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几乎都没有钱，但是，那天上午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商人那里，说好把摄政王的两头牛卖给他。那位商人认为是摄政王吩咐我们来卖牛的，我们也没有纠正他的错误想法。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价钱。我们用卖牛的钱租车去了当地的火车站。我们打算从那里乘火车去约翰内斯堡。

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们不知道摄政王已经驾车来过火车站，并告诉车站经理，如果有两个青年人来买去约翰内斯堡的车票，一定不要卖给他们，因为自己不允许他们离开特兰斯凯。我们到了火车站，发现那位经理说什么也不卖给我们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父亲来过这里，说你们想跑。我们大吃一惊，赶紧回到我们租的那辆车上，告诉司机把我们送到下一个车站。下一个车站距离这个站大约50英里，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

我们好不容易才上了车。但是，这趟车最远到昆斯敦。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黑人外出旅行是件很复杂的事情。所有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有当地事务局颁发的当地人通行证，要求遇到白人警察、公务员或雇工老板要出示这种通行证。不出示通行证就会被逮捕，送上法庭，判处监禁或罚款。通行证上记有持证人的住址、酋长姓名，是否缴纳了人头税等。当时，这种人头税只向非洲人征收。后来，这种通行证变成了小册子即身份证。据悉，这种身份证记录了持有人的详细资料，并且每月必须由持有人的雇工老板签字。

佳士提斯和我都已经办好了通行证。但是，一个非洲人要离开原属地到另一个地区去工作或居住，还需要有旅行文件，即本人的雇工老板（像我们这样的就需要监护人）出具的许可证或许可函。就是这些文件都有，警察也可能因为其中有的文件没签字或日期不对找你的茬儿。如果根本没有这些文件，那就很危险。我们的计划是在昆斯敦下车，然后去一家亲戚那里办理这些文件。这也是一个欠考虑的计划，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昆斯敦遇见了穆旁多比尼酋长。他是摄政王的一个弟弟，对佳士提斯和我都很好。

穆旁多比尼酋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了需要当地行政长官签发的旅行文件，并谎称我们需要这些文件的原因，声称我们出来是为摄政王办事的。穆旁多比尼是从当地事务局退休的翻译，与行政长官很熟悉。他没有理由怀疑我所说的话。他不但领着我们去找行政长官，而且还为我们担保，并说明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行政长官听了酋长的说明后，马上为我们办理了所需要的文件，并加盖了公章。佳士提斯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满意地笑了。但是，正当行政长官准备把这些文件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他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说：作为礼节，应当告知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我们认为这件事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的话让我们很不安，但是我们仍然安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行政长官用他的电话与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取得了联系。糟糕的是，摄政王正在拜访乌姆塔塔行政长官，此时他正坐在行政长官的办公室里。

当昆斯敦的行政长官把我们两人的情况告诉了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时，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似乎说：啊，他们的父亲正好在这里！然后让摄政王接了电话。当昆斯敦行政长官告诉摄政王我们的请求时，摄政王勃然大怒。把两个孩子抓起来！他高声说，足以让我们通过话筒听见他的声音，把他们抓起来，然后立即把他们送回来！行政长官放下电话，对我们很生气。你们两个是小骗子，并且撒谎。他对我们说，你们企图欺骗我，现在我要把你们抓起来。

我立即站起来为我们辩解。通过在福特黑尔学习，我懂一点法律，这回派上了用场。我说，我们向你们说谎是事实，但是我们并没有违反法律，你们不能仅仅依据摄政王的建议就逮捕我们，何况他又正好是我的父亲。这位行政长官作了让步，没有逮捕我们。但是，他让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并且不允许我们再登他办公室的门。