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雨——福建泉州人，长我十岁；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评论家。并且是位出色的编剧。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改编及创作了《红高粱》《带轱辘的摇篮》《大漠双雄》《紧急追捕》等优秀影片。也是动画片《宝莲灯》和《赵氏孤儿》的文学顾问、编剧。

他还是富有热情的电影活动家。

可以这样说，四十岁以上的中国电影人，不知陈剑雨者是很少的。

我和他曾随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所组织的团队共同访问日本。前几天，他的夫人向前大姐用信函寄来了几张他在日本为我拍的照片，并在短信中告知我，剑雨因病去世了。

我心戚然。

由此忆起我与剑雨兄从相识到相知的往事。

一九七九年，是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第二年。时年三十岁，未婚。剑雨兄当年任《电影艺术》的编辑，刚满四十岁。

某日我阅《电影艺术》，头条文章是谈电影中的人性与人情问题的。两年前才粉碎了“四人帮”；一年前《电影艺术》才复刊；中国新时期电影的开端之作还没问世。故剑雨兄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中国电影而言的。众所周知，在一九七九年以前，“人性论”不但是打击中国文学的一柄大棒，更是砍杀中国电影的利斧。许多国产电影，仅仅因为表现了美好的、普世的人性和人类情感，便被扣上了宣扬和贩卖“资产阶级人性”的黑帽子，于是编、导、演“罪”责难逃，命运陷于悲惨。

后来，“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但其危害文艺界的余毒还没被彻底肃清。

在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等方面，业内人士们仍觉时时被不信任的、监察的眼所暌注，并觉时时潜伏着再次被划入“另册”的威慑存在。用当时业内人士无奈的说法是“头上悬刀”、是“走钢丝”、是“戴着镣铐舞蹈”，总而言之，是心有余悸。“反右”及“文革”恐惧后遗症，仍是笼罩在业内人士心头之乌云。后来果然就发生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于是一些刚刚获得政治平反的人士，真的又被划入了“另册”，证明人们的谨慎和担心并非神经过敏……

在许多人心有余悸的情况下，剑雨兄以长文质疑“人性论”之罪名，指出若不为“人性论”彻底平反，中国之文学和电影，绝难摆脱政治桎梏的束缚……

应该说，这在当年是颇需要勇气的，因为“左”的势力不但仍在，而且仍可置人于绝境。

也应该说，当年的中国影坛，迫切需要那样一篇有质量的文章。但是，我以我当年的眼光，看了那样一篇文章，却不由得一时来气。

何故？

因为我从少年时起，便早已深深地中了雨果、屠格涅夫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了，而且无怨无悔，而且中“毒”有理。

虽然，我完全理解剑雨兄文章的良好目的，也预见得到它的良好效果，但剑雨兄文章中时时映入我眼的“无产阶级的美好人性”、“社会主义的人性颂歌”之类文字，似伤我眼。

于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当即开始写成一篇六千余字的文章，题曰——《浅谈“阶级的人性”和“超阶级人性”——兼与陈剑雨同志商榷》。

我的观点是，什么“资产阶级的人性”，什么“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性的美好如果只在阶级的范围内获得提倡，其美好的质地是可疑的。而人性的美好一旦超乎阶级意识，其美好才更美好。总而言之，无非是说——“超阶级的人性万岁”！

当年，《电影艺术》编辑部在新闻电影制片厂院内。

某日，我骑辆北影编导室公用的破自行车，带着我的文章，也带着三十岁电影界新人那一种冲劲儿，来到了新影厂。

“哪位是陈剑雨同志？”

“我是。”

“这是一篇与你商榷的文章，那么，请你亲自来处理吧！”“您是……”

我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单位，他请我坐下，为我沏茶，问我吸不吸烟。当时编辑部那一间办公室仅他一人。他指间夹烟，正改稿。

我从兜里掏自己的烟时，他说：“别掏了，干脆吸我的吧。”我一愣，但接过了他的烟。

他说编辑部的别人们都开会去了，只有他自己留下值班；之后问：“你对我那篇文章的内容有什么意见？”

面对一位兄长般年龄，又兄长般和气的编辑，我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甚而，有些后悔自己的做法。

我急急切切地向他陈述我的观点。

他端端正正地坐着，聚精会神地倾听。

我举例——鲁迅先生说，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这自然是由阶级的人性所决定。但，如果林妹妹失足落水，沉浮呼救，焦大恰巧第一时间经过岸边，他救不救她呢？如若救了，那时焦大的下人阶级的人性，不就成了超阶级的人性了吗？如若竟见死不救，那么焦大还算是个人吗……

剑雨兄频频点头。

我更加不知所措，嘟哝：“其实，文章不发也没什么，能与你面对面讨论人性问题，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说：“究竟能不能发，我一个人做不了主。给我几天时间，等我消息行不行？”

我说：“当然行。”

一个诚恳，厚道，涵养很高，说话负责任的人——他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离开新影厂时，我确乎已不在意自己的商榷文章能否在《电影艺术》发表了。

数日后，不料他竟冒着中午的炎热，也骑辆旧自行车，找到了我住在北影的单身宿舍。

他说：“你的文章通过了。”显出极高兴的样子。我大受感动，说我已忘了那事儿了。

他又说：“但是题目最好改一改，不要在题目中直接写出‘超阶级人性’的字样，改为‘共同人性’，这你肯不能接受……”

见我犹豫，他又说：“文章中关于‘超阶级人性’的观点，可一字不改……”

我立即说：“那行，那行。”

他的一只手，就拍在我肩上了。

他说，他亲自做我那篇文章的责编，下午就发稿，他还要赶回编辑部认真校对一番。

他连口水也没喝，说罢，匆匆告辞。

隔了一期，我那篇文章《电影艺术》发表了，还是栏目上很靠前的一篇文章……

后来，我们在几次座谈会上又见到过，关系一次比一次亲密。记得，曾有人当着我们的面问：“别人，即使曾是朋友，公开在报刊上一商榷，关系就出裂痕了，怎么你们，反倒成了朋友？”

剑雨兄便默默地笑。

我呢，也只有笑。

再后来，我了解到，我那一篇文章，虽然改了题目，还是被上级点名严加批判了。

我替是我那一篇文章责编的剑雨兄不安，打电话问他情况，他在电话那一端说：“没事儿，没事，我比你年长，保护你一下应该的，扛扛就过去了。”

“我比你年长，保护你一下应该的。”他这一句话，我是怎么也不会忘的。

在日本访问期间，我们一有机会，便坐在一起说啊说啊的。团长谢铁骊老师因问：“你们怎么那么好？”

他愣了愣，问我：“是啊，咱俩怎么这么好？咱们怎么认识的来着？”

分明，他已忘了十几年前的事。我心里顿时一片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