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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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生活是愉快的，也是令人感到不稳定的。那里的气氛活跃，那里的精神富有冒险性，那里的人民足智多谋。尽管那里的城镇也有个别漂亮的建筑，但是，公正地说，那里可以用贫民窟、当局对那里的生活漠不关心来描述。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从马口铁火盆里和炉灶里冒出的煤烟。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路旁流进水塘里的死水蛆满为患，散发着恶臭。由于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被认为是一座黑暗城镇。夜间步行回家非常危险，因为没有灯光。寂静偶尔被喊叫声、狂笑声和枪声打破。这种黑暗与特兰斯凯的黑暗完全不同，那里的黑暗似乎是把一个人包裹在欢迎的怀抱里。

城镇区拥挤得令人绝望，每平方英尺土地不是被摇摇欲坠的房子占据，就是被铁皮房子充斥。在特别差的地方，邪恶暴力经常发生。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夜里经常发生动枪动刀的暴力事件。这里身带抖腕弹出刀的强盗很多，也很出名，当地人把这些强盗称作曹次司（歹徒）。那个年月，他们模仿美国电影明星，头戴浅顶呢帽，身穿双排扣上衣，系着宽而华丽的领带。在亚历山大，警察出警是生活中的一大特点。警察经常大量地抓人，因为那里的人行施暴力，拥有烈性酒，也不缴纳人头税。几乎每个角落里都有铁皮房地下酒吧、非法沙龙，这些地方都出售家酿啤酒。

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是，这里也是个致富之地。作为南非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非洲人在这里可以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当地的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生活在农村或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非洲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其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和种族之间的隔阂，我们不是考撒人、索托人、祖鲁人或山杠人，我们是亚历山大人。这种生活创造的团结意识，在白人当局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白人政府在处理非洲人的时候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和依靠人民中的种族分裂势力。但是在亚历山大这样的地方，这些差别是不存在的。

亚历山大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这是我离家之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尽管后来我居住在索韦托地区的奥兰多，而且居住的时间远比居住在亚历山大的时间长，但是，我总是这样看，虽然在亚历山大没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是自己的家，而奥兰多虽然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不是自己的家。

在亚历山大的第一年中，我比在库奴生活的孩提时代更加了解贫穷的含义。我似乎从来就没有钱，我想方设法依靠各种生活资源生存着。律师事务所每周付给我两个英镑，其中包括合同约定职员一般要付给律师事务所的一大块学徒费。在每周两英镑的收入中，作为房费，我每月支付库玛先生13先令4角；来往亚历山大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是只供非洲人乘坐的当地巴士，每月要支付一英镑12先令，这用去了我收入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为了通过函授完成学业，我还要支付南非大学的各种学习费用；另外大约一个英镑是生活费。薪金的一部分还要购买更重要的物品蜡烛，没有蜡烛我就无法学习。我买不起一盏煤油灯，蜡烛陪伴着我每天苦读到深夜。

显然，每个月我都要差几便士。为了节省车费，每月有几天我要早晨跑六英里去城里上班，晚上再跑六英里回家。我常常饿着肚子度过一天又一天，衣服也无钱更换。希代尔斯基先生有一次把他的一身旧衣服给了我，他与我一般高。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五年中我几乎天天穿着那身衣服，到后来，那套衣服到处是补丁摞补丁。

一天下午，我乘巴士回亚历山大，与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人坐在一起。他是那种喜欢穿美国电影中强盗穿的服装的青年人。我发现我的衣服刚刚触及他的衣服边，他就看到了，于是他非常在乎地动了动身，使我的衣服不再靠在他的衣服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想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当时却是令人痛心的。

帮助穷人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帮助穷人常常是真实友情的孵化器。当有钱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向你表示友好，但是，当你贫穷的时候，则很少有人与你交往。如果财富是一块吸铁石，那么贫穷就是一个排斥器。贫穷也常常会引起别人的同情。一天早晨，为了省钱，我决定步行去城里上班。在路上认出了一位年轻女士，她是我福特黑尔大学的同学，名叫皮利斯马赛库。她在大街的同一侧向我走来。我由于穿得太破而不好意思见她，因此，想横过大街，希望她认不出我。但是，我听她喊纳尔逊纳尔逊！我停住了脚步，并转身走上前去，假装这时才认出了她。她见到我很高兴，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么寒碜。纳尔逊，她说，这是我的地址，奥兰多东头234号，请你到我家里去玩。我决心不再自己羞辱自己，一天我需要正常地吃一顿饭，于是就来到了她的家里。她没有因为我贫穷而小看我，从那以后，我经常去看她。

我的房东库玛并不富裕，但是，他是一位慈善家。每个礼拜天，我往往一整天都在挨饿，他和他的夫人总是为我提供免费午餐。那些蒸猪肉和蔬菜常常是我一周能吃上的唯一一顿热饭。不管我在哪里或做什么，礼拜天我决不会不到库玛先生家。其余时间，我都是靠面包维持生活。有时候，所里的秘书们也会给我带些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