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是民间起兵，天降反星杀星，亦出真命天子，人世成毁的大机大用又开出新的朝代了。不是因为有产业上的新兴阶级，而是全民皆反，亦非为了政治的与产业的制度的问题，却每是新朝大体沿用前朝的制度，因为那原是礼乐的制度。旧时人家过年，把屋宇大扫尘，拆下门窗，搬动几案座椅，连同把香炉烛台等祭器都搬出来，拿到庭前与溪边来重新洗过擦过，只见是碌碌乱，但是虔敬喜悦，因为是节气的除旧布新。中国史上的革命也像这样，是节气之机。

西洋史上没有盛极而衰时起得革命的。英国衰了，就只是黯淡，没有革命。美国今也转入衰败的一途了，也不会起革命。苏俄也盛时过了，经济淀滞，生活闭塞，而何以不起革命，是因于同一理由：盛极而衰时能革命，要有成毁的大机大用，而西洋没有这个。世界史上有许多古文明国衰亡了就没有了，现在的英美俄亦是一样。

可是今日我们面对着的世界，是落到了史上未曾有过的生死境地。过去西洋虽然然没有成与毁为一体之机，如罗马亡了，入侵的蛮族成起国家来，两者不是同体，但成与毁也还是有的。而现在的世界是一旦毁了就将没有别的成了，而且那毁也毁得邪祟，性质跟过去的毁不一样，是一种异样的死。

死是一个假名，但是也有真死。

动植物之死是返于自然，可以叹息，可以达观，说死不过是个名。真死是譬如书法的线条死了，你看只觉不好受，却连无可叹息，也无可达观。那种死，不是返于自然。动植物的死都可超度，惟有像恶书画线条的死不可超度。而现在是美国日本的政治与观念，苏俄的理论与组织，都已不能对应经济不景气，像恶书画线条的死一样了。

现在的经济膨胀是一种癌肿。

病之中惟有癌是异病，性质与别的痛完全不同。别的病或是因于自然老衰，而癌是一种夭折。别的病或是因于病菌，而癌则因于维尔斯，维尔斯不是病菌。病菌是生物，而维尔斯不是生物。生物是从无机物进化为有机物，这其间要有一次飞跃，而维尔斯是在这飞跃上失败了。有一种附在烟草叶上的维尔斯，形状像岩灰，你把它放在试验管里看，完全像是无机物。但若它一进入了动植物的体内，它就即刻异样的增殖起来。

原来生物是有摄取营养，创造细胞的机能，而维尔斯不会，它只会就动植物现成的细胞来增殖。因为省了摄取营养再以之创造细胞的过程，所以增殖得异常快。没有一种病菌增殖得像维尔斯这样快的。所以它不是病菌，而且也无毒素，它只是把人体细胞组织的平衡破坏，牺牲一切都为癌细胞的异常速度的增殖，所以患者都是瘦得最后只剩皮包骨头。维尔斯因无毒素，所以癌症潜伏期完全不觉，癌症等到痛起来就是最后了。痛起来是因为已到了患者身体的其他部分的细胞已来不及供应癌细胞增殖的速度，可比现在的膨胀经济发生不景气了。

以上说的生物与无生物是俗语，正确的说法应当是生物与命物。万物皆赋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故虽如水石亦是生物。而命物则如动植物，能自己成长，这成长谓之命。水石虽是生物，但受既成的形体与环境的限制，而动植物则大大打破了此限制。维尔斯是在这从无机物进到有机物，亦即从生物进到命物中间一段的飞跃失败了，它自此永远不能成为命物，而亦不能回到原来的生物无机体，所以它要为邪祟。

命物进化到了人，人一旦开了大智慧，他可以悟得万物在其物质背后的真姿。如此乃更根本解脱了物质的限制，而进到了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的境界，这才是《易经》说的“天下文明”，而人则是佛说的觉者。所以进化的程序又是从生物到命物，又到觉者。人原是从命物到觉者亦要经过一飞跃，那就是太古渡洪水时忽然刹那间开了妙识，悟得了一个“无”字，都是从这个“无”才发明了数学、音乐与轮，如此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这历史的发展的本干是在中国，但西洋的是旁枝，而现在膨胀经济到了这样子，全是物量主义，是表示了他们的人从命物到觉者，从有到无的悟识的飞跃到底完全失败了，所以也变为邪祟。

古希腊的数学者发见了无理数，这是西洋人第一次触着了无的问题，而不知所措。今世纪则是物理学上发见了素粒子，触着了究极的自然的无的问题，他们更不知其故。

从“有”晓得“无”，需要一次知性的飞跃。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民族的事。可是像维尔斯从生物到命物的飞跃失败一样，西洋诸民族在从命物到觉者的飞跃上失败了。于是物量主义的扩大经济像癌细胞的异常增殖，把一个民族的宗教、家庭、道德、感情的平衡，都急速的崩坏了。而现在是时间空间与地球资源都啦啦的瘦下去，来不及供应经济异常增产的要求了，遂致不景气，如癌肿的痛起来了。过去也有不景气，但是这次的不景气是最后。到来的死是核兵器战争。

自然界没有死，如动植物的所谓死不过是变化。惟有人工的东西失败了，如恶书画的线条才有死，再也不能变化。恶书画的线条死了便再也不能改正，也不能回到早先未学时。如维尔斯的不成有机物，亦不能回到飞跃失败前的无机物。自然界更没有一物是没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惟有人工的东西如塑料制品没有息，没有息即亦是没有意志。大凡机器制品都是没有生命的。本来，万物惟成为天地人三才的人能创造文物，而赋予生命，如天之赋予物以生命。但是人若在知性上的飞跃失败了，不能成为天地人三才的人，但又不能回到早先的野蛮人，这就像维尔斯的为邪祟。维尔斯破坏生命，现代人亦破坏地球的生命，连鸟类与蚯蚓都要灭绝。而最后是轮到自己灭绝。

本来，海洋与空气都有净化力，可是对现在的污染程度则不能了。

又如所谓死，本来是可还元为自然界的土壤，并可得解脱于人世的情操里的，可是像恶书画的线条的死那样的、现代物量主义社会的死机，则非自然界与人世所能对应的了。以前是到了人世无法处理时，尚有自然界可以处理，即是人世灭亡了，桑田还为沧海。但是现在自然界的力量亦对之无法处理了，此时惟有并这自然界亦被扫荡，而遇于究极的自然。此是核兵器大战的危机，与美国及日本气象台所说地球上冰河时期的洪水又将袭来的危机的所以然之故。

然而我们是在世界人类史上今天这样的时代，要来变革天命。

我们未知渡得过渡不过核兵器战争与洪水的劫数，但是我们要渡来试试。我们要从现实问题做起。

眼前事实的严重性，如较之军事国家主义更严重的产业国家主义的破坏文明，乃至破坏到地球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动植物的生存，以及核兵器战争及天变地异将袭来的危机，西洋人都已提出了警告，但是他们不知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何可以代替现在的做法。这问题是要由我们中国人来解答。

先是要把问题的根本所在，极明确的把来提出了。

欧美人今提出的只是些现象。他们提出了现代三恶（膨胀经济、社会福利、国民总雇佣），不知这三恶的总蒂是产国主义；且连这产国主义亦不过是现象的总蒂。这在世界史上，比奴隶社会更物质功利主义化得彻底，亦比军国主义更严重破坏了生活的平衡的现代产国主义，乃是结果，而非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洋人的知性荒失到了极端。文明的出发点是从人类悟得了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而西洋人是希腊时代对于无已惘然，现在他们更达一点惘然的思省都没有了，所以变成这样的物量主义，如佛说众生皆有佛性，惟有半马人没佛性，西洋人是像荷马史诗里的半马人。我们要提得出世界现状待解答的最根本问题，是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的问题。

无的妙意，要对应今日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所发见的现象来说明，这我提出有大自然五基本法则：一、意志与息法则，大自然是有意志与息的，而意志同时亦即是息。二、阴阳法则。三、绝对时空与相对时空的统一法则。四、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的统一法则。五、循环法则。

有的妙相的问题则要对应现在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物来说明。

这我也从孙先生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三项改革案：

一、确立知性的政治。政治是教化，是导民为之，不是政府代民为之。政制政事可以简化，而且可以是无为政治。

二、依《周礼》设立天官地官的原理，行政院相当于地官，另设立相当于天官的职官，同科学与音乐（包括文章及诸艺术），教民节气祭祀，正风俗。

三、经济要以农业为本，手工业为主体，而以机器工业为补助手段，以确立产业的性情，且亦不致生产不足。今时世界的机器生产力是过剩有余，不为不足，放在扩大浪费，应当节俭，而以此有余来复兴手工业。农业与手工业可使产业有生命，与生活全面的情绪相调和，而且与以涵养。

关于此点，张岳军先生曾赐教示，我有书面陈明如左：

我的这研究的结论，可把冈洁的数学上的发见的经验来譬喻，但是亦有不同。冈洁第一是先在当时到达到这里为止的多变量解析函数里发见了他人所未注意的三个中心问题，接着又明白了这三个问题原是一个山脉的形态。我也是先发见了问题，他人都未曾像我的把现代世界的一切问题归结为一个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的问题。这不是西洋人所能提得出来，惟有我们东方人才能提得出来。于是来说问题的解答。冈洁是先把凡是有关这问题的、多变量解析函数的重要论文都读了，虽后来他所发见的解答方法并不是从那些论文来的，但若没有这些论文在先也是不行。

我提出的无的妙意与有的妙相的问题，若非我曾读了有关此问题的《易经》与《周礼》等典籍，而像西洋人的没有前事可征，那是怎样也不可能发见答案的。

但是哲学与数学及物理学在发见上各各不同。数学上的发见完全是无中生出来的，所以可说都是顿悟的，没有渐悟。但是哲学的，尤其中国哲学上的发见是从无观有，又从有观无而得，所以也有渐悟，也有顿悟。再则数学上的发见可以不负造形及行动的责任，所以那发见即是一切。但是哲学上的发见，还有造形与行动的阶段与目标，虽然发见了答案是欢喜，同时也还是忧心悄悄。比方说现在来做不太迟了吗？还来得及对应就将到来的人类浩劫吗？

偕李氏去博物馆看电影放映美国近代画展，中间休息时一位画家讲演从写实派到印象派，再到新印象派，举出高更、梵谷、塞尚等人。我听完得了这样一个结论：画的意义不在乎画的什么东西，即不在乎如何表现所要画的目标，而只是在于画的手法自身。此与数学上的发见是为目标（问题的解答），两者有根本上的不同。革命宁是近于作画，并非思想上得了问题的答案即是达到了目标，而是更在乎思想自身的风动。今始知《红楼梦》里龄官她们说的：唱戏比起唱的内容，更在于听个喉咙，豁脱口齿。这真是一言道尽了礼乐之乐。

革命不但要有思想，还要是乐，才能使自己志气廉立。革命的行动自身是乐，远比革命的目标更是一切。

革命只有方向是定的，而目标则是途中生出来的。譬如一株草，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方向就一定是向上的，展开的，在阳光、空气、雨露里向上长，往横展开，至于要达成这样一个格局那是要等达成来看。又譬如为一篇好文章，标题是途中生出来的。革命的目标也像这样，不妨预先想好，但是途中会变，而且一定是变了出来更好的目标。曹操自说他做到今天的地位是始愿所不及，所以比起当丞相、封魏王、讨平汉末天下大乱时的群雄，毋宁他的人生的跌荡自喜是一切。书法是怎样的笔姿则自然会是怎样的结体。

文章亦然，革命亦然，把革命的知性豁开了，目标也会新鲜起来。

革命的风是知性的风，亦即是光，是知性的光辉熠熠。光辉熠熠是知性之动，亦即是知性之体，此外更无知性之体。知性即是动的，此所以知与行为一。禅僧最知此理，说是“老僧浑身作用”。

没有动的是知识，知识不过是知性之迹，故与行动成为个别的了。

而不与知性为一的行动，亦不成其为真的动，而只是像电影戏里静物的连续。真的动如中国日本印度的舞姿，是要修到了与知性为一，才有风采，有光辉。如日本的茶道剑道的每一动作都很美，亦是修到了魂胆，更魂胆修到了与知性为一。

现在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都可说是已经到了绝难的地步，非知识与实行力所能打开，只有革命才能打开。知性破千暗，革命的风动四方，乃如日出时的太阳风，吹动了山头的细草，吹动了千峦万壑与海滨都在明霞的光影刻刻变化移行里。革命的知性的风动，亦是如此的使历史的万机皆活。

偕李小姐在台北市走街，见地摊上挂有孙先生写的小条幅，第一句是“天下事不如意常十有八九”。已经走过了，还是想着要买它。这句话虽也是常言，但想象说这句话时的孙先生，与我现在的心事，那就是不同寻常了。

革命是先知先觉者唤起民众一同来做的事，所以孙先生当年的国民党人是士。可是中国独有的这士的传统，今在我们这边早被美国式教育彻底破坏了。我们今必要在文化人与青年学生中复苏士的自觉、士的志气。

虽然事情难可逆料，而且必定是天下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但那不如意，只当是造化小儿对我的不听话，或当作我对造化小儿的不听话也一样，是顽皮好了。有失败才是革命事业的未知，亦才是革命事业的可有未知的成功。

最难逆睹的是，我们来得及对应核兵器世界大战的人类浩劫吗？还有是自然界的大灾难。美国的与日本的气象台的警告：因为工业公害的缘故，致空气层所通过太阳的光热对地面的影响、及海水寒流暖流对南北极冰层的影响都变乱了，可能，就在这三数十年内袭来又一次冰河与洪水。世界现状已至没有了历史的成毁之机，其时是会有核兵器战争与洪水到来，根本把历史从地球上抹去的。

如果世界战争规模的核爆发了，则地球上的大洪水跟着即就会到来，也许洪水也洗涤不了那污染。

太古人类有渡过洪水的经验，这回我想中国人日本印度人大约可以度过核战争与洪水，不只是幸存，而还要是开创。但可能不可能全然未知。这未知是像高手作画的未知自己能不能，不是西洋哲学那种的不可知论。而西洋人又讲宿命论。佛教则讲无常。中国人的可是都不然，天命必是向于善的，但是有不连续与非对称，而“未知”则正是机的活泼，所以未知里出天幸。

最大的信是没有保证的。

太古时我们的祖先渡洪水完全没有保证，我们这回也是如此，此所以是生命的险绝。而生命就是在于险绝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