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小外甥一清，一岁多二岁未满时初学语，清晨外婆尚要睡一歇，先给一清穿好衣服鞋子放他下地独自在大厅里玩，忽听见外边落雨，他告诉我“拍答拍答！”小孩是对什么都惊喜，“拍答拍答”是他给落雨取的名。他又叫汽车为“蒲蒲！”也是他自己造出来的。早晨外婆常带他搭巴士去羽村兜一转，此刻他在房里玩，亦兴到而叫：“蒲蒲呀！麦对对唷！”麦对对是日本话叫巴士等等。非常佩服喜爱小孩创造言的能力，又被他的那清澈激烈的语气所惊动。他叫蒲蒲等等他，连说两次，先和平后激烈，是请求又是命令，然而世上没有一种东西能有像这样的力量，单是那言，那对天地万物的言的清澈激烈，不落情商与威权。现在前头并无巴士，小孩于自己在做的是嬉戏与真事并非不知分别，但是一样的认真，圣人说“立言存其诚”，就是这个诚言有这样泼辣的力量。而亦因这诚是带嬉戏的，所以有这样的好。他叫蒲蒲等等他，明明是嬉戏却几乎是焦躁的，怒气的，使我忽然明白了马祖与百丈说雁。马祖与百丈在路上见野鸭子飞过，百丈说野鸭子飞去了，马祖一把扭住百丈的鼻子，百丈叫痛，马祖曰：“何曾飞去！”那好法就如小孩的在客厅里叫蒲蒲等等他。

一清早起，外婆给先穿好衣裳鞋子放下地去一人玩耍，外婆再睡一歇，惟我也已起来了，他便叫“外公！”我应他，再叫“外公！外公！”我都随着他叫的音节高低抑扬而答应他。外公！唯！

外公呀！唯！他叫得渐渐激烈，忽然发起脾气叫外公呀！一种执拗，一种不肯干休，不知为何而生怒气，都只是那“言”的精神，“言”的新鲜泼辣。圣贤之言，诗人之言，政治家之言，百姓日常说话之言，都该要有像这样的新鲜泼辣，何其自然的创造精神！所以日本把言称为“言灵”。

名与言都是哲学上的大题目，我这回读《庄子》忽然明白了名也就是言。《旧约》里有一句“太初有言”，读了真使人高兴。

可是释迦曰：“凡说法者，皆是假说。”这又好得使人诧异。孔门虽曰正名，又有言语一科，然而也还似乎不及庄子的巽言更好。这是老子开的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因而庄子提出了法言与巽言。法言是常道常名，而巽言则非常道非常名。法言是大自然的记述，而巽言则不是记述，而是与大自然同格的创造，可不用苦心去对应大自然，而自己就是大自然的表现。

巽言是以不切题的语言，而比法言还更切题。因为你不能以言语去切题，但言语自身可以是题，这就是不切题也切题了。如此即佛云“法不可说”的，亦是可说的了。

懂得巽言，即究极的自然亦可说。这与中国文明的能以物质造形来创造“无”，是同一个道理。无是法姿，法姿惟是可以在创造中显现出来，而不是可被对应了来模写。

此事又关系宇宙可知不可知的问题。爱因斯坦结局自觉对于自然一无所知，能说这句话就是爱因斯坦的高了。汤川秀树惟是说究极的自然不可知，其实究极的自然亦在万物里，若以为成了物质的东西尚可知，亦正不见得。此所以《庄子》里王倪说：“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然而也有一种知法，如王倪下二句说的：“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原来知亦可以有像法言的知法，与像巽言的知法，像巽言的知法即究极的自然亦可以知得，否则也不能有巽言，不能有以物质的造形来表现未有物质之始了。

巽言虽是庄子所提出，其实源于《诗经》的“兴”。孔子会讲滑稽，会讲反话，就是他也有巽言的风光，可惜孟子以后的儒者就只知法言，不知巽言了。言似切题，似不切题，所以是绝对的，只可用一次，不可以被沿用。凡巽言都是非常的新鲜。惟禅宗能巽言。如《碧岩录》里垂示：“机一境，一言一句，大用现前，不存轨则，又摸索不着，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举：僧问法眼禅师：“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禅宗是以一个“几”字与能巽言，所以了不起。

但是法言与巽言都要，决不可没有法言。犹如知的场合，无限的悟识与有限的数学物理学的知识两者都要。但若不知巽言，而惟用法言来思考，则必不能有新的创造。思考必用语言，法言是既成的言语。但是尚有参悟与思考方法不同，参悟不用既成的言语，而是可以创造出巽言，巽言是生自这一刻的知慧的风光。儒家惟知遵循法言，陈腐之极，以至有五四时代的反礼教。法言还是必要的，但时代的革命的风动四方是要巽言。

现在同时要清祓法言，去宋儒以来所加于其上的迂腐之气，但必是从六经而来的才是法言。而五四时代的先生们与青年学生是不知道该清祓法言，却未废弃法言，结果反以西洋的主义与格言，如民主、自由、人权、阶级斗争、阶级协调、勇敢、小小的亲切等等来做法言，但这些哪里算是法言。言之不臧，身之灾也，国之殃也，所以弄到今天这样大乱的。

今时来做思想运动，第一就是要为百姓万民日常生活里再建六经的法言，而且要能巽言，使山河大地风吹花开皆是革命的言语。

思想学问的极致是人身的成就。西洋的是高等动物，儒家的是人，佛教的是佛，黄老的是仙。仙是战国时齐鲁多方士，其由来远自黄帝时，也许还更古，至庄子而在哲学上乃成立。庄子不与方士同，但他是对相异的东西也喜欢，初初提出了仙人仙境。

西洋的人是高等动物，对外物是占领，征服，自然界在他们是外物的一种总称。西洋人自古代以来，他们之中思想高超的亦有说人是神子，但他们的神把自然界来如此如彼的创造、干预，自然界还是外物。中国的儒则不然，人是人，已异于动物，不止是高等而已。人与万物皆生于自然界中，人对天地是宾主之礼。其实黄老思想的基调亦是如此，惟更能与自然相游戏。

西洋的是高等动物的社会，中国的是礼乐的人世。西洋人至今不脱原始人采集经济的那种做法，采集自然界的物质，又采集自然界的物理，来搭造成一个社会。但自然界的物质是生出来的，物理也是生出来的，物质的形态的变化与物理的条理的变化是生生的变化，西洋人可是不能自己也来生出东西。他们惟能采集自然界有生命的物质，而把来加以一制造，就统统变成都没有生命。物理也是一样，自然界的物理原来都是活的，而西洋人把来一加工，抽象化组织化了，便变成都没有生命的物理了。以前如希腊时代，他们采集物质与物理有了大大的进步，但是还不大会加工，他们之中的聪明人还意识地不赞成加工，如柏拉图以为数式是污损了数的美，阿基米得以为机械是污损了物理的美，所以希腊东西还有他的好。其后哥白尼、牛顿、普兰克与爱因斯坦都有新的采集。新大陆的发见与新天体的发见，亦只是采集经济的原始人今天又发见了新的地点一样。当时这些都可喜。但是到了西洋人用来建造的社会，与大自然全然隔膜，现在已弄到了杀绝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连人类亦活不下去了。

银河星群或天地，是依于大自然而赋予万物以形与理，都是有生命的。中国文明则人的悟识直通于大自然，人并非天地之子，而是与天地犹如兄弟，可以如天地的赋予万物以形与理，亦都是有生命的。天地创造了一个世界，所谓现实物质的自然界，人亦创造了一个世界，所谓礼乐的人世，两者各自直接依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所以人世与现实的物质的自然界不但直接相通，而且还可以是一体。中国文明自伏羲、黄帝至西汉都有这样的明亮。

但孟子以后的儒自满于人世的独立完整性，把现实物质的自然界疏外了，所以东汉就不如西汉。救之者是黄老。黄老把人世与自然界的藩篱完全打破，东汉的东西亦是好得有魏晋南北朝的加以大破坏，才又见豁达。明清以来的人世又遭西洋破坏，最经不起的是儒，惟黄老会对自己也幸灾乐祸，像曹操兵败时笑起来。

印度的极乐净土是依于大自然未有名目的意志与息的创造，但比中国礼乐的人世更易把现实物质的大自然疏外，虽然因此见得更纯。日本奈良凤凰堂的阿弥陀佛来迎图最得表达对极乐净土的信心。日本人是美术的民族，其美术之纯即与之有关。日本的歌与俳句没有一句不是诗，中国诗则一首之中有些地方不是诗。中国诗是在诗与非诗之际，其他如建筑器皿衣裳舞乐等中国的皆不及日本的纯美。但是都不如中国的开旷，一直是未完工的。这就是黄老。

文学的极致是人身的成就。黄老的无仙，仙比儒者说的圣人更能出入遨游于人世与自然界。比起佛，也是仙在自然界。仙有造化小儿的顽皮，佛则没有，儒者所谓的圣人亦没有。造化小儿的顽皮王者有。仙又很热闹，诸如《山海经》及为儒书所不收的神话与邹衍谈天地九洲等，皆为黄老所喜爱。

在古印度《梨俱吠陀》的颂大自然，完全是知性的，非常之好，没有希腊神话的那种贪欲、妒忌与权威感，但是佛教不收它，后来流于印度教，但已不为启发万民的知性而为魇足万民情绪，渐渐失去了那鲜洁，惟在甘地的人物与泰戈尔的话里才又辉耀了。中国古昔的神话与传统亦因儒教不收，杂收在道教里，变得有巫魇了。原来那些神话的知性可喜爱处不在于道教，而在于庄子的文章，与陶潜、李白、苏轼的诗里。还有是在于秦皇汉武的求仙里。

秦皇汉武的求仙与封禅泰山梁父，惹后世人许多批评，但亦真是可缅怀的。

明人里有说：若干万年之后，儒教先灭，道家尚存，又过若干万年，道教亦灭，佛教尚存；更过若干万年，佛教亦灭，天地劫毁。但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最后留存的还是道教，若道教是可以代表黄老的话。

一年我偕日本今之大儒安冈（正笃）氏自九州岛返东京，飞机接近东京时望见上空一阵黑雾。到羽田机场已快黄昏，并不下雨而一片灰色。飞机降落了却还要待一会儿才能下去，那灰暗的暮色把186华学科学与哲学人的心都荒凉了，我从座位的窗口望得见机翼下有暗红的火光，那完全是地狱的火。随后旅客下去了、零落地、寂寞地。我脚踏到地面时，只觉心里很难受。机场与东京都是这样的失意。走过机翼旁时又看看那暗红的地狱的火，心里不禁想起佛教，但现在世界各国年轻的一代是对基督教也在历史上忘失了，佛教的慈心悲亦徒然讨人不耐烦。而儒教是早已灭了。此时惟有黄老尚可存在，因为惟有黄老处劫毁而无地狱，能清祓物质而非道德，连披头嬉皮亦可以为徒。黄老是天地不仁，以披头嬉皮等等为万物。

初阳眩耀

孙文的思想与学问

汤川秀树着《创造的世界》里说：“二十世纪前半是科学上大发见的时代，后半应当是哲学的时代，来对应科学上的大发见而提出哲学上的新的思想体系。”而我是近来才想到不用等到后半，就在今世纪的初头，已有孙文先生的思想了。

今世纪三大思想的发见，是一九○○年普兰克的量子论，一九○五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一九一七至二四年间孙先生的政治论。但爱因斯坦的起初只是特殊相对论，至一九一五年才又发表了一般相对论，普兰克量子论是到了二十年代波尔等才完成了量子力学，与孙先生的政治论（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发表可说恰好是同时期。与此同时期尚有考古学上的大发见，一、解读了埃及的古碑。二、发掘了阿瑙与苏撒地域的新石器。三、解读了美索波达米亚的古文字。四、发掘了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

今世纪初至三十年代这一段，真是人类知性的辉煌时代，量子论与相对论引导出了原子核与素粒子的发见，西南亚细亚的地下考古证言了世界文明史的正统是在中国，而孙先生的政治论则是为现代世界的政治与产业开了一条新路。

三者之中，量子论与相对论最收了成功，世人无论知与不知皆对之敬仰。至于西南亚细亚的地下发掘，是至今尚闭锁在考古学者的专门框子内，尚未一般化到足以影响现在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正统的错误观念。而惟有孙先生的政治思想至今尚极少人真正能从学问上去接受。

史上凡新出现的大思想，皆是独自发想，独自把来完成的，与时俗一般人的想法不合，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为世人所承认。大抵科学上的新思想是经过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得到了天体现象的证明，或实验室里的证明后，即可得科学界的承认，于是大众亦随之而承认。但是哲学上的新思想不可能像科学的证明，往往要经过百年乃至三、四百年始为世人所承认。孔子的与释迦的思想都是如此。但是我们要使国人就在自今赶到统一中国前夕了解孙先生的思想。而先是要教导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能从学问上去接受孙先生的政治论。

文化人有句浅薄的话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等已是五十年前的东西了，现代世界天天在进步，这五十年来人家早已越过前面去了。但是这话不对。五十年前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今天亦依然是新鲜的。孙先生的思想亦如此。量子论与相对论今虽发见其是不完全的，但在物理学上至今仍被应用。而孙先生的思想则远比量子论与相对论更伟大，没有一点不完全。虽然有些地方是未成功，但未成功与不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除了浅薄的时代进步说之外，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是在科学的观念上、民主的观念上与历史学的观念上，不能接受孙先生的思想。至今学校里在教的是十九世纪的旧科学观念，如物质不灭论与力学的秩序论。物质不灭则不生，然则孙先生怎么说是生命的宇宙观呢？天体的秩序为万有引力所维持，然则孙先生又怎说是要王道呢？但这皆是十九世纪的旧科学知识，今世纪的物理学可是从素粒子的世界的诸现象，发见了物质是生灭的。又则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天文学，发见了天体的秩序乃是大自然的意志在维持，而诸力关系则惟是其结果的一部份表现。孙先生的思想是与十九世纪的科学观念相冲突，然而为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上的与天文学上的发见所证明了。

历史观亦然。

学校今在教的仍是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正统，从而政治学经济学等皆以西洋的为正宗，然而孙先生的思想是以中国史为正统，以中国的政治与产业的道德与性情为出发点的，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又如何能接受呢？可是今世纪考古学上发见的史料证明孙先生的是对的，世界史的正统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