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海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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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后，我并没有回家。尽管别人的心情像过节一样，急于庆祝一番，但是我知道，当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动袭击，而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袭击的机会。我急于在被禁止或逮捕前脱身，当天夜里我住在了约翰内斯堡一栋安全的房子里。那是一个睡在陌生床上不安宁的夜晚，每辆汽车的鸣叫声都会让我担惊受怕，认为可能是警察来抓我。

瓦尔特和杜马把我送上路，这次的目的地是伊利莎白港。在那里，我将与戈万姆贝基和雷蒙德穆拉巴见面，并探讨新地下组织结构问题。我们在马斯拉帕泽医生的家里见了面，马斯拉帕泽后来因为允许我们在他家里会面而被判监禁了两年。在组织上安排的一所安全房子里，我会见了《自由伊利莎白港晨报》的一位编辑，与他讨论了全国代表大会运动问题，目的是赢得另外几家报社的支持。我后来又拜访了帕特里克邓肯，他是《自由周报》的编辑和出版人，也是自由党的创始人和反抗运动期间第一个白人志愿反抗者。他的报纸一直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由共产党人控制，但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的第一件事却是仔细叛国审判记录使他纠正了错误观念，他将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些错误观念进行更正。

那天夜里，我在开普敦召集的非洲人乡镇牧师会议上讲了话。我之所以提及这次会议，是因为有一位领祷牧师几年来一直与我在一起，可以说是我困难时期的力量支柱。他感谢上帝的慷慨、仁慈、怜悯和对全人类的关心，但是，他当时也以自由的名义提醒上帝，他的子民中的某些人正在被另一些人蹂躏，而上帝对这个事情似乎没有给予注意。那位乡镇牧师后来说，如果上帝不在引导黑人得到拯救时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黑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拯救自己，阿门！

在开普敦的最后那个上午，我要在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皮克的陪同下离开宾馆，我对宾馆的有色人经理表示感谢，因为他对我照顾得非常好。他非常感激，不过也非常好奇。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告诉我有色人社团担心在非洲人执政后，他们将和现在在白人执政下一样受压迫。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意人，可能与非洲人接触不多，因此，担心黑人也会和白人一样压迫他们。这种担心在一部分有色人社团中很普遍，特别是在开普地区。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但是我还是向这位经理介绍了《自由宪章》，并强调我们承诺不搞种族歧视。一位自由战士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

第二天，我在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大会运动联合执行委员会一起召开的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否应该采用完全彻底的、配以罢工纠察队和游行示威的罢工形式。坚持采取罢工形式的委员说，我们自1950年就采用的在家中静坐的斗争策略经历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吸引群众的形势下，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形式是必要的。我赞成另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家中静坐可以打击敌人，同时又可以防止敌人对我们反扑。我坚持认为，人民的信心在我们的运动中得到了提高，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我们并不是不顾他们的生命。我说，在沙佩维尔由于示威者的英雄主义，使敌人打死了我们的人。我坚持采取在家中静坐的方式，尽管我知道全国人民对被动反抗已经不耐烦，但是，我又认为不应该没有全面策划就脱离我们已经验证过的斗争策略，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罢工形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取在家中静坐的形式进行罢工。

生活在地下需要经历一种地震式的心理转移。你必须对每个行动进行计划，不管行动是小还是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无罪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你不能自己左右自己，必须完全适应你所承担的任何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南非黑人要适应的东西还不算太多。按照隔离法，一个黑人生活于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蔽之间。做一个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不相信任何事情，这与一生生活在地下没有什么不同。

我变成了一个夜间活动的生灵。白天躲在隐蔽的地方，天一黑就出来做我的工作。我主要是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过根据需要我也会到其他地方。我住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在人民中间，哪里没有人、哪里不引人注意就住在哪里。尽管我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是我更喜欢孤独，我希望有自己左右自己的机会，自己做计划、自己思考、自己谋划。不过，我孤独得有点过分，令我十分想念我的夫人和家人。

在地下的关键是让别人看不见。正如走进房间时可以使你十分显眼一样，你也完全能够在走路和行动时使自己不被别人注意。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要经常出头露面；但作为一个罪犯，却又不能这样做。在地下工作的时候，我走路时不能挺胸，站立时不能直腰。我说话的声音要低，且不能说得清清楚楚。我要更被动、更少管闲事，我也不刮胡子、不理发。我伪装最多的是司机、厨师或园艺工。我身上穿的是现场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并且常常戴着没有镜框的茶色眼镜。我有一辆汽车，并且有一顶与我的工作服相配套的司机帽。装扮司机更为方便，因为我可以找借口开着汽车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