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宁是结果，未必能是发动什么作为的原因。研究还是要着眼在机。我们必须觉悟今天的事情是比辛亥革命、北伐及抗战都更不易，但是也可以有法子。

问题的所在是这回天机地机人机都淀滞。

从天机说起，现在国际的是史上最没有生气的时期。今世纪初头物理学与天文学上的发见曾引致的好节气曾使全世界的人心都向上，而有中国的革命、印度的独立运动与俄国的革命，草木逢春发，荆棘亦光泽，俄国的革命是荆棘，当初亦曾经引动人心。中国的事情是，今世纪从初头至四十年代这一段世界的好节气，正当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与抗战的全行程，所以有这样轰轰烈烈。

但是现在，恰值这好景气已经过去了。

原因是物理学与天文学上的发见，哲学接不上来。所以到了四十年代以后，科学上发见原理的能力衰退了，惟剩技术科学在热闹。知性的光辉这样一熄灭，继之是道德心堕落，又继之是世界产业机构硬化，丧失了自己恢复的能力，历史的天机歇了。而现在的人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志气。

天机是世界史上知性的节气，而地机是在现实的国际事情。天机淀滞了，则地机亦跟着淀滞。现在国际列强都失去活泼了，所谓核兵器恐怖的平衡，加上经济的最后不景气，再加上人类的知性萎缩，世界现状惟是一个机械式的构造支撑着，早应当爆发大战了而不爆发，早应当是经济大恐慌了而还在维持着，这是已达历史的成毁之机亦死了。西洋史上的毁只是完了，只怕这回到底还是来了核兵器大战，把世界史都终结了。山茶花红红白白的，边开边落英飘落一地，所以好，另有椿花却不落，残留在枝头萎黄得难看极了，然后扑的一声连蒂坠落，所以日本人家不把椿花供佛坛，今天的世界现状也是神所不歆的。

西洋的revoluion被译作革命，其实只是对政府反叛，没有革天命的意思在内的。《易经》始揭出汤伐桀与武王伐纣是革天命，国父孙先生则更教了我们革命是知性的事业，根据于生元哲学的宇宙观，这里的“元”即是革命的机。如此，我们今既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即已解答了问题的一大半了。

方法是先来催起一个革命思想运动，发动人机以创造天机，呼起地机。即是以知性的光辉与风，创造世界的好节气，使凡百东西都苏生起来，如禅僧说的：一为使儿孙可耕种田地，二为天下世界开新景致。

革命思想运动的内容是：

一、把现在数学上的、物理学上的、天文学上及生态学上的究极的问题所在提出来，以《易经》与老子庄子的哲学把它来解明。

如此打开了数学与科学的淀滞，是使世界人类又有知性的活泼的第一步。

二、建立新的思考方法。现在文化人与学生以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常识与历史学为思考的根据，这是错了的。要代以今世纪的物理学新常识，如物理生灭论代替物质不灭论，及以今世纪的历史学新常识，即是破除西洋史本位观，而代以世界文明史的正统在中国的历史观，作为新思考方法的根据。又则、现在文化人与学生思考所遵用的理则学，虽袭量子论与相对论及集合与函数之迹，但是囿于有而不知其背后的无，即物的法姿之所以动，所以终也不能正确，徒然增了烦琐与支离。应当把来简化了，附属之于《易经》卦象爻位的承乘比应之理，如此才可有创造的思考方法。

三、把现在产业国家主义的命运的问题提出来，以《周礼》

的、孔子孟子及孙先生的政治与产业思想的原理来发想代替案，即是以新的礼乐之治来代替今日的膨胀经济、国民总雇佣与社会福利的制度，如此则亦自然解决了公害问题。

四、革新教育制度。废弃美国式物质功利主义的教育制度与教学方法，复兴中国周代及汉唐时礼乐的教学原理，并采用法国式的学校制度，确立知性的、情操的教育。

以上四项是三民主义革命的思想运动。若由政党来领导发动推行，三年可以有成，但更好由文化界与学校来发起，如“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起自北京大学。读过历史的人，知道自太古时人类是开豁了知性才创造了新石器文明。其后是希腊人的知性给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以光辉。又其后如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地动说，十七世纪法国笛卡儿与英国牛顿的数学与物理学上的新发见，以及今世纪前半的事情，都是知性的新机开出了历史上的好节气，思想的风吹动了革命，而出现了世界的新秩序。现在我提出的这思想运动，即是要使方今世界人类淀滞了的知性又得苏醒，建立起历史上的新目标，孟子说的王天下的现实就要是这样有气力的。

革命的感机、应机与创机革命之机在哪里？又如何是感机、应机、创机？禅宗有僧问大颠：“如何是见性？”颠曰：“见即是性。”同此，感即是机，应即是机，创即是机。

《易经》曰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经曰观，观自在菩萨之观。而西洋哲学则曰认识。此三者的高低分别，关系文明的造形与品位，决定了中国印度西洋三种不同历史的成行。

《易经》的感，是以我之法姿，感于物之法姿。《心经》的观，亦是法姿观于法姿，不同之点，《易经》的是感于法姿之机，故下文更有应机的一个“应”字，而《心经》的则是观于法姿之寂，故下文没有“应”字。佛教是入定以观，不事建设，而易经则设卦观象，是建设的。

至于西洋哲学，则根本不知有物之法姿，惟依逻辑去认识物，所以他们人与人，人与物，皆不能真正相知。他们自己建设的历史亦于他们无亲，都不得当真。

万物皆是机，机在于物之法姿之动，而西洋哲学不知法姿，故其认识论无感机，其实践论无应机。不是法姿则不亲，亦不得绝对精密，故他们的营造皆靠不住。他们亦无创机，创机是没有对象的，而他们的发见与挑战都是有对象的。

感机是格物，应机是致知，亦即是会得造形。而创机则是革命。

感机是一个最明确的字眼，可以把“观”、“格物”、“仁”、“坐忘”等字眼像一串珍珠的都穿起来。应机又是个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孟子》说的“义”，《中庸》说的“中”，是与《孙子兵法》的“动乎九天之上，藏乎九地之下”皆是应机的活泼。而且知道“承天应运”是怎样一个应法。创机又是个最明确的字眼，可以知道“革天命”、“先天而天弗违”等好字句都是说的这一个意思。

而且知道了这三机，则可以把中国文明与印度的及西洋的分别高低。

感即是机，感机即是应机，同时亦即创机。此是我从禅僧大颠“见即是性”一语忽然得到的启发。还有是从冈洁的话思省出来的。

冈洁自述其在多变量解析函数上发见的经验，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他在广岛文理大学任教，他读了弁盖与托伦共着的《关于多变量解析函数论》，及凡关于此研究领域的所有其他论文，发见有三个中心问题留着未解决。是年一月开始，他的研究遂以越此连峰的第一着手为目标。

这样那样的踏勘了二个月，明白了此三中心问题乃是一个山脉的形态，就试来攀登。但是不知可托足处，因为此山本来是没有可托足处的。果然是法国与德国的数学界留着未解决的这问题非常的难，最初的登山口怎样也找不到。每朝变换方法看有没有着手处，这一日到得终了，无论不能确说这方法是行得的，连不能确说这方法是行不得的。要问这一日做了些什么？只知这方法是奈何它不得，只可再找别的。如此继续了三个月，连怎样荒唐无稽的想法也都试尽了，再没有得可以思考的了。仍要勉强思考，起初十分钟尚可，此后即使振作精神，亦落入了睡眠状态。

暑假他应北海大学友人的招待，借北大理学部的应接室继续研究。靠着沙发入于睡眠状态的时候居多。到得九月，心里想着还没有研究出解答，可是已不得不回去了。这日友人家叫吃朝饭之后，在邻接的应接室坐着不思考亦在思考的状态中，段段地思考朝着一个方向，内容明晰起来了。如此约二小时半的工夫坐在那里，全明白了什么去所、用什么做法即得。这明白是一刹那间之事。没有一点疑影，此时山河大地皆是光明欢喜。

他到翌年才把此时的发见写成论文，题目是“多变量解析函数论”，这使他成为现代世界最高的数学者，学者把他的发见冠以他的姓，称为“冈原理”。

冈洁先生的这一段自述，使人读了思之不尽。

首先，他能提出多变量解析函数的三个中心问题，即是他的大智。禅宗有云大疑，万物皆是机，如蓓蕾的开向未知，未知就是大疑，就是问题，提得出问题即是感到了蓓蕾，即是感机，而蓓蕾虽然开向未知，但亦已是花的序，所以说提得出问题即已经解答了问题的一大半了。

其次，他的找寻解答，是用尽了差别智之后入于无差别智，此时研究者成了主体的法姿，继续把关心集中于尚未出现的客体的法姿（研究对象），二者冥合了，此即是应机，应机是无主无宾的。

如此的继续关心着，此时只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忽一旦豁然面前现出光明如大圆镜，映出了问题的解答，则是创机了。此解答是客体的法姿，其实亦是主体的法姿，所以创机是自生，无创者，亦无被创者。

所以虽说感机，其实感即是机。虽说应机，其实应即是机。

虽说创机，其实创即是机。因为我虽不感处，物亦自有机，但一说感机，则机与感已为一，不再是原来的机了。应机与创机亦是如此，我虽不应不创，物亦自有机，但说应机，机与应已为一，一说创机，机与创已为一，都不再是原来的机了。如此，即知古人说的“仁者无对”，“法无我，无我所”、“万法唯识”，皆可以是新的言语。

而且感机是机与感为一，即是包含了一个“应”字与一个“创”字，故感机同时亦即是应机，应机同时亦即是创机（知难行易与知行合一的最深理由在此）。若感而后有应，则应已迟误，而应机是无待的。若应而后创，则创为有由，而创机是无由的。

当然其间的程序是有的，如研究数学的先提出问题，其次统一精神力，继续关心于对象，又其次发见了解答。但那是感机同时包含应机与创机的综合进行，并非感机与应机与创机的交代进行。最后的发见解答则是感机应机创机的忽然一齐都打开了，如一朵花的苞蕾在刹那间发出开拆的音响，一拆二拆三拆，于是满开了，那摇曳的花朵，像圣人出而万物睹。这就是革命。而宋儒渐悟顿悟之争亦可解了。

虽然如此，亦还是成立感机与应机创机之名，如研究数学，如作乐作书作画是即于空机，感与应与创可以为一，是同时的。但如研究物理学，如对人事与制度，则是即于色机，会有感机、应机与创机的分别，也是为了自觉上的方便。犹原是知行合一，但也可以分别为知难行易。两者都要会得，如老子说的“知其雄，守其雌”。

这里所以要用易象的爻位，有感得而未能应，而应亦有作内作外，动应静应，未必就能创造。所以革命亦要等待，因为革命是空机与色机相激荡。

数学上的发见写成论文之后，发见时的那欢喜就没有了。但数学上的发见是先有结论，证明在后，证明的方程式倒是写论文时才形成的，所以读那论文时还是感觉新鲜。我的经验写文章不是写已想好了的东西，而是要写直到执笔待写的此刻尚是未知的东西。若是写的已想好了的东西，那文章就只是记述的手段，不是文章了。

所记述的内容亦成了复制品，不再是新鲜的了。文章要如菡萏的临风开放，思想只如风，并非先想好了如何开放法。

思想是来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之动，生成一个思想的形式。

但往往不等它自己生成形式，却被已有在那里的同类形式拉致了去了，这就不好。思想必是有形式的，没有它自己生成的形式，即是未成为思想，是思想的未开先萎了。譬如书法，书生于心思，要有书自己的、直接的造形，不要笔与手代为之造形，所以笔死则字活，笔如笨椎，手如枯枝，则意志与息直接运行流注而成字。最好的工具都是笨的简单的，如石匠的凿，如筷子，如围棋的棋局与黑白子，因为笨与简，不能干，所以不碍意志与息的动有它自己的直接的造形，处处都是活机。

所以读书看画，写字临碑帖，是从其造形看到其造形之初，所谓游于化机。

日本画家坚山南风一次展览会出品一幅冲绳舞伎，是画的对他母亲的思慕。母亲亡时才二十几岁，家是在熊本，暑天忽然袭来了雷雨，她去庭前收衣裳，遭雷击毙，八十年前的日本人家媳妇，有人世礼仪的安详，而遭激烈的雷劫，彼时尚只二岁的婴儿今来画她，却成了一位冲绳舞娘的写生，不是画的舞姿，而是像人家姑娘的安坐着，那眉目清严，与衣裳颜色的那华丽，是日本的永远的记忆，然而又皆是冲绳的。这样的不调和，而激烈鲜洁，是一个绝对的真实。我看了叹息赞赏，坚山先生说他幼时惟听邻里都赞他娘是真的生得美。

我因问坚山先生下次展览会打算出什么作品，他说：“下次画什么才大难呢，画得画不得全然未知。”与坚山同负一世盛名的日本画家奥村土牛，在电视答记者问他作画的经验感想，他说：“画画到底不是我所能做的。”这两位说的，即作画也如作文章的写些什么？写得出写不出？都是未知。因为它是生出来的，天成的，在生机天机的一个“机”字。机即是未知。

革命的行动的形态，与新制度的形态，虽说有理论指导，还是不能前定的。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初时是“尊王攘夷”，途中却攘夷变为开港了。再说辛亥起义亦是始料所不及，是年夏天孙先生还写信与日本人宗方德太郎，说要再过数年可以推翻满清，不知武昌起义即在二个月后。至于建设新制度，原是要的国会，途中却变为五院制，都是像写一篇好文章的不照预定，非写想好了的已知的东西，而是写的先一刻尚属未知的东西。要理论指导是对的，但革命是机，机是不大受指导的。

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它是革命的自觉与方向，但不能用来指导革命行动的造形与革命制度的造形，在这两种造形上，理论是或在机的前头，忽又跟在了机的后头，而亦要这样才是好理论。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像高人的作画写文章，可能不可能？将是怎样一个格局？都是未知，要做到那里才晓得。我们却是有一个大愿，而且对前途有一个超过理由的乐观。革命者与愚人皆是今天不知明天事，不同是革命者有目标、有信心。因为未知，所以历史上的大事都是有天幸，但不是侥幸。天幸惟是生于一个“机”字。

这回我们的课题真是面对着未知，因为这只有是以革命，而这回的革命的性格，是无论西洋史上与中国史上都未曾有过。

西洋的革命，每是经济有了新发展，随之而有一个新兴的阶级抬头了，加以当时有了科学上的新知识的刺激，他们讨厌旧制度的不便，遂起来用暴力推翻它，另建合适的新制度。西洋没有革天命，他们只是革的人事。若无经济的新发展与新阶级的抬头，与新知识的刺激，单因苦痛于被压迫，是不能有革命的。西洋史上社会衰落的时期没有革命。

惟独中国史上，时势盛极而衰时有革命。所以都先是天下大乱。但在西洋史上，是没有天下大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