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闪电绝不会两次都击中同一个地方。错！虽然人们是这么说来着，但事实绝非如此。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一些科学家发现，云地闪电击中的主要就是地面上那么一两个地方，每个地方被击中的概率比人们想象的要高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但人们其实是想说，闪电绝不会在不同时刻击中同一个地方。不过这种说法也不对。虽然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三千分之一，可是弗吉尼亚州一个叫罗伊·克利夫兰·沙利文的公园管理员就在1942年到1977年间被闪电击中了七次，而他每次都活了下来。但是在七十一岁的时候，他却朝自己肚子开了一枪，了结了此生，据说这是因为他陷入了一场单相思。如果人们不用闪电作比喻，而是直截了当，那就会这么说：概率极小的事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这么说还是不对。如果罗伊确实是因为单相思自杀的，那他就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心碎这种典型的伤心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是极小极小的。我今天想要讲述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个小概率事件中的第一个。

都柏林的12月天寒地冻，半夜11点，我不知置身何处。这不是指我的心理状态，不过这么说也行；因为我确实没来过这地方。冰冷的风在那些废弃的房屋间呼啸，在破损的窗户和随风摆动的脚手架的映衬下，整个气氛显得诡异神秘。由于还没装上窗户，墙上就留了些黑漆漆的洞，未完工的路面尽是些吓人的坑洞和翻起来的石板，阳台和出口处杂乱地堆放着管子，一些线缆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一头也没接上，这里简直就是上演一出悲剧的绝好地点。用不着侵肌寒风，光是这样的环境，就足以让我颤抖不已了。这些房子本应住满了人——他们此时应该已关了灯，拉下窗帘，安然入睡——可现在它们却毫无生机。当初，南都柏林郡的地产商高价卖掉了这些房子，虚情假意地向业主们许诺下奢华的生活，结果却连消防设施都未安装，业主们的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所以人们只能从这里搬了出去。

我本不应该到这儿来的。这有非法入侵之嫌，不过我应该担心的倒不是这个，而是这样做的危险性。对于普通人来讲，这样做会招人讨厌的，我本应转身，沿原路返回。虽然我对这些心知肚明，但仍然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45分钟后，我回到了外边，按照999接线员的指示，哆哆嗦嗦地等着警察。我远远地就看到救护车的车灯，后面跟着一辆不起眼的警车。马奎尔警探从车里跳了出来，胡子拉碴，头发蓬乱，说不上憔悴，但面容冷峻。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是个难缠的人——好像心里始终憋着一股火儿，随时准备跳起来教训人。虽然总体来讲，他看起来像是个酷酷的摇滚乐队成员，但实际却是一个四十七岁的当班警探。一想到这儿，他那时髦的范儿就变得对我毫无吸引力了，不过，他的外表倒是能显出这件事的严重性。在把他们带到西蒙住的地方之后，我又回到外边，等着向他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

我告诉马奎尔警探，我在房子里遇到了三十六岁的西蒙·康威。当时，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和其他五十个住户都从住宅楼里被疏散了出来。西蒙说得最多的是自己缺钱，又要给这个不允许他住进去的公寓付贷款，地方法院还可能会判决不再为他支付替代住房，而且自己还刚失业。我把我和西蒙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马奎尔警探，但由于已经记不清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于是就不停地在觉得说了什么和实际上说了什么之间来回变换说辞。

是这样的，我当时碰到西蒙·康威时，他正拿着一把枪。虽然在他被遗弃的家中碰到我让他吃惊，但在这儿碰到他，我更吃惊。他以为我是警察派过来跟他谈话的，我给他说自己跟警察没关系。我想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我的很多朋友就在隔壁。当时，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挥舞着那把黑色的枪。我费了好大劲才不做出躲闪的动作，还强压着自己想逃离这间屋子的冲动。虽然内心惊慌，但我试着安抚他，让他放下枪。我们谈了他的孩子，我尽力让他看到黑暗生活中的一丝曙光，还说服西蒙把枪放到厨房的洗手台上，然后我就报了警。当我挂掉电话后，发生了一些事。我说的话——虽然没说错，但我现在意识到我当时不应该说的——导致了一些事。

西蒙看着我，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在看我。他的脸色忽然变了。我警觉起来，但在我有机会说或做任何事之前，他拿起枪，对准了自己的头。枪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