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孔子讲学问，讲修身。释迦与基督皆讲修行而不讲学问。孔子讲学问是为要造形，建设礼乐，释迦与基督那边却是没有礼乐可造形。与孔子同时代，惟希腊亦讲学问，但其范围限于数学与物理学，不如孔子的是建设一个人世文明（数学与物理学亦包括在内）的学问。而且希腊人做学问的根底不如中国人的深。希腊人是不知亦不问自然数与物理的背后存在着什么。

孔子是其做学问的背境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世界文明的正统承传在中国民族，知性上有《易经》的自然法则，制度上有井田制的人世礼乐，皆为印度与西洋所无。所以孔子的学问不但比同时代希腊的与印度的更高，至今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

学问就是格物致知。孔子说仁知，仁是格物，知即致知。

仁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感”的新字。大自然的息有如微风吹动，即于事物而感得之。仁字亦作爱，是欢喜的意思。《史记》称汉高祖仁而爱人，汉高祖一面如天地不仁，但他欢喜世上的人，他的喜狎侮人亦好。西洋的“爱”字不同，基督爱人，绝非对人有欢喜。而《论语》则凡说到学问必带上“悦”字，是要对人对物有感激欢喜，才能与人为知己，与物为知己。

冈洁说数学上的发见必伴以强烈的欢喜。这是在发见时与其直后一段时间内的欢喜。但我以为这是数学上如此，而尚有是欢喜还在发见之前的。数学者以冥想去格物，对着难题，当下是不能就发生欢喜的，但如画家写生则以直观去格物，对着梅花当下就先已欢喜了。

格物自开启新石器文明当时已分两种，一种是以冥想，一种是以直观。如发见数是以冥想，而如发明轮则以直观。冈洁是数学者，强调冥想，汤川秀树是物理学者，强调具象的直观。释迦与基督以冥想，而孔子则重直观，说道：“吾尝终日不食，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佛教静坐，儒则斋戒，斋戒是敬对天地万物与神明。日本的神社亦是以斋戒而不以冥想。

因此我想到王者与王者之师。

孔子不但是王者之师，他自身亦有似王者。我每觉历史上刘邦刘备曹操这干人远比后世的儒者更于孔子为近。《论语》里孔子自说无可无不可，马援亦说汉高祖无可无不可。（此与素粒子的世界的现象，凡非可逆的亦皆可逆的原理相合，惟天才为可能）。孟子曰知言，而高祖于张良即是知言。刘备曾受经学于卢植。曹操亦曾受经学。宋儒视汉唐为不屑，是宋儒不知行动与造形之故。

孟子

孟子说性善，一言说明了人之所以为人。万物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而生，皆是向上的，排比得很美的，所以佛说众生皆有佛性，庄子亦说道在瓦砾。然而惟人有觉。亦非各民族皆有觉，而是限于当初在西南亚细亚一同渡过洪水，到了阿瑙与苏撒地域开出新石器文明的那几个民族，包括汉民族的祖先在内。当时大家渡洪水，忽然一齐开了心眼，就是全体的人人都一同开了悟识了。万物各为其形体所限，惟人一旦开了悟识，他就不被自己的个体所限制，一个人可以是生在花的生命里，水的韵致里，生在银河系群的天体里，生在一切时间与空间里。孟子说的人性即是这个觉性，亦曰悟识，那当然是善的。

所以孟子又说小人大人，以六尺之躯为我的是小我，小我是小人，生于天地万物的我是大我，人我是大人。大人而且是生于一切时间，乃至天地有灭，悟识不灭。

西洋人讲进化论，只说人是高等动物。但那是未经过渡洪水那一次豁然开了悟识的人类（北欧蛮族），至今其子孙以六尺之躯为我，要征服自然。而开了悟识的民族则已永离动物的领域。西洋人讲历史，不知新石器文明的出现是永离了旧石器，人之出现是永离了动物。埃及的司芬克斯的神话讲人之出现，亦没有讲得清楚。

人之出现是孟子之外惟释迦说得最好。他说“我今此身，永绝后有”，从此永远跳出了进化论的范围了。

可是孟子说的与释迦的不同。

释迦说的人性是成了佛身，因为不须有行为与造形，修得了就从此不曾堕落。孟子说的人性却是因为继续地要有行为与造形，时时会在人与禽兽的边缘有堕落的危险，叫人要自己注意，随时随地把明德来明了又明。

这里牵涉到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佛教拜佛不拜神。因为神是在于万物万事变化之妙机，而人成了佛身，不作行为与造形，神就没有用处了。而西洋人则又神尊人卑，人有罪恶感，人与神的关系很不自然，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的人不脱高等动物。惟有中国文明是人与天地为三才，人参与天地的造化，在行为与造形里感于变化之妙机，而与神相戏娱。故能神人清和。日本的神人关系亦好，中国与日本都是神尊而人不卑，日本的神与人更有一种亲情。此外是印度舞里的神好。

孔子曰仁知，孟子曰仁义，义字是点明知的行为性与造形性。

孟子用的新语“良知良能”，那良能即是行动的。良知是把格物致158华学科学与哲学知说在一起，而把重点放在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就像国父孙中山先生说的唤起民众，遂是政治行动的了。后世宋儒主静，但《易经》的“易”即是动的，孟子每引夏禹，因禹治水是个大行动。他似是预感到了随来的秦汉的行动大力。其实这亦非他的一时之感，中国文明是黄帝以来都是随伴着大行动力的。

性与命亦是孟子的新语。

命是性的演绎，比《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更明确，更是行动性的。后世说真命天子，与日本的称天皇为命，可见孟子说的话影响之大。朱熹讲理与气，亦是于大自然有真发见，气是动的，应可与孟子的“命”字相得益彰，然而宋儒治学的根本态度主静，实为可惜。再后来仍是王阳明重寻孟子的良知良能说，才又稍稍唤回了儒者的行动力。

孟子一方面说明了王是真命天子，一方面又说明了王在行事上的政治责任与义理，这样的天人合一才是贵气的，而又是现代的。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义、亲、序、别、信这五个字，亦是孟子才说得这样明确的。他是说明了人世五伦的尊贵的所以然，用语明确如数学的一般。而他说的五常，亦是行为的。孟子之时是墨子一门的几何学，惠施一流的自然学辩论，时代的空气有似希腊人的理知，所以孟子的语法亦非常理知。加以彼时兵家如吴起孙膑，纵横家如苏秦张仪，以及法家一类的政治家们纷然并作，正是一个现实的行动的大时代，而孟子独能把先王之道亦说成这样现实的、理知的、行动的，则是世无其匹。

孟子的君臣观，其后汉唐以来的朝廷差不多就像他所说那样的。他说的井田制，后世的均田制等还是依据他的原理。他说的王天下，后世汉唐以来的天下差不多亦就是像他说的那样。他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已成了秦汉以来历代开创新朝的真理。中国今日亦还是王气杂兵气。

孟子虽讲枉尺直寻不为，是从《中庸》而来的绝对精密，好像数学上的发见时的明白确定，不带一点疑义，真使人听了当下心里豁然。他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使他的学问直通于后世的民间起兵。诸子中惟他能把汤武革命讲得这样好。他的思想不限于周王室，即如齐国亦可以王天下。学问是要如此的把什么都打开了。而因他说了“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以致把他配享孔庙一度曾发生问题，这也使人对他有一种亲切。这与160华学科学与哲学《碧岩录》的因有云“五帝三皇是何物”，被不得列入续藏经，人家这样的事我都喜欢。

孟子亦有他的忧，对天道怀疑与对自身的不乐，但也不过是一会儿随又好了。一个人的学问是与其日常生活及遭际为一的。但孟子不像孔子的有时会讲滑稽。孔子在郑与弟子相失，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产，东门有人，相貌似尧又似皋陶与子产，累累然似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未谓似丧家之犬，然哉然哉！”那样的自嘲即非孟子所有。孔子谓颜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那样的话孟子也不会说。孔子的学生如子路敢对孔子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又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誓之，这些都不是孟子的弟子可对孟子如此。

孔子曾在陈蔡之间绝粮，弟子有愠心，孔子召子路与子贡问曰：“吾道非耶？吾何为至此？”子路子贡都还倒头想要教孔子；又问颜回，惟有颜回晓得孔子。过匡，又被匡人当作阳虎。孟子则不曾如此。这就是什么样的人会遭遇什么样的事。但是孔子的这种似乎笨笨的地方最与我们亲。孔子有好几位大弟子，而孟子的弟子则程度上还不及，因为都被孟子一人能干去了。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后来又是孔子命申句须与乐颀伐公山不狃。又后来佛肸叛赵简子，召孔子，孔子又欲往，两次都是子路不悦。这种事孟子也是没有的，孟子是非严明，孔子则与一代人共是非，然而仍旧是孔子。

孔子对管仲与郑子产都有爱敬，虽然也说管仲小器，孟子对管仲则只是个看不起。孔子与孟子都崇禹，而墨家实出自禹，与儒非全无相通。而孔子于管仲与子产，则亦是喜其法令条理和秩序，即是儒与法家亦有其相通之处，故李斯学于儒者荀卿。儒又与兵家相通，故吴起学于曾子，后世亦多有儒将。其书开首皆讲仁义，吴起谓河山虽险，不如以德。孔子是与黄老亦相通，故儒对于与黄老特别有关系的兵家、法家及自然科学并不疏外。汉之天文学者张衡与以自然界之理来破除迷信的王允皆是儒者。原来孔子之儒是有似云梦之泽与诸派之水相吞吐出入，但到了孟子则儒变为像洞庭湖，虽然也是浩缈气象万千，但太自成一家了。

孔子作《春秋》，何等严正，但是许多人都可以与他相闻。有人击磬而通孔子之门，还有楚狂歌凤兮凤兮为要使孔子听见，此外是长沮桀溺以及荷筱丈人，他们看似无情，其实对孔子都有一种爱惜，孔子很知道他们的这份心意，叹息于他们的不很知道此方的心意。连里党之人与童子亦凡说到孔子，都有风情。孟子缺少这个，孟子也知言，但他不能对于人家的小奸小坏亦有一种宽容的欢喜觉得好玩。子路说话说得不大对，孔子哂之，这哂之的风光孟子似乎没有。孔子对宰我及冉有发怒，是对待平等之人的一种怒气。孔子就子路的说话上头纠正他、教他，亦有一种像是对待平等之人的为自己辩解。

孔子使人只觉其与我们一样的有弱点，虽然他的似乎是弱点的地方正表现了其是孔子。而孟子则没有我们的弱点。到孟子跟前，使人感觉正能克邪，自己种种不如。及到孔子跟前，则不是正克邪，而是邪亦成为好。孟子说要以善养人，不可以善服人，这话非常之好，但真能以善养人者是孔子，孟子还不免服人。孟子知说王者无对于天下，但孟子还是使人觉得与他相对。孔子如果生在民间起兵时代，他可以像刘邦的天下人都归他，而孟子则惟能是王者师或王佐之才。孟子可以像佐武王的周公。

我是新近才发现孟子的不足之处。起因是我研究民国以来的问题，觉得孙先生是近于孔子。这回更思索了孟子对于周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见解。《尚书》里记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孟子不信，理由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不会有像这样的激战。但这是孟子不知老子有“天地不仁”这句话。历史上是为善必昌，为恶必亡，但每次开创新时代都是成败一发之际幸而通过了来的。虽以至仁伐至不仁，亦还是会激战到血流漂杵的。孔子还与黄老相通，他在《易·系辞》里有说“天地不与圣人同忧”，这叫做畏天命。孟子却以为天意必如人意，他的理论里虽有经有权而无偶然性，只有绝对性，他忽略了绝对性与偶然性是为一。孟子是对天有一种傲慢。人家也说不出孟子的是傲慢，但是感觉到，有点怕他，而且起一种敌对。荀子非难孟子，那完全是荀子的不对，但孟子与周公都是容易招人诬蔑。

而孟子学说的完整性也有问题。孟子引《尚书》、《周礼》、《诗经》、《春秋》，而独不及《易经》。其实孟子对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真是发明了很多的。但是，都把来人事的理知化了。他只知天人可以合一，以为尽性至命即所以知天，此外虽不读《易经》

亦可。他亦不像孔子的对博物的知识有兴趣，因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孔子讲求乐就是祭政的学问化，所以《论语》里最重祭祀，祭祀是对大自然的感激欢喜。而孟子很少谈到祭祀。但是孟子不知天人虽然可以合一，同时却还有个天人相戏逐的理，与不连续定理，人要小心一脚踏空了。踏空了也能一笑吗？这才是历史。

黄老篇

《周礼·王制》之时未有黄老与儒之别。

井田废，王制坏，于是从天官出来黄老与儒，从地官出来兵家法家等。天官司祭祀与天文音乐，儒是从祭祀的司仪而来，黄老是从司乐司卜而来。而从地官出来的兵家等则大概是依于黄老。

自彼时以来二千数百年间，中国史上凡百大行动，自最低层至最高层皆因于黄老。最低层如黄巾的太平道，明末清初的白莲教，民国的红枪会与一贯道等皆是黄老的。最高层的领导者则如刘邦、张良、韩信、曹操、北魏的崔浩、唐朝的魏征与徐积、明朝的刘基等，凡开创新朝的人几于全是黄老之徒。黄老远称黄帝，黄帝是汉民族行走在日月山川里的英雄，而且汉文明的造形大概都是黄帝之时创造的。

自秦汉以来，中国器物的造形，如云头、松、鹤，灵芝与仙鹿等图案，以及瑶池王母，牵牛织女星等的发想，皆是黄老的，与儒无关。中国历来的天文、数学、音乐，兵法、医术等方面的理论，几乎全是用的黄老的言语。文章如司马迁，诗人如李白，弹琴吹笛的名人如嵇康、桓伊，书如王羲之，画如顾恺之，乃至围棋与武术技击的高手，皆是与黄老的关系深，与儒的关系浅。

我为在日本开书法展览会写字，不喜抄古人的陈言，多是临时想出一句话来写，其中有云：

自古江山如美人，虽然敬重圣贤，即是爱悦荡子。

可是英雄美人的话很难与儒者说。这我想亦不必责难儒者，儒者也要，黄老也要，我们能晓得这个就好了。

儒者被人嘲讽，也不自宋朝始，也不自唐朝始，早在战国时庄子每每嘲讽儒者了。

庄子的嘲讽很有他的风度，像刘邦的好狎侮人。但庄子其实亦是看重儒的，《天下篇》言天下之道术，“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又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他亦以为这些都是不可没有的。

但是孔孟重学问，老庄要弃绝学问，此处我向来是不经意地把它看过了。今番我才忽然想到有着个大问题，即是要问：学问化了究竟是好是不好呢？

以前巴比伦与埃及已有数学，希腊人学得了，却把来作成抽象的理论体系化的学问，这才是出现了正式的数学。还有巴比伦与埃及原已有着的物理学，亦是到了希腊人的手上才正式学问化了，是希腊人在文明史上的大功绩。汤川秀树曾把它提出来说中国古时亦有许多科学上的成就，但是不能像希腊的把它来学问化，很可惜了，他再三思索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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