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受鼓舞。我感觉到，政府正急于打破国家面临的僵局，并且他们现在开始相信，必须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此时，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对自己与库依茨的这次会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希望在我与库依茨的会见有任何结果之前就告诉别人。有时候，必须要等到某项政策既成事实之后，才能告诉自己的同事。我知道，一旦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我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和卢萨卡的同事都会支持我。但是，在情况开始有了转机之后，反而又没了音信。几周过去了，然后几个月又过去了，库依茨没给任何回话。于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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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总统，我仍然继续在与秘密和谈委员会接触。宪法发展部部长格雷特维尔强也加入了我们和谈的行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拥有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职责是把我们的讨论纳入宪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其美好的动机，并敦促政府释放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的政治犯，以显示其真正的诚意。在我告诉谈判委员会必须无条件释放我的同事的同时，我说，释放他们以后，政府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万姆贝基的行为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是在1987年被无条件释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将释放瓦尔特西苏陆和七名我在罗本岛上的同志，他们是：雷蒙德穆拉巴、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伊莱亚斯莫佐乐迪、杰夫马塞莫拉、维尔顿穆夸毅和奥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尔特、凯西、雷蒙德和安德鲁来看望了我，他们仍然住在波尔斯穆尔，所以我能够向他们告别。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释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五天之后，这些人就被从约翰内斯堡监狱释放了。这是一个立即引起国内、国外称赞的行动，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与由于瓦尔特和其他人的释放使我产生的那种兴奋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显得有点儿苍白。这是我们那么多年一直渴望到来并为之战斗的一天。德克勒克实践了他的诺言，人们被无条件地释放了，他们可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发表讲话了。显然，对组织的取缔也已经不再有效，这说明我们的长期斗争和我们坚持原则的决心是正确的。

德克勒克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他宣布，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并声明，《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将很快被废除。1953年以来，这项一直被大家称作小隔离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强，把公园、剧院、餐馆、公共汽车、图书馆、厕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按照种族进行分离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在当时，这是一个在pw博塔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秘密机构。

12月初我被告知，与德克勒克的会见安排在当月的12日。利用这段时间，我就能够与我的新老朋友进行协商，并在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会见我的老同事和群众民主运动及联合民主战线的领导人。我接见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和来自联合民主战线及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组织的代表团。当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西里尔拉马弗萨，他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也是新一代领导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人。我的罗本岛狱友也来看望了我，其中有泰勒勒寇塔和道克尤赛克斯瓦勒，他们两个人还一起与我吃了午饭。他们两个人特别能吃，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的司沃特准尉关于别人太能吃的抱怨，他说：那两个人想把我们的家当全吃光！

在几位同事的指点下，我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与曾经寄给p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这封信的主题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问题。我告诉这位总统，当前的对立正在消耗着南非的生命力，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无条件地接受谈判，特别是没有政府要求的那种前提条件：停止武装斗争。政府要求真诚地致力于和平，而我指出，我们准备和谈是真心实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