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馆也有一部分淹了水。酒保将所有人赶到外面，这些人手里还握着鸡尾酒杯，有的呆望着高涨的潮水，有的则四处闲晃。在桥附近摇头晃脑的摇滚乐手们，还在弹奏之前弹过的同一首歌。又或许，那首歌从刚刚弹奏到现在一直没停过，不过主奏吉他手显然还是肯尼·费普斯，看他卖力表演空气吉他的模样，估计没多久就该扭伤脖子了。

在海岸线的上缘，有十几个或上百个人，正踩着潮水走在淹水的小屋旁，但我没再多看他们，因为我很确定自己看见了安琪·史坦纳，她正大咧咧地走在哈龙桥上，旁边跟着虚伪法兰基和我最爱的那条狗。

我将独木舟拉到哈龙桥旁地势较高的草地上，这该死的桥已经几乎是半浸在水中了，然后往她的方向冲过去。我撞到一位在桥上查看潮汐表的女土，还推翻了一辆婴儿车——幸好里面没有婴儿。我没停下来道歉，我心中的那种恐怖感，就像是突然在市集中走失了的小孩，而且知道再见到爸妈的机会微乎其微。我不知道在平常的状况下自己认人的能力算不算好，但这时周边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像陌生人，又都像是安琪。有两次我以为自己看到她了，而且每次我的胸口都像是送了一口气一样。最后，我终于放弃了追逐，弯下腰来喘个不停，我想我该找点喝的东西，除此之外，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我又走回桥上，想去抓住费普斯，让他停下来，这时突然听到靠近酒馆的那端传来一声狗吠，我看到法兰基正将一颗橘色的网球丢进不断打转泛着泡沫的水边。

安琪正面对着另外一个方向，专心地盯着气势汹涌的海湾。她戴着棒球帽，穿着裤管剪掉一半的牛仔裤，从这个距离外看起来一切都正常得不得了。我走到她身边时，她花了一段时间才认出来，连忙伸出手来抱住我。

“迈尔斯，”她说，“我可爱的迈尔斯。”她抱得是那么的紧，让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一旦开始哭我就停不下来了，就像打嗝打得太厉害，或是那种无法自抑的笑，就算有人拿着bb弹猛射你的鼻子，你也停不下来。我哭得太厉害，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是喉咙哑掉的海狮。安琪像以前一样轻轻摇晃我，好不容易让我说出弗洛伦斯的事，结果我忍不住又哭个不停，哭到整个人都虚脱了。

我只记得，接下来我听到法兰基叫某个人滚开。

我抬头张望，看到离我们五六米左右有两个模糊的人影。“自重一点，”法兰基大吼，“滚开！”

“迈尔斯？”一个女士问道，我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摄影机镜头正对着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耳熟，但我看不清楚她的样子。“可不可以和我谈谈你预测的这次奇妙的大涨潮？”

法兰基再次命令他们滚开，而摄影师也冲他吼了回去，警告法兰基别再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丽兹叼着球冲上岸来，把海水甩到所有人身上，我才认出那个女人的声音和那双分得过开的眼睛。这时，安琪突然拉着我跑向酒馆进水的那一侧，然后再转个圈绕回来往桥边跑。此刻，这座桥仍然半浸在五十三年来最高的潮水中。

我指给她看独木舟的位置，安琪说我们坐船出去，我一时之间还会意不过来。一直到我们将船拉过桥，往北划出，我才明白了她的意思。虽然应该由她坐在船尾比较好平衡，但她还是让我坐到了后面。

等我们划到了潘西角附近，四周一切便平静了下来。为了让我不再想起弗洛伦斯，安琪指着一群棕色浮游生物，叫我看在其中悠闲游动的海月水母；又指着天上八只散乱不成队形的鸥鸶，说它们就像是栖木被高涨的潮水吞没后，迷失了方向。“你看那棵落叶松，”她边说边往那棵孤单矗立在绿色山坡上的黄色树木划去，“那么的明亮，看起来好像着了火一样。”

安琪将大部分划桨的工作都交给了我，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当天下午她和某个会吹高音萨克斯风的朋友一起去参加了爵士音乐会，结果引发了她们想组个纯女子乐队的灵感。她还说，她决定放弃北卡罗来纳大学，改去长青学院，至少先待一个学期。“我爸爸需要我。”她坦然地说着，还兴奋地提起一种叫皮克西或是皮克喜什么的新抗抑郁药，虽然会让她想睡觉，但她终于感觉活得又像自己了。“无论是好还是坏，”她拍拍自己的额头，“至少这里又是百分之百的安琪了。”

一群海豹冒出保龄球似的脑袋，小心翼翼地查看着我们。安琪欢快地向它们打着招呼，并跟一条提早洄游归来的鲑鱼道贺，就连附近五只慌忙擦过水面的野鸭——像失控的飞机在海面上紧急着陆一样——也引得她咯咯笑个不停。这时，潮水开始掉头，将我们向外拉。

我们身后跟着漂浮不定的浮木、黑莓树枝和各种不知名的灌木残枝，远处的海岸边也漂荡着两艘空独木舟，还有一艘不知从哪被潮水顺手牵羊带出来的绿色独木舟。突然我在水面上再次看见一道狭长的闪光——皇带鱼？结果发现那不过是光线的反射，又一次光影的诡计罢了。不过说了你可能不信，两星期后报纸上真的出现了一条皇带鱼的新闻。那条鱼有两米长，需要三个渔夫一起抓着才能老老实实地拍照。而同天的报纸上，在皇带鱼的上方出现了一张史坦纳法官不甚光彩的照片，一旁的文字报道说，由于法官对某位旧室友徇私枉法，相关机构将对此展开侦查行动。

安琪停下手中的桨，问我妈妈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回家。

“她只是说要‘一阵子’。爸爸一直说她随时都会回来，但我很怀疑。”

安琪没有试图解释什么，或许因为她知道我是对的，也或许是因为她看出来，我在这个夏天中已经学会并接受了一件事——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我长高了十五厘米，我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那个小不点迈尔斯·欧麦里就这么溜走不见了。

坐在船头的安琪半转过身来盯着我，问我到底是如何知道潮水会涨得这么高的。“弗洛伦斯说的。”我说。

“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所有人都听说了很多造成这场疯狂洪水的原因。海洋学家承认，这和他们原先所预测的潮水高度要高了三十甚至是六十厘米。也许月球的轨迹发生了偏移，与地球的距离产生了变化，谁知道呢？更何况，那天还下了场暴雨，让水面升高了十五厘米。而地震学家的说法是，费普斯在马桶座上感知的那起地震，可能也从土壤中挤出了更多的水分，溢到小溪和河流中，抬高了海湾的水平面。连那该死的风势可能也是助纣为虐的因素之一。对此，气象学家很快提出了警告：总之海峡每年将会升高两三厘米，最终奥林匹亚得靠着抽水机和堤防，才能勉强避开海洋的侵袭。但就算你相信上述的所有理由，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潮水还是高得不合常理，而这份深刻的记忆也无法因此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