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怀念陈剑雨兄

作者: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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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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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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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922字

陈剑雨——福建泉州人,长我十岁;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评论家。并且是位出色的编剧。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改编及创作了《红高粱》《带轱辘的摇篮》《大漠双雄》《紧急追捕》等优秀影片。也是动画片《宝莲灯》和《赵氏孤儿》的文学顾问、编剧。


他还是富有热情的电影活动家。


可以这样说,四十岁以上的中国电影人,不知陈剑雨者是很少的。


我和他曾随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所组织的团队共同访问日本。前几天,他的夫人向前大姐用信函寄来了几张他在日本为我拍的照片,并在短信中告知我,剑雨因病去世了。


我心戚然。


由此忆起我与剑雨兄从相识到相知的往事。


一九七九年,是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第二年。时年三十岁,未婚。剑雨兄当年任《电影艺术》的编辑,刚满四十岁。


某日我阅《电影艺术》,头条文章是谈电影中的人性与人情问题的。两年前才粉碎了“四人帮”;一年前《电影艺术》才复刊;中国新时期电影的开端之作还没问世。故剑雨兄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中国电影而言的。众所周知,在一九七九年以前,“人性论”不但是打击中国文学的一柄大棒,更是砍杀中国电影的利斧。许多国产电影,仅仅因为表现了美好的、普世的人性和人类情感,便被扣上了宣扬和贩卖“资产阶级人性”的黑帽子,于是编、导、演“罪”责难逃,命运陷于悲惨。


后来,“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但其危害文艺界的余毒还没被彻底肃清。


在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等方面,业内人士们仍觉时时被不信任的、监察的眼所暌注,并觉时时潜伏着再次被划入“另册”的威慑存在。用当时业内人士无奈的说法是“头上悬刀”、是“走钢丝”、是“戴着镣铐舞蹈”,总而言之,是心有余悸。“反右”及“文革”恐惧后遗症,仍是笼罩在业内人士心头之乌云。后来果然就发生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于是一些刚刚获得政治平反的人士,真的又被划入了“另册”,证明人们的谨慎和担心并非神经过敏……


在许多人心有余悸的情况下,剑雨兄以长文质疑“人性论”之罪名,指出若不为“人性论”彻底平反,中国之文学和电影,绝难摆脱政治桎梏的束缚……


应该说,这在当年是颇需要勇气的,因为“左”的势力不但仍在,而且仍可置人于绝境。


也应该说,当年的中国影坛,迫切需要那样一篇有质量的文章。但是,我以我当年的眼光,看了那样一篇文章,却不由得一时来气。


何故?


因为我从少年时起,便早已深深地中了雨果、屠格涅夫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了,而且无怨无悔,而且中“毒”有理。


虽然,我完全理解剑雨兄文章的良好目的,也预见得到它的良好效果,但剑雨兄文章中时时映入我眼的“无产阶级的美好人性”、“社会主义的人性颂歌”之类文字,似伤我眼。


于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当即开始写成一篇六千余字的文章,题曰——《浅谈“阶级的人性”和“超阶级人性”——兼与陈剑雨同志商榷》。


我的观点是,什么“资产阶级的人性”,什么“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性的美好如果只在阶级的范围内获得提倡,其美好的质地是可疑的。而人性的美好一旦超乎阶级意识,其美好才更美好。总而言之,无非是说——“超阶级的人性万岁”!


当年,《电影艺术》编辑部在新闻电影制片厂院内。


某日,我骑辆北影编导室公用的破自行车,带着我的文章,也带着三十岁电影界新人那一种冲劲儿,来到了新影厂。


“哪位是陈剑雨同志?”


“我是。”


“这是一篇与你商榷的文章,那么,请你亲自来处理吧!”“您是……”


我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单位,他请我坐下,为我沏茶,问我吸不吸烟。当时编辑部那一间办公室仅他一人。他指间夹烟,正改稿。


我从兜里掏自己的烟时,他说:“别掏了,干脆吸我的吧。”我一愣,但接过了他的烟。


他说编辑部的别人们都开会去了,只有他自己留下值班;之后问:“你对我那篇文章的内容有什么意见?”


面对一位兄长般年龄,又兄长般和气的编辑,我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甚而,有些后悔自己的做法。


我急急切切地向他陈述我的观点。


他端端正正地坐着,聚精会神地倾听。


我举例——鲁迅先生说,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这自然是由阶级的人性所决定。但,如果林妹妹失足落水,沉浮呼救,焦大恰巧第一时间经过岸边,他救不救她呢?如若救了,那时焦大的下人阶级的人性,不就成了超阶级的人性了吗?如若竟见死不救,那么焦大还算是个人吗……


剑雨兄频频点头。


我更加不知所措,嘟哝:“其实,文章不发也没什么,能与你面对面讨论人性问题,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说:“究竟能不能发,我一个人做不了主。给我几天时间,等我消息行不行?”


我说:“当然行。”


一个诚恳,厚道,涵养很高,说话负责任的人——他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离开新影厂时,我确乎已不在意自己的商榷文章能否在《电影艺术》发表了。


数日后,不料他竟冒着中午的炎热,也骑辆旧自行车,找到了我住在北影的单身宿舍。


他说:“你的文章通过了。”显出极高兴的样子。我大受感动,说我已忘了那事儿了。


他又说:“但是题目最好改一改,不要在题目中直接写出‘超阶级人性’的字样,改为‘共同人性’,这你肯不能接受……”


见我犹豫,他又说:“文章中关于‘超阶级人性’的观点,可一字不改……”


我立即说:“那行,那行。”


他的一只手,就拍在我肩上了。


他说,他亲自做我那篇文章的责编,下午就发稿,他还要赶回编辑部认真校对一番。


他连口水也没喝,说罢,匆匆告辞。


隔了一期,我那篇文章《电影艺术》发表了,还是栏目上很靠前的一篇文章……


后来,我们在几次座谈会上又见到过,关系一次比一次亲密。记得,曾有人当着我们的面问:“别人,即使曾是朋友,公开在报刊上一商榷,关系就出裂痕了,怎么你们,反倒成了朋友?”


剑雨兄便默默地笑。


我呢,也只有笑。


再后来,我了解到,我那一篇文章,虽然改了题目,还是被上级点名严加批判了。


我替是我那一篇文章责编的剑雨兄不安,打电话问他情况,他在电话那一端说:“没事儿,没事,我比你年长,保护你一下应该的,扛扛就过去了。”


“我比你年长,保护你一下应该的。”他这一句话,我是怎么也不会忘的。


在日本访问期间,我们一有机会,便坐在一起说啊说啊的。团长谢铁骊老师因问:“你们怎么那么好?”


他愣了愣,问我:“是啊,咱俩怎么这么好?咱们怎么认识的来着?”


分明,他已忘了十几年前的事。我心里顿时一片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