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我一起进行牡蛎清洗和分类的工作，死掉的牡蛎扔掉，成熟的装箱，还没长成的就再重新整理起来。我们各司其职，他用法国小号般的声音权威十足地侃侃而谈，我则一边让太阳烤着——皮肤已经微微刺痛——一边倾听海鸥、苍鹭、裸泳者和其他生物拍打水面的声音。

“嗯，我们现在知道安琪躁郁的原因了。”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迈尔斯，你知道吗，这一切都和脑里的化学物质有关。我们的脑袋就是这么一回事，只要想得越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就会像变魔术一样涌现在大脑里。”

躁郁？他的意思是她疯了吗？

“要解决这种问题的唯一方法，便是使用更多的化学药物。”他继续说，“要找出某人需要什么很容易，但困难在于你得让他们接受。而你没办法让安琪拉·萝丝玛丽·史坦纳做任何事情，至少我从没成功过。我的三个儿子加起来都比她容易应付多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的关系，还是我的问题。”

他往上看，脸红彤彤的，仿佛他举起的是比牡蛎还重得多的东西。“我上礼拜四和克罗司比法官一起在餐厅吃午饭，我们正在争论法官应该是用投票选举出来或是用指派的时候，安琪跳着华尔兹进来了。克罗司比看她的表情，就好像是看到一个在街上随便乞讨的小鬼，虽然安琪给了他一个足以打败任何人的微笑。‘从窗户外面看到你们，爹地。’她说，‘只是想来打个招呼。’她看起来是那么的甜美从容，让我反而慌张不知所措起来，只能回答她‘谢谢’。她听了后大笑起来，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但她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她弯下腰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就像以前她在睡前都会做的那样，然后又踏着华尔兹的舞步走出餐厅。克罗司比从餐桌另一头倾过身来，问我：‘你什么时候也要去穿个眉环啊，诺曼？’仿佛她让我丢脸了。”

法官又拿起一枚牡蛎，翻过来放在他的橡皮手套上，热切地盯着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将目光转开，看着接近正午的炎炎烈日，让阳光灼痛我的眼皮，努力想把他刚说的话拼凑起来。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我已经很习惯大人们在我身边谈论一些奇怪的隐私了，他们认为我太小不会去闲言八卦，但这次真的很不寻常，就算对爱说话的法官而言也很奇怪。

“只要她吃药，就会有进展，但我很清楚，她将可治律和那个星期拿到的所有药混在一起乱吃。我当然很想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想知道。她的问题在于，作聪明的选择会让她无聊得要命。我想你应该听说过，她有次表演在舞台上昏倒的事吧？”

“没有。”我说谎了。

法官摘下太阳眼镜，用他油漆斑斑的恤衣角，很有技巧地将两边镜片都擦拭干净。在不说话的时候，他看起来真的很平凡，丰满多肉看不见下巴的脸上，凹现出两只朦胧的小眼睛。我注意到，他下巴的线条在起点时还不错，不过再往后就迷路了。他不胖，只是轮廓看起来一片模糊没有成形。

他微微一笑，将橡胶靴折弯下来蹲着，面前摊着四个已经用外科手术般娴熟技巧撬开的牡蛎。他将闪闪发亮的生牡蛎肉盛在原来的壳里，一个个等距离地排摆在泥滩上，然后朝我点点头，示意我可以开始吃了。

我讨厌生牡蛎，但我已经和法官在一起吃过无数个了。每次总是两个两个地吃，过程还得郑重其事，像是献给海神的祭礼一样。法官觉得我这是在和他分享刚由海湾中捞起来、上帝所赐予的牡蛎，但对我而言，不过是场毛骨悚然的折磨。我把那滑腻腻的牡蛎块丢进嘴里，尽可能不去嚼它，在通过喉咙时我不得不克制住自己畏缩或扭动身体的冲动。而牡蛎滑进喉咙时是如此地轻易顺畅，感觉好像会就这样一路滑出我的身体一般。我检查牡蛎壳里有没有珍珠，但只在上面发现了一些紫色的迷你小壁画。

“好吃吗？”法官问。

“美味极了。”我说。

在我还没想出该怎么开口，问他刚刚是不是在警告我安琪是个疯子之前，他已经将话题转到其他事情上了。

“友情会毁了你。”他这样宣布。

我不自然地假笑了一下，猜想这大概是和我们的牡蛎祭典有关的玩笑话。

“你必须小心你所帮助的人，”他说，“即使你是在根据原则行事也一样。”

他一定看出我很迷惑，因为接下来他开始高声倾诉他曾经如何以路德·史蒂文斯之名，在牵涉到他一位大学好友的财产权官司中，积极地说服了其他法官。

“干得好。”我说。

他很开心。我就算听不懂法官在说什么，也能逗他开心。

“不，”他苦笑着说，“路德干得好，而不是我干得好。忠诚和原则可能会化身为丑闻，反过来咬你一口——尤其假如你正在竞选连任的话。”

我完全听不懂他说的，所以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而且，我真的很想问问安琪的事，但正当我话都挤到喉咙的时候，他突然感谢我常常去看弗洛伦斯。

我吓了一大跳。为什么他要感谢我？我很少听到法官提起弗洛伦斯，而且也从来没在她的小屋里碰见过他——倒是弗洛伦斯常常提起他。我突然想到：如果他知道我常常去看她，那就表示他很了解她现在的状况，不是吗？想象中人们忏悔告解后的感觉，应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写照吧。我等不及想听到法官告诉我，弗洛伦斯的医生有问题，吃的药也不对，而且他会在周末前把这些事全都解决好。

“她真的应该待在养老院才对的。”法官带着点抱怨的语气。

我过了好一阵子才说得出话来：“真的吗？”

“是啊。我上个月和她的脑神经科医生谈过，他已经没办法给她什么帮助了。她一个人独居很危险，情况只会更恶化而已。”

“她不想去老人院。”我低声咕哝。

“又有谁会想呢？”他大声地回了一句。

我想就是从这一刻起，我不再仰慕史坦纳法官了。

“你想听听关于那女人的事吗？”在我们将六桶牡蛎搬上法官的船时，他这么问我。

“好啊。”

“五十年前，我认为她是我亲眼看过的最美丽的女人，连年轻时的索菲亚·罗兰都比不上她。”

他举起右手说：“我发誓。”

我试着想象这个名叫索菲亚·罗兰的女人长得会是什么样子，心里很疑惑她或者弗洛伦斯到底和法官这番令人迷惑的长篇大论有什么关系。他这是在对我迷恋他的女儿表示同情？还是在警告我，疯疯癫癫的她拥有的美貌是短暂的？他是不是发现我在窗口偷看她了？

像蕾切尔·卡逊这样的人，会对你直来直往，明确地用最清楚明白的语言，告诉你她想让你知道什么。法官则是在说出让你讶异的话后，等着你自己去将线索串联起来。我决定放弃揣测他的用意，直接说出我的想法：“安琪的事我会帮你的。”

法官歪着头，像是要把水从耳朵里倒出来一样，开始大笑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勉强憋住笑容。看来我误解他的意思了：他中午时分的这段闲聊根本没有经过计划，也没有任何含意，他只是随便说说，和没有身分地位的人没什么两样。

“你真是了不起啊，小伙子。”他说，“很了不起，真的。”

“反正，我说话算话。”我说完便转身往船的方向走去，不让他看出我内心激动翻涌的情感。

法官让我驾驶他的“波士顿捕鲸号”快艇开回斯库克姆查克海湾。他一路上都站得笔直，只用三根手指扶在舵轮上保持平衡，放开的小指头代表他对我的信任。潮水还很低，如果我偶尔撞上位置变幻莫测的沙洲或载浮载沉的漂流木，船便会以将近五十公里的时速冲过海面上的泡沫。

野鸭、海鸥和大雁笨拙地拍动翅膀，从船的前方向四处散开，我和法官则伸长了脖子努力观望长青学院沙滩上的五个裸泳者。有四个瘦巴巴的男人和一个矮胖的女人，在离我发现褴鱼的地点不到二十五米的地方，像烤香肠般一列排开享受着日光的烘烤。

我突然想到，史坦纳法官一定知道整个离婚的过程可以进行得多快，决定小孩该住哪里的究竟是谁，还有法官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判定夫妻不可以离婚。但我如果想问这些问题，一定要大声喊叫才能盖过马达的咆哮声，我实在没办法想象自己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