敌人在哪里呢？

刘建生一到农场就赶上了一场揭发、批判叛徒、特务的群众大会。详细的揭批过程他的日记中并没写到。但我们过来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被斗争的人，那不啻是人生灾难。那种灾难，每使有的人致残、被打死，或自杀。我当年在兵团当班长时，我那个班的知青就打死过被冤扣上“特务”罪名的人。那件事使我当年气愤得辞去了班长，对于我那个班的几名知青，我永远难以原谅，也从没打算原谅。两年前，在一次知青战友的聚会餐桌上，我居然又发火地对一名知青战友斥问：“说！你当年打过人没有？！”

刘建生日记中写到的那个“叛徒、特务”侥幸熬过了那个时代，“文革”后得以平反，又当上了教师。

但那场批斗会对刘建生的教育是——“誓将农村的斗、批、改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只要思想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似乎便总能在现实之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一名当老师的女知青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带领红小兵执勤，监查“投机倒把分子”和不上自行车牌照的人。并且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应该继续战斗下去。”在当年，在农场，所谓投机倒把，无非就是做点儿能挣几角钱的小生意。

她和孩子们扣住了一个没有自行车牌照的人，那人态度不是很好。她对他进行教育，讲“革命”道理：“没有自行车牌照就是欺骗国家。”其实那人的自行车牌照只不过掉在家里了，回家取来后，也就被放行了。

而这件事，使她认识到——“一个人能为人民多做些事是光荣的，我是新中国的一员，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更应该做好这项工作。做这项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是斗争的需要，是保卫红色江山的需要，以后我还要再接再厉，做好这项工作，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也存在于知青之间。

同宿舍的几名知青由于嘴馋，从晒场上用手套“偷”回了一些黄豆，也就一斤多吧，至晚撒在炉盖上烤爆了吃着玩儿，不料她们中有了揭发者——于是连长找到她们头上了，与她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进行谆谆教导：“连里正在进行斗批改运动，阶级斗争日趋复杂，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设法把黑手伸向知识青年，千方百计拉你们下水，你们可要提高警惕，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啊！”

连长的话使她们莫明其妙。

于是连长又引导她们对着毛主席像“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一狠斗，使他们交代了“黄豆事件”。

连长最后说：“这问题性质很严重，说大了是盗窃国家财产，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鉴于她们是知青，又是初犯，连长宽大了她们，只命她们每人写检讨书……

这名女知青在劳动中脚被长钉穿透，连队派马车紧急将她送往医院——而医护人员们，在救治前首先与之共同学习“最高指示”……

还好，长钉只不过从脚趾缝间穿过。

知青潘春燕，因家庭历史中有“不清楚的问题”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偏偏这时候，她心中还萌生了对异性的爱情！

爱情啊，多么糟糕的事啊！

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想到爱情这件事，竟然毫不留情地向我进攻。这成何体统？简直是岂有此理。我恨这些（追求她的人）不想革命，只想谈恋爱的人，更不愿让这些无聊的事来绕身……我不是没感情，为了革命，让爱情在我这里缓行。”

知青刘汝龙，是那么的充满了“革命激情”，在探家的列车上，也要主动办起政治学习班，与全车厢的乘客狠批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指挥大家高唱语录歌曲……

知青柴春泽是煤矿业干部子弟，他父亲在写给他的信中向他透露，他将会被招工到矿上。而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既批判了父亲，也表达了自己扎根农村的决心。在当年，他的回信公开发表在报上了，他成了全国知青学习的榜样。“文革”后，他被怀疑是“与四人帮有关系”的人，接受过审查。最终，却还是恢复了他的党籍……

通过一年的辛勤劳动，我今天得到了回报，分到了口粮和蔬菜。口粮共690斤。其中小麦70斤，谷子60斤，大豆20斤，玉米500斤，高粱40斤；蔬菜共300斤，其中土豆100斤（合4元钱），山东菜200斤（合5元钱），此外还有大蒜100头（5角钱）。总出勤工分1739分，共收入152元1角4分，扣除口粮和菜款，还剩84元7角1分……

以上是一名插队男知青1975年12月1日的日记。这一则日记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一名青年一年的收入，七扣八扣，只不过八十几元啊！

那样的年代究竟好在哪儿呢？

我们这一代过来人的回忆的意义，正在于以见证人的资格说——中国绝不能倒退回去！向前发展才能改变令人不满且忧虑的现状。

俱往矣。

所有这些真实的人、事，虽然只不过距今三十年，却分明地早已被岁月所湮灭，被文化所屏蔽，被社会意识形态所稀释、冲淡，于是，差不多也就被当下的人们所彻底忘却了。

联系到我昨日上午参加的会，感慨良多。两百多到会者，多数是已退休的人。他们中，许多人也曾是知青，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爱上了写作这件事；写诗，写散文，写，写时评。在他们笔下，亲情、友情、爱情，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现象的关系，人与自身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系，一一写来。有的文字温暖敦厚，有的文字优美精致，有的文字浪漫，有的文字幽默，有的文字深刻犀利、富有哲理……总而言之，他们的文字，使他们表现为有情调、有情趣、有情绪，养成情怀和追求情怀的人……

将如上内容与《知青日记》相比较，我真的觉得《知青日记》的内容是那么的干瘪。除了随时准备对别人发起批判和不依不饶的自我批判，简直可以说无复另有其他内容。甚至干重活之后觉得累了，也要对自己那累了的自然而然的身体感觉批判一通。即使只将两种文字相比较，后一种文字史无前例地如出一辙，也管教今人愕错不已。那比现而今最不像话的官话还不像话——“毛主席”、“忠于”、“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批判”、“打倒”等等词汇，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也似乎成为华词丽句。

如此评来，难道毫无意义了不成？否。

我想，出版这一部《知青日记》的意义恰在于，足可引起一种叩问——谁使几乎整整一代人变成了那样？他们和她们又是怎么被变成了那样？

毫无疑问，被变成过那样，对于个人的青春年华是极其可悲可叹的。而对于一个国家，是特别可怕的。

当极“左”的政治将文化从人们的生活中扫荡尽净，并进而彻底取代了文化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普通人不可能不被异化为极“左”政治随时都可轻而易举地加以利用的“活的工具”。

这乃是“文革”的秘密。

《知青日记》极真实地曝光了这一秘密。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人们，注意不要使那样的时代卷土重来呵！警惕再被那种所谓的“革命”忽悠呵……

2011年4月2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