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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我被较早地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接替了埃克苏玛医生的位置。埃克苏玛在落选后辞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职务。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我10年前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是埃克苏玛医生设法为我安排了第一份工作，当时我还没有介入政治的想法。现在，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资历最深的人一道工作。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已经由一个牛虻变成了一个我一直反对的实权人物。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感觉，让我百感交集。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更容易一些，因为他没有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必须权衡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而且还要预料到来自像我自己这样的反对者的批评。

群众运动在南非是危险的。在这里，非洲人举行罢工是犯罪，言论自由和运动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举行罢工，一个非洲人不但要承担丢掉工作的危险，而且还要承担丢掉他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危险，甚至还会丢掉他在本地居住的权利。根据我的经验，政治性罢工要比经济性罢工更危险。因为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而举行的罢工与因为一个明确的、诸如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劳动时间而举行的罢工相比，是一种更危险的活动，需要特别有效的组织。国庆抗议日正是一次政治性罢工，而不是一次经济性罢工。

在酝酿7月26日大罢工中，瓦尔特走遍了全国，征求各地领导人的意见。在他外出期间，我主持繁忙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里是组织这次全国性大罢工的指挥中心。每天，各种各样的领导人都到该办公室了解按计划准备这次罢工的进展情况。他们有：达杜医生、迪利泽穆吉、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jb马科斯、玉苏福凯查利亚和他的弟弟毛尔伟、行动委员会书记高尔瑞德贝、迈克尔哈迈尔、皮特拉宝罗、库恩撒托英特拉纳。我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行动，与各地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我们一点闲空都没有，匆匆忙忙地做着各种谋划。

国庆抗议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尝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政治性大罢工，也是一次恰到好处的、成功的大罢工。在城市里，多数工人都待在家里，黑人经营的商店和公司都关门停止营业。在贝索尔，后来成为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格特西班德领导了5000人的游行队伍，这次活动成为全国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国庆抗议日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给马伦政府传递了一个警示：我们不会在种族隔离面前一直保持被动。因此，7月26日成为自由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解放运动中，它被看作是自由日。

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我感觉到一种由于计划周密而取得对敌斗争胜利迸发出来的兴奋感和与可怕的敌人斗争中产生的同志情谊。

我正在学习的斗争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如果一个人投身于斗争中，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家庭生活的人。在准备国庆抗议日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马卡托莱瓦尼卡出生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正陪着艾韦琳住在医院里。但是，这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日常休息时间。他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自1917年到1924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二任主席的赛法库马宝高马卡托中的马卡托，一个是赞比亚主席莱瓦尼卡。马卡托是一个佩迪酋长的儿子，他曾经带领志愿者反对不允许非洲人在比勒陀利亚人行道上行走的种族歧视性法令，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是胆识和勇气的象征。

在国庆抗议日的准备期间，有一天我太太告诉我，我当时只有五岁的大儿子泰姆比问她：我爹住在哪里？我一直是深夜他已入睡的时候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他还没醒我就早早地离开了家。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十分想念他们，不知不觉我竟然几十天没和他们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我长期坚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共产党的总书记、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摩西考塔尼经常深夜来我家，我们常常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考塔尼头脑清醒，自学成才，是德兰士瓦省一位农民的儿子。他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反对我们？我们都反对同样的敌人，我们不想独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权力，我们也是为非洲民族主义而工作。最后，我无法找到理由反驳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